张 申，程 霖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古代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传统经济思想对工业的态度主要是轻视，缺乏孕育工业经济思想的土壤，没有较为系统的工业经济思想。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开启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对工业经济思想的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填补了中国工业经济思想的空白，也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以往的研究缺乏对近代以来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的系统梳理，①且在目前众多关于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研究中，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思想内容本身，而忽略了中国工业化思想正是国人学习和借鉴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后创造性提出的思想成果，未能深刻揭示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对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内容和特点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演进之间的关系。

在本文研究中，我们借用人类社会学中的涵化研究方法作为分析框架。涵化研究是文化变迁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多应用于异质文化间横向影响的过程分析，着重于对文化传播的结果而非仅是传播本身的描述。②由于本文重点考察的内容之一是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影响下的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演进，即不仅研究外来异质思想的传入，更试图呈现该思想传入对中国经济思想产生的深刻触动和巨大变化。因此，涵化的研究框架可对这一过程和结果进行较为清晰的梳理，突出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有别于其他西方经济思想传播的特质。这是本文尝试性运用涵化方法进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原因所在。

一、分析框架：外在动力与内在演化之间的关系考察

人类社会学在研究文化变迁时常采用专有概念“涵化”（acculturation）来描述其中的一种变迁机制。涵化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在持续接触时，一方或多方群体的原有文化随之发生变化的现象。③不同于同一文化群体内部的文化延续（即“濡化”，enculturation），涵化特指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某一文化因受到外来异质文化的作用而发生的变迁。因此，涵化研究被定义为研究不同文化相互接触而产生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结果。④在进行涵化研究时，人类社会学者对不同的文化群体进行了抽象分类处理，将进行文化传播的群体称为“施予者”（honor group），将接受异质文化并发生涵化的群体称为“接受者”（receiving group），⑤并对这一组变量进行考察，内容包括施予者传递的内容、接受者发生的变化等。在接触施予者后，接受者自身的文化涵化即被触发。然而，受历史、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涵化的发展会有显著不同，可产生“取代”（substitution）、“综摄”（syncretism）、“增添”（addition）、“文化萎缩”（deculturation）、“创新”（origination）和“排拒”（reaction）的结果，⑥且随着涵化过程中自然伴有创造性，⑦最终在接受者内部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文化。由此，文化变迁的过程、机制和结果这些相对抽象的内容便被清晰地呈现。

我们借用涵化研究的分析框架说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影响下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这一以往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为存在巨大差异的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接触提供了契机，这是“涵化”的前提；其次，西方工业经济思想较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工业的部分而言，更具优越性和实用性，从而便产生了“施予者”与“接受者”的分野；最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并不是原有学说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国内部产生发酵，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背景下“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发生根本逆转，并发育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内容。因此，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传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演进是一个经济思想上的“涵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过程，我们将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及其传播这一类似于“施予者”，且对中国经济思想产生刺激的一方称为“外在动力”，将中国经济思想及其相应的发展这一类似于“接受者”，且在其内部产生“涵化”的一方称为“内在演化”，进而考察这一组变量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作用关系和作用结果。

二、外在动力触发内在演化：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芽（1840－1894年）

鸦片战争前中国长期处于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在“重本抑末”思想的支配下，社会普遍对工业技艺采取蔑视态度，甚至称其为“奇技淫巧”并加以抵制。这种局面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才被打破，1840-1894年，西方有关工业经济的意识形态开始持续涌入中国，触发了中国经济思想领域的剧烈演化。

（一）社会变革下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早期传播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是体现在思想层面。在见识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后，近代国人有关“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打破，一些进步人士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途径，随即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⑧掀起了学习西方以实现国富民强的思潮。二是体现在社会经济层面。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传统自然经济模式被瓦解的同时，工业经济元素滋生，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农业经济结构，开启了中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社会转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开始传入，所以，该思想的传播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其一，它满足了近代国人引进西方工业经济进而“求富求强”的主观愿望；其二，它满足了中国推进工业化建设而亟需思想指导的客观需求。

但要指出的是，此阶段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传播并不是通过专业书籍和文献，而是通过中国学者对西方发达工业的描述，间接地呈现在国人视野中，经济性分析不多，这是该时期的传播特点。如冯桂芬提倡推广机器生产，称西方人“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⑨郑观应主张效仿西方发展工业，全因国货“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外洋之多”。⑩薛福成更是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形成这个传播特点的原因在于：首先，农业社会了解工业经济必定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感性认识必然要先于经济学分析的理性认识；其次，引进工业经济思想须有经济学、工业技术和数学等相关基础，而近代国人在这些方面尚显薄弱；最后，西方有关工业经济思想的内容如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等尚处发展时期，因而难以系统引进。

（二）新旧思想交替下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芽

虽然这一阶段的传播水平较为有限，但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为国人展现了一幅发达的工业社会蓝图，引发了国人发展工业的热情，产生了后续的经济思想“涵化”。事实上，作为外在动力，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早期传播恰恰起到了触发器的作用，启动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内在演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思想上的“取代”，即以西方崇尚工业的经济观念取代了中国轻视工业的传统观念，这便是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芽，具体表现在：第一，反对“农本工商末”，要求提升工业的社会地位。如前所言，薛福成主张“以工商为先”，⑫而王韬、郑观应等也呼吁重商，如“恃商为国本”，⑬“不兴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⑭但此时的重商其实有着工、商结合的意味。第二，反对“奇技淫巧”，要求为工业正名。如魏源很早就提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⑮冯桂芬也主张“农具、织具，百工所需，所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⑯第三，反对保守派“机器夺民之利”的观点。在外在动力的刺激下，中国经济思想的内在演化还有另外一个结果——“排拒”，即坚决排斥西方的工业经济观念和事物。该群体由思想保守的传统士大夫组成，他们声称机器会“夺小民之利”。对此，薛福成提出了著名的“机器养民说”，⑰指出机器可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并销往国外，其不仅不会剥夺穷人的生计，从长远来看还可以增加国民财富。

由此可见，在第一阶段，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取代”和“排拒”并存的涵化结果。虽然只是暂时的，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同时与传统势力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传统观念，加深了对工业经济的认识。这些认识恰恰构成了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初步形态，虽无较强的理论色彩，却为下一阶段思想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三、外在动力推进内在演化：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共同发展（1895－1934年）

1895年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传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发展开启了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内在演化所产生的“排拒”效果逐渐消散，“取代”所代表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思路不断明朗。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这一局势得到根本确立。由于战争的失利，国人爆发了强烈的救亡意愿，急于发展工业经济，也因此引发了对西方工业经济思想更为迫切的需求。这种需求必然会提升传播的数量和质量，进而极大地丰富工业化思想发展所凭借的理论素材。因此，1895-1934年，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的关系大体上表现为共同发展，但其本质是通过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的外在动力，实现对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这一内在演化的推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涵化的结果不再是简单的“取代”，而是具有初步意义的“创新”，其内涵是在吸收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自身条件和现实需要，制定工业化发展战略，构建和丰富工业化思想。

（一）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开始系统引入中国

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在甲午战争后得到发展：

首先，体现在传播主体与传播载体的提升上：一方面，归国海外留学生取代来华传教士和国内早期改良派成为此阶段的传播主体，传播主体的经济学素养得到显著提升。20世纪初，经济学海归学生主要是留日归国生，而“五四”运动后，留学欧美归国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学图书的出版得到极大发展，工业经济类专著不仅开始出现，且出版数量持续增长。据笔者统计，1895-1904年仅为2本，1905-1914年为3本，1915-1924年上升至15本，1925-1934年突增至130本，其中包含不少译著。⑱此外，一些杂志也开始刊载关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内容。

其次，就此阶段引进的内容而言，具体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工业生产与工业管理知识。清末光绪年间，英国玛体生（Ewing Matheson）和傅兰雅（John Fryer）的《工程致富论略》（1898）是目前可查证的最早的一部著作，⑲可被看成是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系统传入中国的起点。另外，该类书籍还有日本中村康之助的《工业常识》（1918）、王禹图的《工业经济学 ABC》（1932）、彭维基和阮湘的《工业经济》（1934）、日本川西正鉴的《工业经济学概要》（1934）等。管理方面则有日本神田孝一的《工场管理论》（1930）、英国伯纳德·莫斯栖奥（Bernard Muscio）的《工业心理学浅讲》（1931）、美国琴巴尔（Kimball）的《工业组织原理》（1934）。

第二类，工业规划和工业指导思想。较早的一部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当时译文名为司旦离遮风司）所著、美国卫理和王汝马冉合译的《工业与国政相关论》（1900）。该书译自杰文斯于1882年出版的“The State in Relation to Labour”，是其重要代表作之一，主要探讨国家对工业的保护和干预。另外，还有奥地利菲里波维（Philippovich）的《工业政策》（1922），以及日本关一的《工业政策（上、下）》（1924）。

第三类，产业组织理论。这方面有一系列的文章，如梁启超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卢寿篯的《论托辣斯之沿革及救弊方法》（1914）、徐式圭的《“卡特庐”与“托拉斯”之弊害及其补救方法》（1922）、黄大中的《独占产业组织的加特尔》（1933）等。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后由于国人对知识的渴求，西方工业经济思想进入了系统传播的阶段，且内容较为丰富，并非前人所认为的仅有工商管理等内容。⑳然而，由于此时的图书在介绍工业经济思想的同时多混合着工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引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学的独立性和研究的理论水平。但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国内为切实发展工业亟需技术知识，而国人的经济学素养也相对有限，因而需要这种“半经济学半技术”的常识类书籍作为过渡。

（二）中国工业化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和丰富

甲午战争后“向西方学习”的障碍被扫清，更为丰富的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为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工业化思想不仅被确立为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而且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不再仅停留于要求发展工业，而是为中国工业发展切实地提出较为具体的工业化方针，体现了涵化中的“创新”。

首先，在主导地位的确立上。1897年梁启超提出的“以工立国”，[21]以及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提出的“定为工国”[22]都是明确要求将工业化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思想。虽然该思想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对现实操作影响较小，但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向工业化思想的转变基本完成，工业化思想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主流。[23]另外，清政府于20世纪初实行的清末新政延续了奖励实业的方针。可见，工业化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已取得了政府的认可。辛亥革命后，一些学者将该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为工业化纲领，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如张謇的“实业救国”，以及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北洋政府时期，学术界还展开了一场“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结果以坚持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学者占据上风而告一段落，中国思想界自此彻底抛弃传统思维，[24]工业化思想真正占据了支配地位。

其次，在内容的丰富上。相较于前一阶段集中论述工业化的优势，此阶段国内学者更重视谈论如何实现工业化。如张之洞主张以发展铁路来带动工业，称“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25]张謇则认为要实现实业救国，必须大力提升作为支柱产业的棉纺织业和钢铁业，从而带动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操经济界之全权”。[26]孙中山的思想更为丰富，他针对中国现状，全面规划了包括交通运输、商港建设、资源开发、移民垦荒和工农业生产等实业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还提出了在“操之在我”的前提下引进外资的思想、国营与民营相互结合的思想等。[27]可见，以上内容已不再是对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简单借鉴，而是带有一定的“创新”内涵。另外，周学熙、章太炎、穆藕初和廖仲恺等人也有着丰富的工业化思想，学界也积累了不少相关研究，在此不再赘述。不难看出，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的推动下，中国工业化思想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四、内在演化脱离原有外在动力：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的延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转型（1935－1949年）

1935年，蒋介石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引发国内知识界对此问题的热切关注，掀起了工业化争论的一轮高潮。[28]此时，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与中国工业化经济思想快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前者保持延续，后者却不再停留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已有的研究领域和体系，而是增加了更多原创内容，且在思想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上皆有显著提升。究其原因，经济学是一门讲求“经世济用”的社会科学，因此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上，势必要考虑中西方背景的差异。相较于中国，西方国家自发地实现了工业化，所以其工业经济思想多以工业化为既定前提，探究工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并解读产生的问题，“解释世界”是其核心诉求；而中国面临实现农业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其经济学必须要有“改造世界”的功效，完全依附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无法满足现实需求，中国工业化思想面临突破。涵化的结果是进一步的“创新”。在中国工业化思想上表现为“转型”，其第一条路径是从依附西方工业经济思想转为加强自主创新，第二条路径是从向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学习转为向更适合自身发展的苏联工业模式学习。以上两条路径本质上都是内在演化对原有外在动力的脱离，这是该时期的主题。

（一）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的进一步发展

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传播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发展态势，甚至有了更大进展。这主要源于国人经济素养的提高和对经济发展的普遍重视。在传播主体上，此阶段不仅有大量以欧美留学生为主的海归群体，还涌现出一批从事工业经济研究的知名经济学家，如方显廷、刘大钧、谷春帆和吴景超等，并非“那时还未出现有名的专家和学者”。[29]一些经济研究所也相应建立，如1930年中国经济学社设立的“研究工业委员会”，创始人为刘大钧。[30]在传播渠道上，工业经济图书和期刊有了显著发展。首先，从图书看，1935-1949年虽然历时较短，但工业经济类专著总计408本，是1840-1934年图书总量（148本）的近三倍。其次，工业经济类期刊发挥了更大作用。当时有代表性的杂志如《新经济》、《中国经济》、《经济周报》和《经济汇报》等都常以包含工业经济在内的产业经济作为研究主题，[31]而一些工业经济专业杂志也相继问世，如《上海工业化研究》、《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中国工业月刊》和《工业月刊》等。

此阶段的传播内容也极大丰富，对以往未接触的内容都有所涉及，实现了思想的全面传播，具体表现在：

第一，就覆盖的主题而言，以书籍为例，相比1895-1934年书籍多集中在地方工业经济、轻工业、地质、矿业等应用方面，此阶段的书籍除涉及更多主题外，在中国工业经济理论、工业计划与管理、工业建设与发展、工商政策与文献、世界各国工业经济等理论方面的数量也有了明显增长。

第二，就传播的来源而言，上一阶段译自日本的书籍较多，且世界各国工业经济类图书（10部）中有一半是关于日本的。1935年后，介绍苏联（15部）、英美（8部）工业经济的图书明显增多（总数30部），有关捷克、瑞士工业经济的书籍也相继问世。另外，介绍世界各国工业发展情况的工业经济类文章也不断涌现。[32]

第三，就传播的热点而言，此阶段有两方面的内容比较突出。一是西方统制经济思想的大量传入，事实上该传播自20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兴起。王亚南、马寅初、谷春帆、刘大钧等人都曾以文章或专著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阐述，在此方面国内已积累了诸多研究成果。二是产业区位理论的集中传入，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陈振汉和任美锷是传播的突出代表，他们以多篇文章介绍了以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为代表的工业区位论，[33]理论追踪度与准确度较好，具有较高的传播水平。

由此可见，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1935年以后进入了传播的高潮时期。但就其理论贡献，即以统制思想和工业区位理论为代表的传播内容而言，不足以解决农业国工业化的系列问题，因此国人需要更多的探索，才能满足现实需求。

（二）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转型：自主创新与向苏联学习

中国的工业化思想面临转型，因其无法复制西方的工业化轨迹，遭遇了西方自发工业化国家不曾遭遇的问题，所以在积累了一定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方法和经济学人才后，对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态度从依附改为脱离，这是中国工业化思想演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工业化思想转型的路径之一是自主创新，具体体现为：

首先，在文献著述方面，1935-1949年，在西方已有的工业经济思想中，工业化研究尚未形成凸显之势，但在当时的中国，工业化研究已成为社会热点而大量涌现。1935-1949年，民国期刊中以“工业化”为题的文章582篇，远超1895-1934年的77篇。[34]专著方面，何廉和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1930）、吴景超的《中国工业化的途径》（1938）、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1944）及其六种工业化系列丛书、[35]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945）和《中国工业化通论》（1947）、顾毓瑔的《中国工业化之前途》（1949）等都是该时期出版的工业化专题研究的代表作。另外，不少海外留学生也将工业化作为博士论文的考察对象。[36]以上研究既显示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研究已进入高潮，也显示了该思想已逐渐自成体系、学者辈出，为近代中国工业化自主创新提供了可能。

其次，在理论成果方面，有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论著。相较于其他更多关注中国工业化的研究，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张培刚的博士论文更是一部谈论农业国工业化一般规律的纯理论著作。他以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局部均衡理论和区位理论为分析方法，提出了农业国工业化的六大首创性见解，并指出，“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想要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37]该书不仅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著作，更因其学术的高度规范和巨大贡献得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肯定，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38]此外，谷春帆也是工业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之一，其在《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945）、《中国工业化通论》（1947）等研究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问题及其与中国的资源、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业组织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混合经济制度思想，即根据工业化待办事宜的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经济体制策略，等等。这都是当时中国发展工业亟待解决、但西方已有工业经济思想中相对匮乏的要点所在。另外，方显廷和刘大钧在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实行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方面也有重大贡献，而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39]

最后，在一些工业化的具体问题上，近代学者也形成了一些争论，丰富了工业化思想。一是工业化发展中的轻重工业结构问题。当时学者普遍从备战、国防以及重工业的核心地位等角度出发，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但也有学者指出，轻重工业应“同时兼顾，相辅而进，不能偏颇”。[40]二是工业化与经济制度的问题。很多学者主张实施统制经济制度，但也有学者提出要实施混合的经济制度。[41]三是工业化区位问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工业区，并使其分别自给自足，但有学者反驳道这是“反经济的”，正确做法应是根据各地区资源，计划各区工业建设的重点，但同时也应保证其彼此之间的密切关联。[42]

类似例证还有很多。不难看出，此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思想无论在研究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有较大飞跃，逐渐创建起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融合互补的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这一涵化结果中的“创新”不仅丰富了世界经济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指引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工业化思想转型的路径之二是向苏联学习。不过鉴于本文探讨的仅包括来自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传播，对此内容仅做简述。从工业经济的期刊文献和图书数量上就能观察到有关苏联的研究明显增多，[43]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近代学者对苏联工业模式探讨较多的是其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及计划经济模式，这些思想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深远影响。而以苏联为参照对象，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五年计划”取得了卓越的工业化成果，比遭受经济危机的欧美国家更受世界瞩目；其二，苏联的基本国情与中国更为类似，即同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且皆拥有较大的农业生产比重；其三，苏联的工业化推行的是由政府主导的统制经济体制，该体制在当时的中国普遍被认为是有效的，优于欧美国家传统的自由经济体制。

五、外在动力与内在演化关系发展的逻辑解释：理论与现实间的差距与匹配

以“涵化”为分析框架可梳理出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下中国工业化思想的内在演化轨迹：“取代”与“排拒”并存——初步的“创新”——进一步的“创新”，也完整揭示了篇首所提到的“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有别于其他西方经济思想传播的特质”，即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在千年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轻贱工业的传统观念，更使其孕育并发展了工业化思想——一个有关农业国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思想，一个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都没有（或称不够成熟）的思想。

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影响下的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这一内在演化结果为何会呈现出如此轨迹，即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何以产生并转型？当然，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传播及其本身存在的不足是直接原因，但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与中国工业化思想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辩证关系，本质上是基于社会发展变革的选择，换言之，是经济现实与经济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差距，随即后者不断努力以匹配前者的动态作用结果。

（一）追求与经济现实相匹配是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

无论经济学的本质究竟谓何，其所具备的功能性是任何社会皆不能回避的，即经济理论应对经济现实有所解释并形成指导。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新问题会持续涌现，经济理论须不断发展，最终与之相互匹配。因此，经济现实的发展是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这也就是一直处于农业经济中的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无法孕育工业经济思想的一个关键原因所在。当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产生时，经济理论就会通过多种渠道寻求弥补，包括：（1）挖掘以往经验和理论成果；（2）学习外来理论；（3）理论创新。这三种渠道往往混合存在，但在特定时期，优先选择哪一种渠道，则多以该渠道对实现匹配的有效性高低作为判断。事实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差距普遍存在，所谓匹配只是相对的。在经济现实发生剧变时，很多经济理论丧失了解释力，产生了显著差距，因而寻求弥补并重新实现相对匹配的过程就显得格外突出。中国近代之际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段。

（二）外在动力与内在演化关系发展的逻辑解释及进一步的思考

追求与经济现实相匹配的经济理论发展逻辑可解释近代中国工业经济思想的外在动力与内在演化的关系变化：

在第一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生转型，传统经济思想无法解释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因而中国经济理论与现实产生显著差距。在寻求弥补过程中，“向西方学习”成为最便捷有效的渠道。所以，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开始传播，作为一种外在动力触发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内在演化，产生了工业化思想。这是中国经济理论试图实现匹配的重要尝试。

在第二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建设逐步发展，而国人也正处于接收外来理论的过程中。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内容有助于国人部分地认识、分析问题，从而其与现实间出现了局部的匹配，“向西方学习”的寻求弥补渠道显示出有效性。因此，在此阶段引进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仍是中国社会的优先选择，作为外在动力，其实现了对内在演化的持续推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演进共同发展。

在第三阶段，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推进，更多的问题被凸显，之前所达到的局部匹配已被理论与现实间再次出现的显著差距所掩盖，“向西方学习”也无法充分体现其有效性。于是，近代国人开始转向更为适宜的寻求弥补渠道，即一方面进行理论的自主创新，另一方面寻求新的外在理论源泉。因此，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这一原有的外在动力在近代末期被中国经济思想的内在演化所脱离，具体体现为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转型。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所谓构建中国经济学，关键是要达成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间的匹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的寻求弥补的渠道都值得肯定，如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学习各国多元化的经济理论以及理论的自主创新。特别是“挖掘以往经验和理论成果”，在近代以来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但其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逻辑，对指导中国经济问题具有突出的适用可行性。因此，综合现代经济学理论与传统思想的合理因素是中国经济学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涵化”的框架下，这一过程类似于“综摄”。

六、结 论

西方工业经济思想自近代传入中国，随着传播主体与传播载体质量的提升，该思想的传播内容不断丰富，传播水平持续提高。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本经历了从树立观念到普及常识再到完善学科内容以全面传播的发展过程，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该思想的传播对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演变具有直接作用，中国工业化思想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基本实现了从提出发展要求到取得支配地位并进行丰富再到脱离西方原有传播内容而自行创新、并向苏联工业模式学习的演变过程，奠定了工业化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走向。而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与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辩证关系，原因在于经济思想必须要与经济现实相匹配，引进西方工业经济思想是近代中国缺乏工业化指导思想下的一种选择，但近代后期，西方原有思想也无法满足中国现实的需求，中国转而重点学习苏联工业经济思想，并实现了理论创新。

注释：

①本文所论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仅包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业经济思想的传播。相关著作主要为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其统计了“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业经济图书的刊行总量（115部），但没有统计“五四”运动前该类图书的出版情况，也没有使用除图书以外的史料，也未对图书的内容做深入考察。而且，仅就1900年后的图书而言，谈敏主编的《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提出，工业经济类图书已高达613部，因此留下了很大的研究扩展空间。

②④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第218页。

③⑤Robert Redfield，Ralph Linton，Melville J Herskovits：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6，38（1）：149-152.

⑥“创新”原译为“起源”，但其意为产生新文化来满足变化形式中的需求，因此本文意译为“创新”。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8-569页。

⑦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ummer Seminar on Acculturation：Acculturation：An Exploratory Formul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4，56（6）：973-1000.

⑧⑮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第103页。

⑨⑯冯桂芬、马建忠：《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第83页。

⑩⑭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第11页。

⑪⑫薛福成：《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第71页。

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⑰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2-63页。

⑱其中，1900-1934年的图书出版数据根据《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谈敏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本文后续有关图书的统计数据也来自于此，不再说明）统计而得（出版年份不明者不计入在内）。另外，1895-1900年补充部分书籍根据霍有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一文的数据统计而得。

⑲也有一说是出版于1894年。

⑳[29]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1-462页，第462页。

[21]梁启超：《变法通议》，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2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

[23][28]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第44页。

[24]邱金辉、聂志红：《中国工业化问题系统研究序幕的开启——“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科学·经济·社会》，2006年第3期，第26-29页。

[25]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26]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张謇全集》第3卷，东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93页。

[27]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第217-218页。

[30]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5-199页。

[31]严清华、李詹：《民国时期经济期刊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7期，第152-158页。

[32]欧美方面有介绍苏联、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的文章，亚洲方面介绍日本、朝鲜的文章较多。统计数据来自大成老旧刊，http：／／ezlibrary.sufe.edu.cn：4542／search／toRealIndex.action。

[33]如陈振汉：《工业区位的理论》，《新经济》，1941年第8期，第171-176页；《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卷，第55-106页；任美锷：《工业区位的理论与中国工业区位问题》，《经济建设季刊》，1944年第3卷第1期，第12-19页。

[34]该处统计剔除了工业生产知识、工业化学、图书新闻和简讯等文章和消息，以大致反映报刊载体上该类讨论的发展趋势。另外，1935-1949年，民国期刊中以“工业化”为题的文章主要来自《新经济》（17篇）、《新中华》（13篇）、《经济动员》（13篇），且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统计数据来自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http：／／www.cnbksy.com.proxy.lib.duke.edu／shlib＿tsdc／simpleSearch.do？free＝true＆mode＝smp＆q＝%E5%B7%A5%E4%B8%9A%E5%8C%96。

[35]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86-91页。

[36]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83-102页。

[37]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载自《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8]张春雷、夏静：《张培刚：经世济民赤字心》，光明日报，2011年12月8日第13版。

[39]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40]毕庆芳：《战后中国重工业建设问题》，《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4期，第105-119页。

[41]马寅初：《中国经济之路》，《现实文摘》，1947年第1卷第2期，第41-42页。

[42]任美锷：《工业区位的理论与中国工业区位问题》，《经济建设季刊》，1944年第3卷第1期，第12-19页。

[43]在文章方面，《苏俄评论》、《中国与苏联》等刊物相继出版，且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http：／／www.cnbksy.com.proxy.lib.duke.edu／shlib＿tsdc／simpleSearch.do？free＝true＆mode＝smp＆q＝%E8%8B%8F%E8%81%94%E5%B7%A5%E4%B8%9A，以“苏联工业”为题名的文章与消息在剔除非相关内容后在1895-1934年仅为97篇，在1935-1949年升至494篇；在书籍方面，20世纪40年代起译自苏联的书明显增多，为8本，加上国人及他国作者撰写的有关苏联的书籍，共计21本，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