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凤

《晨钟报》于1916年8月15日创办于北京，先后为进步党、研究系的机关报。其主要撰稿人是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知识分子，诸如李大钊、白坚武、郁嶷、霍侣白、刘崇佑、陈光焘、张东荪、刘以芬、陈博生、李仲公、梁秋水等［1］，《晨钟报》在他们的掌控下成为进步党民主理念的宣传阵地。而最能表明报方民主共和立场的是对待张勋复辟的态度上［2］。

一、《晨钟报》视野下的张勋复辟

（一）张勋复辟的背景

《晨钟报》创刊之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更起迭乘，往往一岁中之剧迹可以当前代数十百年之记载”［3］。洪宪复辟的阴谋失败后，袁世凯郁郁而死，其苦心经营的北洋军阀也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三大派系为争夺中央政权勾心斗角，由于皖系军阀军事实力比较强，加之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北京政府的实权被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所操纵，黎元洪虽为大总统，但是他“仁柔宽厚，名居总统，端拱无为”，“而段氏则任用飞扬跋扈之徐树铮，盘踞国务院，挑拨府院之恶感，侵削总统之大权。黎氏名为总统，实同监印，所有军民大权，只许坐啸画诺，不容略持异同。”［4］对此，黎元洪并不甘心权力被架空，遂与直系军阀头子时任副总统的冯国璋联手与段祺瑞针锋相对争夺北京政府权力，因为一方为国务院，一方为总统府，因此当时将此次的权利之争称为“府院之争”。1917年3月，在德参战的问题上双方矛盾尖锐化。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段祺瑞执意要求总统府同意对德参战，黎元洪在亲英美派的支持下反对对德参战，并于5月23日下令解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务，府院之争趋于白热化。

安徽督军张勋是清王朝的顽固追随者，在满清王朝覆灭后，身为民国的将军，但仍然不忘清朝皇帝，时刻伺机复辟。他和他所率领的2万多定武军仍然脑后垂着辫子，以示拥护清朝。由于张勋手中握有军队，因此成为当时复辟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段祺瑞被免职后，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一面指使听命于他的各省军阀纷纷宣布脱离中央独立，并扬言要进攻京师；一面派心腹与张勋秘密接触，支持张勋以调停为名进京，驱逐黎元洪。而张勋表示“颇愿执调停之任务，唯须以解散国会为前提”。黎元洪由于势单力薄被迫“准其来京”［5］。

（二）《晨钟报》视野下的张勋入京调停

《晨钟报》对于赴京调停的张勋寄予很高的期望，直到张勋正式宣布复辟的前夕，报方在各种有关张勋入京的报道方面仍多呼其字“绍轩”［6］，或尊称张勋为“张大帅”［7］。当时，北京、天津一带风传张勋来京调停，实为复辟帝制，但是《晨钟报》对此说并未警觉，而认为“此等风说本不值一笑，唯人心恐惶最为可虑”［8］，并替张勋向外界散布消息：“余个人本主张复辟，若诸君以此事为有害于国家，则余亦可牺牲意见服从多数。 ”［9］

1917年6月8日，张勋率领5000名定武军抵达天津，首先逼迫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随后入京，独立各省也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各派复辟势力随之涌向北京、天津，与张勋密谋复辟活动。以调停为幌子的张勋入京后的复辟准备异常秘密，新闻记者很少察觉，但是这时的《晨钟报》仍然在张勋入京后的频繁活动中嗅到了一些异常的气氛。

6月17日，《晨钟报》在紧急要闻中报道张勋“头戴红顶花翎，身穿纱袍”，“至神武门……入见宣统面奏时局甚详……历时约一小时之久”［10］，并注意到张勋入京后居住的南河沿私宅“连日以来车马络绎，宾客盈门……警戒极严”［11］。同时，还报道了“不轻易远行”的康有为也忽然出现在北京东车站，“咸诧为怪异”［12］，且康有为来京后立即驱车居住在张勋宅中，“似系欲实行某项计划。 ”［13］

然而，《晨钟报》有关张勋等复辟分子的秘密活动的报道，并没有引起时人的警觉。最为令人可笑的是，北京军政两界人士于复辟前夕——6月30日为张勋举行欢迎活动，而欢迎会的第二天清晨张勋与康有为等人便入清宫奏请十二岁的溥仪登基复辟。

（三）《晨钟报》视野下的张勋复辟

在张勋等人拥戴溥仪复辟后，报方十分震惊和失望，对张勋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晨钟报》拒绝使用宣统年号，并且在1917年7月2日至7月6日，以停刊的方式进行抗议。7月7日，《晨钟报》经过五天的短暂停刊后从北京转到天津仍然以民国年号继续发行。它不仅连日发表社论抨击张勋等人复辟丑行，而且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讨逆军的最新消息以及报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采取了免费“赠阅一星期”的策略［14］。当时的报文称张勋的定武军为“辫匪”［15］，直呼张勋为“贼勋”，认为“贼勋雄智出袁下万万，乃欲图其所不成”，其下场将是“旦夕禽馘，无待筮龟”［16］。 揭露“无不兴高采烈，戴起翎顶，穿起袍褂，出入朝市”的参与复辟清朝遗老的种种丑态［17］。

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讨逆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屡战屡胜，“辫匪”屡战屡败，讨逆军于7月12日下午三时完全收复北京。张勋复辟丑剧只经历了十几日，便告破灭。

二、《晨钟报》对张勋复辟逆流由来的反思

民国建立不足六年，便上演了两次复辟的丑剧，《晨钟报》不仅站在共和的舆论立场上猛烈抨击复辟逆流，而且还深入探讨复辟逆流的由来，认为“天下事有因必有果，譬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不能逃避者也”。《晨钟报》发表社论称：“国会之专横，党人之构煽，某人之借重，皆张逆实行复辟之好机也。”文章呼吁：“国人有所觉悟也，去其私心，泯其猜忌，私衷共济，力挽危局。 ”［18］

当时，报方刊登了“醉翁”的《忏悔》一文，文章把当时中国的政治人物分为五派：一是“奴隶派”，为前清遗老，主张君主政体；二是“捣乱派”，“即误解共和浅浮之少年，而藉口民权之美名，以摧残宪政之基础”；三是“附羶派”，即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时而支持共和，时而转向君主专制政体；四是“昏庸派”，此派不辨黑白，感情用事，在野则党同伐异，在朝则信任小人，疏远贤良；五是“策术派”，“此派之人小有才略”，热衷玩弄权术。文章认为张勋复辟是由以上各派共同作用的结果，“张逆为正犯”，以上五派为“从犯”，国法只是惩办张勋，而其余“从犯”不忏悔，洗心革面，“犹怙恶不悛，将见大好河山任人瓜分豆剖。”［19］

虽然中国历经共和与帝制的数次残酷较量，但是《晨钟报》仍然坚信共和必然战胜帝制。1917年7月10日，《晨钟报》发表了《共和与帝制最后之战争》一文，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向国人展示法国人民为实现共和国体所做的反复努力和沉重的牺牲。巴黎街头“横尸喋血者殆百”，“变更国体者至三次”，向国人表明“共和缔造之艰”，帝制余孽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必有一番垂死挣扎。文章又阐述中国20世纪帝制与共和的三次殊死较量：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这三次历史事件均以帝制败共和胜而告终。文章最后指出，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均不适于中国。前清、袁世凯抑或是张勋之辈都逃不过被历史淘汰的命运，“革命军兴，而清社屋；护国军起，而袁氏灭；讨逆军作，而复辟败”，此为“大势所趋”。由此可知，“一切腐败思想、复古主义与夫所谓虚君共和、君主立宪之绝不适于此后二十世纪之中国”。今后，“此种邪说谬论，其将绝迹，亦为必然”，“必无有再拥帝号敢与神圣之共和宣战者。”［20］

[1]李晓兰.审视与批判：《晨钟报》视域中的民初社会[D].上海大学文学院，2011.

[2]默默.疑念[N].晨钟报，1916-09-25（3）.

[3]蒲殿俊.晨钟二周年纪念词[N].晨钟报，1918-08-15（1）.

[4]南海胤子.安福祸国记[M]//张荣国.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大政变之所闻[N].晨钟报，1917-06-01（2）.

[6]时局昨闻[N].晨钟报，1917-06-04（2）.

[7]张大帅竟为政局重心[N].晨钟报，1917-06-20（2）.

[8]时局昨闻[N].晨钟报，1917-06-05（2）.

[9]时局昨闻[N].晨钟报，1917-06-06（2）.

[10]张大帅觐见清帝[N].晨钟报，1917-06-17（20）.

[11]张大帅行动小记[N].晨钟报，1917-06-18（3）.

[12]康南海来京[N].晨钟报，1917-06-30（2）.

[13]康南海抵京后之行踪[N].晨钟报，1917-07-01（2）.

[14]本报赠阅一星期[N].晨钟报，1917-07-08（1）.

[15]昨日之战报[N].晨钟报，1917-07-08（2）.

[16]沚盦.侨刊辞[N].晨钟报，1917-07-07（1）.

[17]张逆叛国记[N].晨钟报，1917-07-07（3）.

[18]秋水.复辟之由来与国人之觉悟[N].晨钟报，1917-07-08（1）.

[19]醉翁.忏悔[N].晨钟报，1917-07-10（1）.

[20]仲公.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N].晨钟报，1917-0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