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玲， 沈费伟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出租车是现代城市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作为公共交通的替代和补充，出租车可以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是地方政府城市治理不可回避的难题。杭州作为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出租车管理也是其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2011年末，杭州市区共有出租车数10905辆[1]，出租车载客率占城市公共交通的四分之一。庞大的数量和高载客率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管理。对出租车的管理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出租车的使用效率和社会的公共福利。对于政府来说，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是以政策和制度为表现的，这意味着出租车的运营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的福利取决于采用何种制度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管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否有效取决于制度成本的高低。本文拟运用制度成本理论，分析杭州市出租车管理的制度成本。研究发现，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乘客和政府都不同程度地负担了出租车管理的制度成本，如果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部分制度成本，杭州市出租车管理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

二、制度成本理论

阿罗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制度成本概念，指的是利用制度的运行成本。以阿罗为起点，将交易成本用于制度分析。此后诺斯认为，在社会演变的大环境下，交易费用包括长期以来人际交往的费用[2]。张五常与诺斯观点一致，将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定义为在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成本，这意味着只要存在制度或只要存在社会，这种成本就会产生[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