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岚， 焦远东

(1.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20;2.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西安710054)

苏轼和陶诗的数目历来说法不一，较为公认的有两种:一为124首，一为109首。前一种说法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所持有，认为“如子由诗序之数一百九首，有自戊寅起至是年庚辰共编一十五首”［1］，共124首。然而，王文诰误将“章”当成“首”，将《和陶停云》、《和陶时运》、《和陶答庞参军》、《和陶劝农》四首诗共二十章当成了20首。后一种观点以苏辙为苏轼和陶诗所作之引为据，“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2］662，恰巧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也为109首。这一观点也存在以下问题:其一，苏辙所作的引存在两种版本，一种是施注(宋刊《注东坡先生诗》)确切地认定为“一百有九篇”，一种是苏辙《栾城后集》概略的记录为“一百数十篇”。《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以下简称《总案》)将这一问题解释为:“此叙载于公和陶集者，叙作丁丑十二月，故云一百九首，《栾城集》以其数不该此集，又惰于检点，辙改一百数十篇。”［3］本文认为，王文诰这种说法虽可备一说，但不足为据。首先，苏轼苏辙兄弟情谊深厚，贬谪期间更是相互牵挂，连起居饮食这种细微之处都相互关心，更别说古人崇尚的“立言”的大事。苏辙为苏轼和陶诗作序，却惰于检点，这种解释实在让人怀疑。其次，《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栾城集提要》载:“盖集为辙所手定，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裒辑者不同。故自宋以来，原本相传，未有妄为附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