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湘

诺里斯是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传世之作《章鱼》是他计划完成的小麦史诗中的第一部。小说以19世纪末铁路公司和农场主之间的激烈冲突为背景，章鱼即指铁路公司，它的黑手像章鱼的触角一样延伸至小麦种植区，象征着工业科技的发展对自然美的撕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欲望的膨胀，美好人性的丧失。美国文学家豪威尔斯认为《章鱼》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质朴、深沉、庞大，是一部美国事业悲惨史的记录，具有绝对的权威性。”[1]127近年来，随着生态批评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步把文学作品和生态批评相结合，由早期对自然文学的探讨研究发展到现在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生态批评最主要的思想之一是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主义，核心思想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的欲望和经济的无限增长，主张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和人性的回归。[2]99这一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在诺里斯《章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揭露自然生态危机

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最严重的宗教。基督教把人看作是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同时也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赋予了人为了自身利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利,过分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是加剧人类对自然的漠视和剥削[3]189。长期以来，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西方文化和社会也无疑受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宰，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现代科学开始形成，工业革命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更加剧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滋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工业发展如火如荼，西进运动加速了美国铁路向太平洋沿岸的延伸，铁路托拉斯也紧随其后，像章鱼一样伸出无数条触角扼住农民的咽喉，压榨他们的利益。正如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在黑不见底的地底深处，粗大的触手正在寂静无声地蜿蜒前进，向西面八方延展开来，静悄悄，慢吞吞，只待时机一到，就猛地一把抓住所有反对者，用整整一个州的血液来养活自己[4]221。以铁路公司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与加利福尼亚州农场主之间的深刻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工业文明造成的空前的生态危机已不可避免。梭罗是批判美国工业技术革命的先驱之一。他在评价现代工业的产物铁路时说：“不是我们骑铁路，而是铁路骑我们”“少数人坐火车，而其余的人则是被火车碾压”[5]74。未被入侵前的圣华金河流域是一望无垠的麦田，农场主和种植农户们享受的是单纯健康的生活。“人们在地里干了活，汲取了力量，跟宇宙间最基本的事物保持了接触，心地真诚，精神健全。”[4]85这种亲近自然，尊重自然的和谐生活在工业文明的进攻下荡然无存，原本田园式的美国西部农场迎来的是一场浩劫。铁路横穿麦田，这使得铁路托拉斯看到了千里沃土所带来的利益，于是勾结司法当局，串通州长儿子，公然哄抬农庄里属于铁路公司土地的地价，致使农场主和农民们家破人亡。

长期以来，人类都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价值标准的尺度。因此，人类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着维护人类的利益展开。在小说中，诺里斯辛辣地批判了铁路公司像无魇的怪兽一样，为满足自身利益，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作者笔下西行的火车与生机勃勃的麦地格格不入，带来的是一种毁灭和恐怖的画面：火车的隆隆声像一对炮兵弹药车在运送死尸，打破了原本静谧的农庄;机车吐出的烟雾象一副服丧的黑面纱，把辽阔富足的西部弄得肮脏不堪[4]59。列车驶过之地，空气中留下的是一股热油和辛辣的烟雾味儿[4]208。飞滚的铁轮淹没了泾里的流水声，也淹没了泾边沙砾滩上的马蹄声。铁路公司利用铁路这没有灵魂的怪兽疯狂地侵略着牧歌式的农场。这样的景象明显表现了诺里斯对工业化的不满。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诺里斯对山羊惨死铁轨之上的描写。那头钢铁吐着蒸汽的怪物，在黑夜里猛地像霹雳似的飞驰而过，残忍不堪，冷酷无情地冲进山羊的队伍，划破了静寂、幸福和满足的气氛，留下的是乱嚷嚷凄惨的叫声和黑黝黝的鲜血，尸横遍野[4]31。铁路已然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帮凶，在为其创造利益和价值的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了肮脏和丑陋，使农庄充满了死亡的阴影。

诺里斯通过《章鱼》告诉读者，工业文明下的垄断资本主义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不断征服自然，改变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他们统治自然的工具，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同时，农场主和农民在铁路托拉斯的铁网内无一幸免，最后以家破人亡的失败而告终。

二、批判人类欲望的膨胀，揭露精神生态危机

诺里斯不仅描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背景下自然生态的失衡，也敏锐地洞察到由于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盛行所导致的精神生态的失衡。中国学者鲁枢元就曾在其著作中表明了对现代人精神生态的关注。他说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精神生态学作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人的精神价值意义，包括了信仰、动机、情感、人生观、价值观等精神因素，注重人的和谐、平衡、可持续发展，强调在个体思想和内在环境中实现人身心的生态和谐[6]278。

小说中州长的儿子莱曼便是受欲望腐蚀，最后导致精神生态失衡的一个人。诺里斯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勾勒虽不浓重，但色彩鲜明。他外表貌似和蔼可亲，足智多谋，却有一颗异乎寻常的野心。他的心目中只有官职和个人权势的扩张，市政府这样的职位对他来说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他的目标是利用所谓的权宜之计坐上州长的席位，“为此他咬紧牙关，不管任何问题，只顾像珊瑚虫一样万分缓慢而锲而不舍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4]191他全然不顾家人和乡亲们的利益，紧紧地依附在大托斯组织中，与利益集团狼狈为奸。农庄中的众人选举莱曼为铁路专员，是希望他作为代表与铁路公司谈判，维护农场主和农户们的利益，降低铁路公司的运费。然而，这个口蜜腹剑的铁路专员在权势与欲望的夹击下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沦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由于他的出卖和背叛，使农庄中的众人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可以说莱曼是踩着亲人和邻居的尸骨走向他州长的宝座。垄断主义的急速发展加速了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和泛滥，像莱曼这样一味追求名利，传统道德沦丧的人已经不是少数，人们精神生态的失衡愈发地凸显。小说中生动刻画了上流社会的舞会表演，无疑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舞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口若悬河、彬彬有礼，整个社交活动表面上看起来井然有序，可参与者们实际上各怀鬼胎。诺里斯把舞会中的众人辛辣地讽刺为骗子，可他们却是当时社交界的宠儿：他们用一切伪装的伎俩来装点场面，直到腰包里塞满了钱才肯离去，并告诉其他同伙财源还没有掘进，人人都能来捞一笔[4]201。这样的骗局源源不断，而每次斥巨资举办的博览会或是舞会便成为这些骗子的盛大节日。文学家詹姆斯·乔伊斯早已意识到这种危机：物质主义已经摧毁了人们的精神，现代人虽然征服了自然疾病和愚昧，但这些都只不过在精神的熔炉中化作一滴泪水[7]49。

《章鱼》中所描述的工业与农业的激烈斗争，不仅摧毁像莱曼这一类人的精神世界，也给农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小说中戴克这个角色就是这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被解雇的司机”是小说中戴克的代名词。这个身材魁梧，体格结实的老实人在遭遇铁路公司解雇后，为了养家糊口把家宅抵押给了铁路公司用来买地种忽布。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幻想着希望通过自己的诚实劳作赚取利润把女儿培养成材。望着自己小屋四周绿色的忽布，觉得自己“不再是下属，不再是雇员，自己是个有产者，是一个有地的人了，他甚至觉得自己转眼就要成为一个阔佬了”[4]220。可诺里斯仿佛早已预知了戴克的结局：在戴克向铁路托拉斯抵押地产时，他早已把“脖子伸进了绞索圈”[4]129。正当他满怀希望等待丰收之际，铁路公司单方面哄抬物价使他以往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戴克是机械化社会下社会底层的代表者，他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垄断资本主义就像吸血鬼一样，不光想收刮大的小麦种植者，连穷人的口袋也不会放过，最后逼迫戴克走上了劫车杀人的不归路。在强大的托拉斯面前，贫苦的劳动人民不过是像蝼蚁般苟且偷生，在短暂的生命结束后也就被遗忘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似一把“双刃剑”，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导致人与自然的疏离和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人类对物质的追求已经由满足自身根本需要转变成一种变异的奢求，人类的欲望不断膨胀，贪婪和权势不断侵蚀人心，传统价值观已逐步消失殆尽。经济学家戴利曾指出，备受贪欲折磨的现代人已经进入了一个怪圈，贪得无厌的人们在心里和精神上的饥渴是不会满足的，而资本主义的疯狂大生产又加剧了人们的贪欲[2]109。

三、主张尊重生态系统，强调人性的回归

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卡森对生态整体的价值曾有这样的论述：大自然是一个严密的系统，当我们扭曲、消灭、改变其中一些东西的时候，势必影响和毁坏更多东西。她呼吁人类必须勇敢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审视自我，与自然和谐相处[8]107。然而，人类中心主义滋生了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观念，资本主义的文明更是加剧了人与自然的脱离。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对自然生态美的践踏。诺里斯通过描述铁路托拉斯入侵的农场，往日生意盎然、富饶肥沃不再，留下的只是凄凉和单调乏味的光景，强烈谴责了人类中心主义。他提倡人类应该在自然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停止对自然的掠夺，融入和谐的田园式生活中。这和生态整体主义的观点相契合。《章鱼》中的冬耕场景恰恰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冬耕时节的大地“脉搏扑扑跳着，洋溢着热情，早已迫不及待”[4]81。在农庄上不用走上十步就能感受到“每一块泥巴包含着肥沃的养料，每一道罅隙吐发着的丰饶气息。”[4]81诺里斯热爱此刻不被污染的大自然，在他的笔下自然就是充满生命的。联犁的碰击声，马匹的喘息声，驾犁人的吆喝声，皮鞭的噼啪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每一只牲畜都融入其中，人们视觉的感受被听觉的感受打断了，听觉感受又跟视觉感受融合在一起，作者也已陶醉其中。生态整体主义强调人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在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才能重新找回人的价值，人类的美才得以体现。小说中希尔玛就是这样一个精神生态和谐的人，是与戴克及铁路托拉斯等人截然相反的人物。她热情奔放，精神饱满，朴素中带着端庄恬静；稳重的动作，斯文的风度和从容的态度又赋予了她一种特有的魅力；这是接近自然，接近生活，接近这仁慈大地的人才具备的品质[4]54。她不但生活简单，而且乐观向上，浑身洋溢着与大自然一样的生机勃勃。希尔玛常常一边干活一边歌唱，她的歌声、瓦罐的撞击声和牛奶场的挤奶声混在一起，阳光像浪潮般倾泻在她身上，使他整个人沐浴在阳光中，容光焕发，妩媚动人[4]106。她早已和自然融在一起。希尔玛的纯真善良也使她的丈夫走出了自己封闭的世界，对戴克的母亲和女儿伸出援手，积极参与到和铁路托拉斯的斗争中，获得了新生。在作者看来，正是辽阔广袤的西部大地和纯净健康的农庄生活成就了希尔玛的美，她与丈夫也是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实现了精神生态的平衡，最终走到了一起。

《章鱼》正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一方面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工业技术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失衡，体现了作者生态整体观的思想。诺里斯通过对比农场受铁路公司践踏的前后景象，以及农庄中不同的农场主形象，深刻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滋长以及人类欲望的膨胀，同时也提倡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构建理想和谐世界。

[1]刘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2卷[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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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ottlib Roger S.The scared earth:religion,nature,enviroment[M].New York:Rouledg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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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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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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