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晨翔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自从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之后，法律经济学运动蓬勃发展，在短短十几年间，围绕法律经济学这一领域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1］（P45）此外，一些著名的大学，例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约克大学、多伦多大学等，纷纷在法学院、经济学院开设了法律经济学课程；一些著名大学的老牌法学杂志，例如，《哈佛法学评论》、《耶鲁法学评论》、《哥伦比亚法学评论》、《多伦多大学法律杂志》等，也开始重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刊登有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在司法领域，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被任命为美国第七巡回审判区的首席大法官，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开始影响美国司法。法律经济学不断成长，逐渐从新制度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具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的、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2］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独特性

选取善意取得制度作为分析基础的理由是：依照传统法学的观点，善意取得制度被认为是最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法学制度。在一般的物权法著作中，提高物权法的功用之一，即促进市场效率、保护财产流转时，所举出的例子大多是善意取得制度。［3］（P54）因为该制度是对传统的所有权神圣原则的修正，突破了传统法学的权利正当性的分析框架。但是，所谓善意取得制度，仍旧是在公平正义的法学规范分析框架中展开的，并没有贯彻经济学的效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