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艳芳

（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院办，山西 大同 037003）

“道义经济”一词，来自于斯科特所著的《道义经济》一书。斯科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因而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1］在这里的制度，就不单指业已建立的或制定的规则，还包括人们在社会活动、文化交往中的行事方式、习惯、习俗、惯例和其他非正式约束。一种经济关系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的过程。

笔者将借用这一思路，对传统文化下道义经济的代表——山西票号给予解释，并进一步探讨传统文化与票号制度的结合是否预先决定着山西票号的命运。

一、中国商人生存之道义环境

儒家文化是具有独特性格的传统文化模式，它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对传统经济关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儒家伦理观念中，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三者，政治目标是最高理想，伦理道德是基础，经济活动则从属于政治要求和伦理道德。儒家伦理道德及其政治要求一方面塑造了符合封建统治和伦理规范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也严格规范着这种经济关系，以防其有悖于儒家的价值取向。这就使传统的经济关系被纳入到了儒家道义之网，经济关系附上了一条扯不去的道义纽带。

“凡事而能使人心悦诚服竭力而前者，惟财；凡物能令人取怀中割爱与我者，亦惟财。天下无所谓胜负也，无所谓强弱也，有其财则虽负亦胜，虽弱亦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