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钊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一、去代际化与反标签意识

韩寒、孙睿、那多等青年作家在文学风格和文学理想上差异巨大，完全不具共性，“80后作家”这样的简单划分很容易僵化研究群体，形成概念化的误导。韩寒也曾指出：“非常讨厌以年代划分作者，每个优秀作者都是个性鲜明的人。”［1］一部分对80后作家的文学研究没有做到客观论证，更多情形下是一种情绪化的排斥，例如，观念上武断地贬低80后的叛逆特质。如果深入讨论“叛逆”这个词，恰恰可以发现叛逆是文学精神的重要表现，它的内核是追随理想的批判主义和完美主义。如果不能容忍青年作家对僵化文学体制的异议，那么，这种选择性评价背后其实是自省意识和变革勇气的缺乏。

韩寒不仅反对负面标签，而且对所有的标签化评价有着强烈的警惕性。从美国《时代周刊》的“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到《南方人物周刊》的“公民韩寒”，自2006年起，媒体对韩寒的评价开始向正面转向。腾讯网以“韩寒的影响力和无力感”为专题，把韩寒的影响力归纳为由常识、情怀、幽默、批判几个因素共同促成。［2］而韩寒却在这喧哗的赞扬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说到所谓的影响力，我经常非常的惭愧，我只是一介书生，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3］

反标签化是一种个人价值认同和社会意愿的软性对抗，时代可能需要公民楷模，需要青年榜样，这诉诸的正面意义如此强大，以至于大众忽视了它对个人的影响与压力，片面化地神话韩寒，触及了韩寒对个人价值的珍视，更伤害了其创作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