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刘艺璇，李敏思

(1.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2)

如果将政府比喻成陀螺，行政问责就是抽打陀螺的皮鞭。皮鞭被束之高阁，政府建设迟早会遭遇“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反之亦然。问责制度建设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层面。近年来，各地政府都致力于建设法治化的问责制度，行政问责工作不断向前推进。但是，问责制度的建设不是一个完成时态，而是一个进行时态。当前，地方行政问责制仍存在诸多发展困境，并需要进一步的机制创新来提供变革之道［1］。

一、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兴盛

近年来，虽然还有很多人没有来得及全方位观察和思考行政问责问题，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各地已经获得极大发展，并由此兴盛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各地发布的有关行政问责的规范性文件多达上百件。比如，2003年8月，湖南省长沙市颁布《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2004年5月，重庆市颁布《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2007年7月，安徽省颁布《安徽省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2007年11月，广东省汕头市颁布《汕头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2007年12月，吉林省颁布《吉林省行政问责暂行办法》。2008年3月，云南省颁布《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2009年4月，广东省广州市颁布《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