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张丹瑞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庚子赔款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赔款，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巨大，其研究也最为热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王树槐就出版《庚子赔款》［1］一书，概述了庚款的来源、中国政府的偿付情况以及在赔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且叙述了各国庚款的退还情况，这是目前研究庚款最为全面和突出的著作。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对庚子赔款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总结既往，找到不足，进而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赔偿问题研究

庚子赔款的研究很大部分集中在赔款本身的研究上，如对中国应付赔款的实际数目、具体偿付情况的分析，对这次巨额赔款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研究等。

(一)赔款数目和偿付情况研究

在具体数目的研究上，周志初依据庚子赔款中“按照上年还本若干，次年减利若干核算”的规定，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辞典和著作中所认为的庚子赔款的本利数额应为白银9.8223亿余两这一说法跟条约上所规定的中国应付款额有一定出入，并将4亿5千万两的赔款本金分成5组，计算出中国应付本息利银实应为991868150两［2］。张碧君明确指出截至1938年，帝国主义从庚子赔款中掠夺了中国65237万余两赔款，折合银元近10亿元［3］。薛鹏志则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角度对庚子赔款数目的确定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4］。

对于各国的具体瓜分数目，李星讨论了各国对庚子赔款的索赔要求，详细叙述了各国瓜分庚子赔款的过程，给出了经各索赔国议定后得到的实际数额［5］。宓汝成把各国对庚子赔款的瓜分情况制成表格，清晰地列出各国瓜分庚子赔款的具体情况，并对各国瓜分的比例数进行了对比分析，强调了各国在庚款上至少多索银赔款本额的一半［6］。

关于庚子赔款的偿付过程，苏黎明对其始末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概括，叙述其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呈现了庚子赔款偿付情况的全过程［7］。在其另文中又把此过程总结为四次大的变故，即“赔银给银”变成“赔银给金”、改由总税务司拨付赔款、金法郎案和庚款的退还［8］。买群则把庚子赔款的偿付情况简单地分为偿付、停付和部分退还三个阶段［9］。

(二)赔款影响研究

庚子赔款数目巨大，中国政府根本无力承担，这对国家财政和地方经济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国家财政的影响，除了在近代史相关研究中对此大加强调之外，也有一些专门的论述。梁义群指出庚子赔款之后，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已入不敷出，只得采取一些强硬措施来解决财政的燃眉之急，如向各省硬性摊派，大肆征收苛捐杂税等，认为清政府的这些措施更加激起民愤，导致了其财政的总崩溃，无异于自取灭亡［10］。刘克群详细介绍了清政府为偿还庚子赔款对人民所征收的种种旧税新捐，认为这些捐税最大限度地剥削人民，使得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并最终导致清政府在辛亥革命中灭亡［11］。

分摊到各省的赔款无疑对各地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张华针对山东在庚子赔款中所受到的重大影响进行了论述，从庚子赔款在地方所造成的许多不利影响展开分析，认为其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甚至造成了民间反抗斗争［12］。张绍华［13］、田志和和苏义发［14］则分别对河南和东北地区在庚子赔款中受到的掠夺进行了研究。

二、退款问题研究

庚款的退还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所在，尤其美国的庚款退还及其庚款兴学的研究是热点。

(一)退款过程及管理研究

1.美国等的庚款退还过程研究

庚子赔款退款过程的研究中，出现最多的是关于美国庚款退还过程的研究。刘正祥就专门针对美国退还庚款的始末进行了论述［15］。而在退款的提出和决策问题上的争论至为热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退款的首倡者是美国人，无论是约翰海还是柔克义。张乐天基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美国主动做出将庚子赔款的余额悉数退还中国的决策［16］;李守郡也论述了美国主动提出退还多余赔款的过程及其实施过程［17］。崔志海［18］和朱卫斌［19］也认为退还庚款确系美国主动所为。另一种认为是驻美大使梁诚。茆诗珍、徐飞通过考证确信梁诚首倡以庚款兴学方式实现美国退还多余部分庚款的历史事实，并阐释了梁诚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重要作用［20］。徐建平通过对当年中美两国官员来往公函等史料的考证，明确指出梁诚为首倡并争取退款办学第一人［21］。王娟娟同样属意梁诚为首倡者，但她认为若没有美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和配合，梁诚的退款努力难以成功［22］。以上学者各执立场，对首倡者问题未能实现统一。

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不多。刘稚旖对法国之所以愿意“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动机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且对法国退还庚款的曲折过程进行了分析详述［23］。

2.对退款过程及管理的宏观研究

宓汝成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庚子赔款，对各国庚子赔款的退款数目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庚款的“退款量”部分，作者分为“该退量”、“名义量”、“实退量”三个定义对其进行了计算［24］。余育国对庚子赔款的整个退款始末进行了回顾叙述，对中国在美国和日本退款中的自主性进行了论述，认为美国的退款只是要求中国必须用于教育事业，而对日庚款的使用权全在日本人手中，最终服从日本的利益［25］。

在退款管理方面，王先亭考察了第一次所退庚款的管理机构，清朝时为外务部，民国时为外交部，1929年改为教育部［26］。宓汝成研究了第二次退款的管理和使用问题，并指出美国拒绝中国政府自行支配庚款的建议，对“退款”用途“保留自由处分之权”，由中美两国政府分别派员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配保管所有的“退款”［24］。许文果则对管理更宽的三种董事会进行研究，并通过对董事会具体表现的描述和分析，承认其在庚款协商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27］。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此问题研究上的空白。

(二)退款用途研究

1.兴学用途研究

庚款兴学是庚子赔款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庚款兴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美国第一次退还余款的研究。重要的史料专集主要有《清华大学校史稿》［28］以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29］。这两本史料集对清华大学最初作为游美学务处的史料整理细致入微，是研究庚款兴学的重要资料，为庚款兴学以及庚子赔款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学术价值很高。相关研究的论著较少，除了《庚子赔款》［1］中对美款兴学有部分论述之外，主要见于《庚款留学百年》［30］一书，该著在第一部分以“庚款兴学”为题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并对庚款兴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其著文研究，如陈九如［31］等。

“庚款兴学”对清华大学和中国近代留学史都有重大影响。唐纪明细致回顾了庚款用于游美学务处的过程和清华学校建立的历史［32］。黄新宪不但分析了清华大学的建立历程，还将研究目光置于其对中国留学史产生的意义上，肯定了退款在清华建校和中国留学史上起到的重要作用［33］。傅洁茹也叙述了美款用于留学教育的实施经过及其作用，强调了庚款在留学史上的地位［34］。

在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研究方面，张书美、刘劲松阐述了退款对中国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事业的巨大推动［35］。陆音也充分肯定了其在促进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上的作用［36］。

美国之外，退款兴学还涉及英、法、日等国。对英国所退庚款的研究，刘晓琴细致地描述了英庚款的退还过程、留学生的选拔方式，分析了留学生的群体特征［37］;又通过另篇文章介绍了英庚款留学生情况的具体分析，并且按理工科留学生和文科留学生分别进行了论述［38］。此外，田正平、张建中从中英庚款中一部分用于边疆教育的决定和实施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认为英庚款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教育发展［39］。王晓珠、雷文彬［40］和程美宝［41］分别对云南大学和香港大学在民国时期争取中英庚款扶持的历史进行了探究。关于法国庚款，张士伟把里昂中法大学与法国赔款的联系始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42］。葛夫平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本身及其经办事业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探讨，从中揭示了法国退还庚款与民国时期中法教育文化事业的关系［43］。就日本的庚款兴学研究，程华对60多年前日本人所盖的“汉口东亚同文书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回顾，叙述了日本退款资助留日学生和办理学校的过程［44］。王春英、关伟对日本庚款的兴学用途进行评述，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确实以文化手段相辅以行侵略之实［45］。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庚款兴学”研究的部分空白，使之不再局限于美国退还庚款之研究。

2.实业用途研究

美款主要用于教育事业，其他国家的退款一部分用于教育，还有一部分用于实业。宓汝成对总额达1.3亿元的退款的实际用途进行了归纳，得出“用于国家经济建设经费”占3/6，“资助文教科研暨慈善事业”、“资助培养高级人才”共占2/6，并据此认为庚款最大的用途是实业而不是教育［24］。田兴荣概述了英庚款退赔的过程，认为既应看到英庚款退赔的特定目的是调整和改善对华外交，又要看到英庚款对粤汉铁路建设的贡献和客观效果［46］。孟凡明对决定英国庚款用途的主导力量进行了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中英各利益团体相互争逐的结果［47］。

(三)退款性质研究

对退款性质的研究也主要针对美国，在某些层面上，美国退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关于美款性质有三种观点:一是批判说，传统史学认为是对中国精神文化的侵略。黄新宪认为美国就是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从而为经济影响做铺垫［48］;唐纪明更明确指出美款带着明显的精神侵略性质［32］。二是肯定说，充分肯定庚款留学的历史影响。徐鲁航分析了庚款留学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以及中国的教育文化和科技事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充分肯定庚款留学对近代中国的积极影响［49］。涂俊才阐述了各国退还庚款的主要用途及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影响，更认为美国此举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款项，“是做了一件大善事”［50］。三是辩证说，认为应公正地看待庚款留学的两面性。李守郡认为，庚款留学把美国的对华精神侵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也认为庚款留学促进了中美两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17］。崔志海也指出，对庚款留学做道德评价是偏颇的，值得重新检讨［18］。张静［51］和郭宗礼［52］也明确表示不应该单纯地人云亦云，应兼顾其积极影响，亦不回避其消极出发点。

除了美款性质，学者还对其他国家的退款加以评价，普遍认为其实为有意识地进行精神侵略，同时也肯定这些退款在一些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不过在对日本退款的评价上，学者们多坚持日本退款用意叵测，其影响也不够积极。袁成毅明确指出庚款的处置权一直在日本手中，庚款的去向很少真正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此“退款”包藏文化侵略的野心［53］。

上述之外，学界的其它专题研究对庚款问题也有附带涉及，在此不赘言。

三、回顾与反思

综上可知，对庚子赔款的研究内容较为广泛，研究成果丰富。不过，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研究内容不够丰富

首先，美国研究有余，其他则相形见绌。关于中美庚款的研究最多，对其他的庚子赔款研究不足，如上文所列其他国家退还庚款问题的研究仅有寥寥几篇，涉及英、法、日等国。对所退庚款用途的研究，傅长禄的《“庚款兴学运动”论略》［54］和贝克钦的《列强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及其用途》［55］等文除对美国庚款兴学进行论述外，还触及到日本、苏联用于兴学的庚款，并着重介绍了各国所还庚款对中国教育事业各方面的投入，但是对其他国家的研究缺乏针对性和具体论述。庚款退还涉及十多个国家，其情况究竟如何，此乃学界的努力所在。

其次，对庚子赔款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国政府的举动和赔款本身，至于庚款对当时社会以及当时国民的具体影响方面，虽亦有涉及，然深化的空间很大，需要进一步挖掘并加以探究。关于国外民众对庚子赔款和退款兴学的反应，如报刊舆论，则几乎无人问津。

再者，在退款用途上，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退款兴学这一大方向上，对地方文教事业和退款其他用途的研究相对不多，对地方文教的论述只有上文谈及的田正平、张建中［39］和王晓珠、雷文彬［40］的两文以及高天宜的《庚子赔款和山西大学堂》［56］等几篇，其它地方的研究甚至可谓空白。对退款其他用途的研究只有几篇，且主要是关于英国庚款的实业用途研究，不足十分明显。

(二)理论方法单一

在庚子赔款的研究中，学界通过传统的资料挖掘，进行实证剖析，期冀还原庚子赔款的历史，这本身并无不当，只是在研究的方法方面有失单一。其实，新方法的使用正是庚款问题研究的突破支撑所在。如田野调查法、访谈法、比较分析法等等的运用，将会带来全新的成果。在这方面，程新国的《庚款留学百年》［30］做了有益的尝试。该著对庚款留学生进行访谈所开展的研究，方法新颖，论述独到。

(三)史料挖掘、运用不足

首先，国外保存的有关庚子赔款的资料挖掘明显不足。庚款问题与其它事件不同，它涉及到十多个国家，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史上的一件国际性大事。在其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折冲纷繁复杂，相关记载及舆论报导内容丰富，数量可观，大多保存在国外的档案馆、图书馆之中，如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网站就保存了不少庚款资料。日本如此，美国可想而知，其他国家呢?目前学界将资料的视野多局限于国内，这是一只眼睛看问题，极易片面。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国外有关庚子赔款的记载和报刊文书乃一座亟待挖掘的资料宝库。

在国内方面，档案、报刊、方志等中藏有大量的庚款资料，目前的问题是挖掘不够。以近代中国第一报刊《申报》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庚子赔款”一词出现了近3千次，“庚款”一词出现了7千多次。如此浩繁的资料，学界引用了多少?《申报》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需要提及的是，现在有的研究者的资料获取路径来源于已版文著，他们习惯性地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中翻检“史料”，国外研究成果成了他们获取外文资料的主要依赖。这一现象并非个案，而是普遍存在。

(四)研究观点有失客观

秉笔直书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然而要做到亦非易事。史学研究要想客观，首要的是研究者要达观。学界距离达观的要求相距甚远。以庚款问题为例，建国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研究者受时代环境制约，否定情结浓郁，庚款成了针对列强的极佳的批判工具，这导致所取得的成果中带着很强的民族色彩，庚款兴学活动被简单地视为是对中国的侮辱和对民族文化的侵略。

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开始走出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看待问题渐趋公正客观，因而在庚子赔款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走极端的现象，一部分学者矫枉过正，着意于强调庚款留学的积极影响，而对其所强加的被动性和庚款本身来源的消极影响熟视无睹。如涂俊才对美庚款兴学行为高度赞扬，认为是“做了一件大善事”［50］，程新国将其赞为“再造中国”［30］。庚款留学的积极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研究者对其积极作用加以肯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予以全盘肯定，则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毕竟庚款留学是庚子赔款的产物，是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附加给中国的东西，归根到底是为列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绝不意味着学术的进步，恰恰相反，显现的是学界的稚嫩，是不成熟的表现。由此产生的压跷跷板式的争论，乃无意义论争。

综上所述，学界有关庚子赔款问题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资料及观点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学界只有对这几方面进行全面改观，才能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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