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固化促流动:社会拥堵的疏导策略

2013-08-15王芝眉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1期

郭强王芳王芝眉

（1.同济大学科学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92；2.上海思创华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200233；3.华东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上海 200237）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迁和跨越式的快速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阶段。随着社会转型程度不断深入、速度持续加快以及幅度全面扩展，社会呈现出纷繁芜杂的现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等。各种问题交织，形成转型道路上的重重路障，其中，社会拥堵就是转型中的最大路障之一。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拥堵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激化了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挑战了社会秩序的全面和谐，对社会转型的合理有序推进构成威胁。

一、转型时期社会拥堵现象凸显

随着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拥堵现象已在当下社会中凸显出来。在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聚集，城市的公共设施所承受的压力日趋加大，对城市居民的生存以及生活造成诸多不便，交通拥堵便是一个无法规避的城市化弊病。交通拥堵是在城市建设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层面上也同样存在着社会拥堵现象，并且随着这种现象的普遍化和对社会稳定的冲击而逐步演化为社会拥堵问题。在交通拥堵中，被堵的是车辆，而在社会拥堵中，拥堵着的是一个个族群。

首先，在这些拥堵族群中，最无奈的是“蚁族”。北大学者廉思在《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调查中，首次提出了“蚁族”这一新名词①蚁族，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参见廉思:《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学者韩晗就“蚁族”这一概念从收入、学历、所在区域与生存状况等入手，作了较为详细的定义，他认为，蚁族是指大学（特指专本科）毕业10年以内、个人来自于非直辖市或省会的贫困家庭以及在最低工资标准高于800元（2008年国家统计局标准）的一线城市从事合同、聘用职业的低收入群体；除此之外，这一群体的个人收入普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3倍，且在其生活的城市无固定房产；从收入支出上看，他们收入的70%以上用于支付房租与承担基本生活保障，“恩格尔系数”远远高于国内平均标准；从地域上看，该人群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与大连等直辖市与经济发达地区，根据目前官方统计数据，全国各大城市的“蚁族”总人数约为300万人。参见韩晗:《京沪穗三城蚁族阅读调查》（《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第5期）。。“蚁族”是对“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指出，目前，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蚁族”就有10万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太原、郑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据初步分析，全国“蚁族”人数将在百万人以上［1］。这数以百万计的庞大人群拥挤和等待在上层社会的门槛之外，鲜活地体现出社会的拥堵状况。

其次，最具悲壮色彩的是“考碗族”①考碗族，是指当下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并且不考到“饭碗”不罢休的一群人。近年来全国和各省市公务员考试热潮滚滚，“考碗族”便成为了流行一词。考碗族主要是这么一群年轻人，有的已经在企业待了多年，有的即将告别校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四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为的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找一个稳定的落脚点。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327598.htm。。持续火爆升温的公务员考试“催生”出了一个特别的族群，即“考碗族”。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被称为“金饭碗”，直辖市、省级公务员是“银饭碗”，地市级公务员是“铜饭碗”，镇、街道一级公务员是“铁饭碗”。多数“考碗族”的目标追求是多考级别高的和经济发达省份的，离家越近越好［2］。2012年国考报名数据显示，133万人通过公务员考试报名审核，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68∶1，中央党群机关的总竞争比例达到140∶1，有46个招录职位的报考比例超过1000∶1，最热门职位招考比例达4124∶1②数据源自国家公务员考试网http:／／www.chinagwy.org／html／xwsz／zyxw／201110／21＿32929.html。。这一幅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画面是当下社会拥堵的真实写照。

第三，除了“蚁族”和“考碗族”这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兴的社会拥堵族群之外，原本就基数庞大且数量逐日递增的社会底层更是社会拥堵凸显的现实。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在扩大:外出进城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1.3亿左右；城乡贫困人口按2009年国家新的标准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则超过2亿人；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比率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3］。另外也有统计显示，到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亿［4］。大规模的社会底层无法实现更好的生活，而新的底层又进一步形成，更加剧了社会底层的拥堵。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的中上层同样有拥堵的人群。当下社会中饱受争议的“富二代”③“富二代”（英文为Rich 2G）一词首先出现在《鲁豫有约》。该栏目对“富二代”的定义是:80年代出生、继承上亿家产的富家子女，他们被称为富二代，指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如今他们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有专家认为富人的财富应有部分捐献给社会而不是全部给子女继承，否则容易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388406.htm。、“官二代”④“官二代”是相对于“富二代”和“贫二代”的又一个网络新词，其主要针对高官的后代很容易获得权力的现象，同时也形容高官后代的种种不良行为。“官二代”的出现已不是个别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入官场或事业单位“吃财政饭”更是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由于官场职位稀缺、竞争人数众多，就造成往往只有当地权贵子弟才能被选拔到比较重要的岗位。“官二代”的出现，并不是说官员的后代就是“官二代”。“官二代”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里特定的问题出现的，这里的关键是“官”字，如果官成了二代的前提甚至成了充要条件，使得这种正常的现象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就等于把公权变成了私人的东西而世袭，就触及了社会制度中最基本的底线。参见王大鹏:《“官二代”与公平正义》（http:／／news.qq.com／a／20100601／000945＿3.htm）。等占据优势资源，是拥堵在社会上层的主体。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千万富翁接近24万人，而所有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了八成［5］。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提到，2003年底在浙江八个县市做过的企业调研显示，312家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这些企业2002年的销售收入都在500万以上。如果按照正常的家族代际传承，那么有资格成为“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的新中国“富二代”将数不胜数［6］。这仅是对于“富二代”的统计，如果再将“官二代”等集中起来，社会中上层的拥堵规模将更加庞大。同底层群体的被动拥堵不同的是，这些上层“二代”族群们占有先天的优越条件，他们的拥堵是出于主观意愿的自觉行为，是其凭借自身资源人为设置的拥堵。这一族群的拥堵主要是他们凭借先天家庭背景优势，抢占了社会资源，占据或者垄断了本该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机会，因而得以固守其自身利益，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中底层的上升空间被垄断和上升通道被堵塞。

被拥堵群体的出现和在社会流动道路上的拥堵现象彰显出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进入大城市就业谋生、寻求机会实现生活境遇改善和个人社会地位提升的人口数量大规模增加，形成新的社会底层。同时，原有社会底层内部也在扩张，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社会底层的规模愈加庞大。与此相对，社会中上层的既得利益群体抢占垄断资源，固守既得利益，导致社会流动的上升渠道相对狭小，社会上层的容纳空间相对有限，形成了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拥堵现象并出现了社会拥堵问题。

如果把社会结构看成是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社会成员实现自身社会地位变化的流动渠道就如同交通道路。在城市交通中，由于道路设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拥堵成为困扰城市居民及管理者的重大难题；同样，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也存在着社会成员现象获取新的社会身份及地位的流动道路上受阻的现象，由此导致社会成员大量地滞留在阶层的层界边缘而无法实现向上或向下流动，形成社会拥堵。这是所有深度社会转型国家都会遇到的重大问题，体现了社会群体的裂变和固化，也说明了社会阶层矛盾与冲突贯穿了社会变迁的全过程。

二、社会拥堵凸显是社会转型的路障

交通拥堵是城市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城市硬件方面具象的实体肌瘤，而社会拥堵则是社会发展层面抽象存在的空间肌瘤，社会拥堵凸显成为当下社会转型的路障。社会拥堵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逐步显现出来并反作用于社会转型，阻碍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对社会结构的合理优化和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构成重大威胁。

首先，社会拥堵的凸显影响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彰显。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被拥堵在社会底层的群体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向上流动渠道被围困在底层，无法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改革的受益者人为地设置各种障碍来巩固既得利益并抢占新的利益空间，更进一步地剥夺了底层群体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机会，这极为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彰显。

其次，社会拥堵的凸显阻碍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合理优化。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7］。社会拥堵中的底层群体，虽然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城市空间，实现了个人生活地域空间的转移，但是并未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身份的改变。虽然从农村进入城市，但是他们并未真正抑或完全地被城市所接纳，仍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外来人口。底层的群体不能实现身份的转换，大量拥堵在一定的空间中，意味着城市化的过程受到阻碍，这时的城市化也只能是形式城市化而非实质城市化。大规模群体被拥堵在社会底层，无法转换为城市市民，这对中间阶层的壮大与发展造成直接阻碍，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合理优化。

最后，社会拥堵的凸显深化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威胁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全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下，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载体。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序言中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这其中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既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又包括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8］。因此，各阶层的和谐合力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因素。但是社会拥堵问题，意味着利益分化凸显并加剧到了固化的境地。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0］由此可见，利益的分化使得固化下的社会产生拥堵，必然导致阶层矛盾的激化，成为社会和谐的隐患。

三、社会拥堵问题的疏导策略

人均国民收入如果超过1000美元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在此之前，人们埋头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分化和流动的问题显得并不很突出。但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贫富分化的现象有可能急剧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就会慢慢停滞。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上升之路被堵死，社会的生机就会一点一点被扼杀。如果在这一阶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就有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停滞，社会现代化陷入困境，甚至出现倒退。一个社会的阶层流动越顺畅，社会就越稳定。因此，在社会急速转型进程中，应该建立一个最基本的秩序，保障社会流动畅通。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对社会拥堵现象进行疏导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站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要从底层出发，以底层的视角关注底层社会、关注穷人社会，以此解决由阶层固化导致的社会拥堵问题。

（一）从根本上打破阶层固化，优化社会结构

从根本上来说，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结构是解决社会拥堵问题的最直接措施。

阶层固化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利益和社会格局的固化，打破固化格局才能为社会拥堵的群体提供出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流动和劳动形式的多样化逐渐改变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队伍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多种所有制形式下的分配方式以及生产要素分配标准的不确定性，形成普遍意义上的利益分化。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调整，但是由于客观存在的主体多元和权力失范，形成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贫富分化，并使得下层社会群体难以平等拥有发展条件，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动能。同时，改革开放初期物资匮乏条件下采用的倾斜性政策遭遇调整困境。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财富极度匮乏和我国百废待兴的局面决定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鼓励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紧紧围绕中国社会发展最关键、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温饱问题，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将资源投放到经济基础比较好、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实现国民财富的有效积累。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显现，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差距和分歧日益加大。基于此，党和政府及时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调整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但是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已经形成了既有制度框架下的运行规则和利益群体。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既有政策的受惠者中有一些人由于担心失去已有利益，转而反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希望按照既有的制度、政策继续维护自己不断扩大的利益，导致改革动力缺失。而许多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则因为难以占有资源和享受政策优势而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能力。此外，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政策制定和落实更多地还是按照工人、农民的阶级身份或者区域划分来安排的，较少专门针对某个阶层。这固然有利于维护公平，但是在利益分化加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粗线条的政策实施过程难免存在缺陷。特别是在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的情况下，一方面落实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增加了政策协调的难度，且很难界定政策过程中的实际受益者和可能存在的利益受损者；另一方面，一些富裕阶层可以通过他们占有的资源优势让政策过程向这些阶层倾斜，从而使得其他阶层难以获得相应的资源，导致两极分化加剧并产生固化。

这种利益固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限制了社会流动，使得整个社会在一个既定的格局中实现阶层内部的资源更新，无法容纳新的力量的注入。因此，只有打破这种固化格局，才能给社会流动提供方向以及通道，才能为社会拥堵提供疏导的空间与出路。

（二）在实践中兼顾公平正义，促进和谐发展

除了在根本上从宏观整体层面打破阶层固化、实现社会流动、优化社会结构之外，在具体实践层面，需要从各方面合理促进社会流动。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为这种流动模式的形成创造条件。

1.在社会流动上实现权利公平，提供平等机会

当前，由于户籍制度割离、教育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等权利差异，致使社会形成了一个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排斥性体制结构，一些社会底层的群体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低收入者被“锁定”在一定层界上，被拥堵在社会底层无法向上流动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这种被“锁定”状态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穷二代”、“新生代农民工”等说法，就表征了社会底层被拥堵在一定层界无法流动的事实。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改写不合理的社会规则，给民众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良性社会流动。

（1）改革户籍制度，提供平等发展权。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优化社会要素组合，建设合理社会阶层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发展机会的平等是解决社会拥堵问题的基本出路。

改革户籍制度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和身份长期被固化的重要措施。从资源分配的起点上来看，户籍制度是在人一出生就决定了个人所能掌握和拥有的成长资本的重要因素。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公民的平等权利，即不管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户籍，他们享有包括教育资源、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换言之，达不到让每个人都实现地位上升流动的最终结果，但是在最初竞争的时候，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相似的机会。

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以及对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功能，通过增强获取社会资源与机遇的机会，优化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享有不同的获取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及文化资源的机会和条件，而要打破二元社会结构，形成适度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必须打破城市与农村在获取资源方面的壁垒，让农民真正享受同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待遇和发展条件与机会；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资源如土地的市场价值，让农民获取更稳、更高、更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不打破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限制，无以从根本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流动，社会阶层的传统固化模式也无从打破。

（2）实现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转化。教育对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长期欠债，教育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教育的发展。中国孩子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由家庭的社会地位决定。正因为如此，社会拥堵规模日益扩大，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与代际分化日趋明显，贫富鸿沟越来越深，社会危机深藏在社会阶层固化的内体机制中。当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社会拥堵与社会流动互相牵绊、整个社会流动趋于停滞时，社会将产生一定“断裂”和“失根”，从而导致社会沙化现象出现，社会处在危机之中。此时真正公平教育的实现是解决社会拥堵的根本性措施。

提供公平教育的具体措施包括:第一，通过立法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同时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性，政府应把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防止教育商品化机制的引入伤害弱势阶层［11］。其次，在校际、城乡间和区域间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保证政策公平，如芬兰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标准和要求，统一学校教学设施和经费投入的标准，没有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之分，确保每个学生享有均等的优质教育，这对我国来说是有益的借鉴。第三，强调弱势地区和群体优先，对弱势地区和群体实施补偿制度。例如，日本和韩国颁布振兴偏僻地区教育的专门法律；印度对弱势阶层实施入学保留名额制度；美国为处于不利境地的学生提供特殊资助。第四，不仅关注机会公平，还关注过程和结果公平，建立个性化学习和辅导制度，保证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整体推进教育质量。例如，芬兰通过设立班级教师、教师助理、特别需要教师和多学科综合工作小组等，建立了完善的学生帮助辅导制度。第五，实施“二次机会计划”，关注弱势人群。

加大力度实现教育公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改进教育体制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切实建立健全并完善市场与社会的规则和机制，促使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能顺利转化为个人向上流动的社会资本，包括建立公正开放的市场竞争规则、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以及健全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防止近亲繁殖，尽可能实现就业公平。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约束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加强监督并纠正各种歧视性招聘行为。通过这些促使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实现其应有的竞争力，教育所产生的收入回报得到稳定的提高，最终发挥教育促进向上流动和地位获得的功能效用。

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及措施应当首先考虑弱势群体，而不是最后才照顾到这部分人群。城乡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应当尽可能一致，不能让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从源头上提供平等的发展权是疏导社会拥堵的关键。

2.在生活资源上创新分配机制，保障正当权益

社会拥堵问题不仅需要平等的起点，更需要在合理的配置下进行疏导。社会结构变化了，需要有更高的社会管理水平、更强的社会关系调节能力。对分配机制进行优化，有利于调整当今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弥合产生断裂的社会，建构阶层之间流动的渠道。如果能更好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中保低调高”并形成“橄榄形社会”，“仇富心态”就会失去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如果能有效打破各种壁垒，使社会结构“活”起来，“富二代”、“农二代”就不会成为流行标签；如果进一步改进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蚁族”们的生活就会多一些希望、少一些无奈。

（1）调整利益格局，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拥堵是社会阶层利益关系不平衡的结果。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发展，社会阶层利益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社会阶层利益的分化、社会阶层利益获取途径的多样化、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的显性化等。从现实情况看，各阶层利益群体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利益矛盾日益显现出来，利益关系呈现复杂多样的面貌:阶层之间利益的固化导致阶层向上流动困难，阶层复制现象增多；一些社会阶层群体相对社会地位下降，出现失利阶层和失意阶层；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出现，社会排斥现象凸显等。

“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12］。我国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的凸显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极为不利，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成潜在的威胁。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进而促进利益动态平衡。

第一，建立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拥堵是一种阶段性的凸显现象，但是拥堵群体处于一种底层生存状态，如若正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也不畅，往往会导致社会利益关系的紧张。因此，应以一种理性的、务实的态度对待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行为，并且建立顺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要通过畅通渠道，让民众拥有更多的利益诉求表达的制度资源。

第二，构建有效的利益调节制度。对于当前的利益协调而言，最为关键的是要解决过大的收入差距问题，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同时，针对一些利益矛盾冲突，要建立快捷的利益矛盾化解机制，如建立快速反应制度、利益协商制度和第三方调解仲裁制度。

第三，建立必要的利益补偿机制。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调整会导致部分个人和利益群体的社会利益受损，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差距扩大等现象。因而，必须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给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以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尤其要建立、完善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13］，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补偿，做好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社会救助工作，以便增进人的平等，维护社会公正，缓解利益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不断做出适应新利益格局的机制调节，充分利用“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是协调社会关系的主要抓手，也是解决社会拥堵的重要方面。

（2）创新配置机制，共享改革成果。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合理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固然要体现在效率上，但更要体现在公平上，因为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是否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能否公平地分享公共资源配置带来的好处，决定着人们能否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14］。国家在配置各种公共资源方面要全面合理、统筹兼顾，要做到使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普遍分享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利益，尤其要帮助那些在各种先赋性条件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和阶层，使其增强竞争的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竞争中享有相对公平的机会［15］。

中国是一个城乡、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人口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都相当严重地扩大了，而国家在分配公共资源方面扶强不扶弱的倾向在许多涉及社会流动问题方面尚未根本改变。对于社会流动来说，公共资源配置发挥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分配。在这方面，现行的分配机制很不合理也很不公平。城镇人口只占40%，而且比农村富裕得多，但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16］。

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政权机构的能动作用，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使市场在收入分配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是以市场为信号对经济主体提供资源信息，调整其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在市场中，处于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的经济主体通过等价交换劳动产品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并根据其贡献和地位获得收入，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使资源的流动和利用更加合理。在非完全市场中，单纯的市场调节容易造成分配不公，因此国家必须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即加大收入调节的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强化对过高收入者税收征管力度，同时取缔各种非法收入、整顿各种不合理的收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引导他们逐步熟悉市场的竞争，不断提高竞争力，使其能持续地充当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中间力量；而对于弱势阶层，政府要加大扶贫力度，通过积极的扶贫政策，着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在发展过程中，调整分配机制对于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疏导社会拥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在心理认同上提升底层尊严，强化社会整合

现代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制度化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所以打破各种制度藩篱，让更多的人有同等机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的同时，还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使人们能够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又能够对未来有比较确定的预期和判断，让人们真正安定下来，有安全感并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

（1）关切底层社会，拒绝社会排斥。社会底层遭受的歧视和排斥几乎无所不在，比如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的分配方面对这一群体有所区别；公园、图书馆、公共交通等公共物品宣称向所有人开放，却受到许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而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在社会交往中，底层社会也常常被区别对待。这种歧视和排斥几乎是系统性和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斥社会底层已然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以致成为一些底层社会成员的“自觉”，比如农民工乘公交车时怕弄脏座椅而自觉地坐在公交车的台阶上的现象时有发生。

底层社会成员的某些生活现实也被转换成价值判断，并予以贬低。比如说，缺乏教育或者没有受过教育，被天然等同于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贫穷则被视为耻辱，是个人失败的证明。在制度层面上，社会底层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制度中处于劣势甚至出局的地位，尤其在收入分配、子女教育等方面明显不利，向上的社会流动也越来越困难。我们需要正视社会底层及其社会生活处境，他们不应该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他们也应该获得应有的社会关注和社会地位。检视一个社会文明公正的程度，社会底层的境遇往往是衡量的标尺之一，社会底层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个社会无疑是高度文明、高度公正的。

从先进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社会文明地对待社会底层，其途径在于:一是尊重社会底层，二是国家保障社会底层享有体面生活。就我国而言，当务之急在于消除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斥，以切实有效的措施让社会底层共享发展成果，成为具有尊严感、幸福感从而也具有归属感的社会成员。

（2）培育社会组织，联通底层社会。当下社会中对待底层社会多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取代市场和社会的调节。社会结构变化后，协调社会关系的各个主体，即市场、社会和政府，同样需要各归其位。寻求管理与服务的最佳结合点，找到配置资源更合理的方式，才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更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能够助推社会和谐。在这个时代变革和社会转型都十分深刻的阶段，政府能否整合“社会力量”、协调社会关系不仅是一门新学问，更是有没有“执政能力”的体现。实践日益证明，党委和政府难以全面顾及大量社会性、公益性、事务性的社会管理，各类社会组织应当也必须成为党和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另一重要资源。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善用社会组织协调社会关系，这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

要正确引导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促进社会的发育成熟，看到它对社会的积极贡献，这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民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对社会组织不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去控制它并阻碍其发展，应该正确而健康地引导它，从而发挥它对市场、政府管理的弥补作用，而在社会拥堵现象里，社会组织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各种组织不仅在心理上对底层群体给予认同与关怀，更在实际生活中提供帮助与支持，是沟通政府与底层社会的桥梁。

为形成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促使一个同样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宏观的制度政策创新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从底层出发，以底层的视角去看待社会拥堵，从根本上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流动。从制度层面保障底层权益，增加底层关怀，是疏导社会拥堵的根本之道。

通往城市的列车给农民工带来了希望，但却并未实现他们人生的梦想，他们被文明进程抛在了无名小站；无数贫寒学子的命运也并未因为知识而改变，在窄小的聚居房中，他们如同蚂蚁一般生存着。个体境遇未必是时代的风向，却也折射出齿轮咬合间的摩擦和罅隙。一方面，差距侵蚀幸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社会拥堵梗阻，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社会结构调整滞后，“板结”、“凝滞”构成底层的状态概括。社会发展的阵痛期，各种矛盾的集中出现也对社会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发挥公平和正义，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疏通社会拥堵，建立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让各个阶层都能共享改革成果，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

在对社会拥堵问题进行考察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在对社会拥堵进行疏导的策略思考过程中，国家在制度设计层面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出发点，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奋斗目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市场对疏导社会拥堵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要制衡权力、节制资本，从社会底层出发，从弱者的视角来解决问题，杜绝社会固化。第二，在对社会拥堵疏导过程中，要警惕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之中。社会的分化到固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社会结构的断裂，底层规模越加庞大，积累到一定程度打破固化又进入新的分化，这样一种反复的历程容易进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走向历史循环，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解决问题，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将被抛入底层，对社会发展造成威胁。最后，在讨论当下中国社会拥堵的同时，我们还要放宽视野，关注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类似问题，如在国际上掀起风波的“占领华尔街”①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解放广场。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如今已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581763.htm。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美国政治分裂、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大等深刻社会问题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中的一部分人，因金融大鳄的贪婪而制造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其遭受了某种失业和困境而对少数金融寡头发泄的不满，其核心是反对财富分配不公和金融寡头的欺诈暴利以及政府对金融寡头的扼制不力。全球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它所创造的而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贫困、大规模失业、环境破坏和战争等诸多问题。“占领华尔街”对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是非常现实的警示，特别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我们决不能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路子。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充分全面地认识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遏制资本的膨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观察、分析并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

［1］潘晨光.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57－159，177－178.

［2］赵佳.汉语潜在新复合词“X族”的认知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3］胡建国.中国社会底层新变:穷人的抗争［J］.人民论坛，2010（21）.

［4］尹于世.给底层人群以向上流动的通道［EB／OL］.［2012－08－28］.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7／18／c＿121679841.htm.

［5］张青果.读书，是一种企业战略［N］.河北经济日报，2010－05－04（05／8）.

［6］罗雪挥，潘丽.“富二代”动摇中国人的财富观［J］.中国新闻周刊，2004（36）.

［7］张辉.中国城市化进入第四波浪潮［J］.小康，2005（10）.

［8］佚名.新的社会阶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N］.扬州日报，2006－09－28（C0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09.

［11］李江源，王蜜.论教育机会平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

［12］人民日报评论部.让“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EB／OL］.［2012－08－3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24／292723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