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鑫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所谓的“义利之辨”。这里的“义”，在春秋的典籍中，基本的含义就是“合乎礼仪”，行合乎“礼”，就是“义”。“义”与“宜”字相通，与既定的礼仪相符的行为即视为“合义”或“合宜”。这里的“利”，据春秋典籍的记载就是“事利”，即行有所利。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义利之辨，主要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利之辨、西汉时期以盐铁会议为中心议题的义利之辨、宋代司马光和王安石、朱熹和陆九渊等人的义利之辨、近代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义利之辨。本文阐释的是王安石提出的义利观的具体内涵，并探讨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王安石提出其独特义利观的社会背景

在王安石进行变法的政治改革之前，宋朝已经面临着严重的“三冗”问题，即冗兵、冗官、冗费。这种积贫积弱的现实使得年轻的宋神宗喘不过气来。宋太宗时期，全国兵额37万，太宗时已增至66万，到宋神宗登基之前，宋帝国的兵额已经达到140万。众所周知的梁山好汉林冲，所训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于此。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由皇帝直接掌控，每个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合计约五十缗钱。宋朝中期，就开始出现大批的闲散官员。据统计，宋真宗时期的政府官员已达9785人，仁宗年间增至15443人。宋神宗时期，嫁一公主费用高达七十万缗。宋真宗景德年间，祭南郊内外的奖赏是六百余万，宋神宗增加到一千二百万，短短三十四年就增加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