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斌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实践的互动反馈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同最新时代潮流相互影响、沟通和融合的文化共生过程。作为一个文化共生的历史变迁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体现为多元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碰撞与视域融合，也体现为多种文化主体力量之间的相互较量和优胜劣汰。而不论是文化的相互融合还是互相竞争，实现或提倡文化宽容即承认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存在样态的合法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要真正实现其持续、快速而健康发展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宽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大的文化政治，它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兴衰成败。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社会加速转型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关键时期，坚持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文化宽容观，无论是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理解和认识，还是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文化创新，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宽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

文化宽容指的是一种文化主体对其他异质文化形态或文化形式的理解、欣赏和包容，它内在地包括了两个相互联系、影响和转化的文化互动形式:一是对异质文化的价值认可，即尽管某种文化不同于甚至与本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冲突，文化主体也以宽大的胸怀去包容和理解它，承认其作为不同于自己的存在合法性；二是对异质文化的价值认同，即本文化的文化主体认同那些不同于自己的异质文化的价值存在，并采取欣赏的态度以此来激励、引导或指导本文化的改革及发展，从而实现文化的创新和文明的进步。作为一种对待异质文化的文化心态，文化宽容体现了文化主体崇高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体现了文化主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作为一种实践模式，文化宽容为防止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良好的解决办法和实现途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挑战。不管愿意与否，也不管接受与否，西方工业文明以摧枯拉朽之势强行嵌入传统中国文化的血液之中，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夷制夷，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工业生产方式以解决经济的落后问题，也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以解决中国的制度创新问题，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以文化宽容的精神来推进文化的创新和促进国民性的改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坚持文化宽容的精神，自觉地重新审视和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开始有条不紊地推进本土文化的创新和国民性改造。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存在过度宽容的倾向，也就是坚持“全盘西化”，但不管怎样，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着极为积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第一次意识到要从文化改造的角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营造的对待西方文化的宽容氛围之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无疑具有较强的示范与指导意义。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且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了坚定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文化宽容的氛围中实现的，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营造的宽容的文化环境，马克思主义即便是传入中国，也不会广为传播并很快同中国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关于这一点，有史为证。早在戊戍维新后期，就有西方传教士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①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并和中国人蔡尔康共同撰写的《大同学》著作，在其中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中，对马克思及其言论进行了最早的介绍。；在辛亥革命时期，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传入中国②1912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了一个星期的社会主义演说，积极地宣传社会主义。孙中山在讲演中概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几个派别，重点介绍了从达尔文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到马克思、傅立叶、路易·布朗、马尔萨斯、乔治·亨利等学派的基本观点，剖析了社会主义产生、形成的社会根源和发展趋势，并在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学派作出比较的基础上，极力推崇马克思理论。参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所有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学说的努力之所以没有最终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复杂的，但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总体上缺乏一个宽容的文化氛围，不利于西方文化也自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和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起到了自觉尊重或承认外来文化合法性的思想启蒙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宽容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因为文化宽容内在地满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历史条件。首先，文化宽容有利于凸现和保存民族文化的个性和优秀基因，因为文化宽容实质上就是对不同于本文化的异质文化的理解、包容和欣赏，这既是对异质文化个性的认可和欣赏，同时也蕴含着保存本土文化个性的价值取向。文化宽容既满足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要求，也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既需要革新同时又需要保存本文化个性的价值需求，同时还适应了现代市民文化宽容个性、彰显个性的文化祈向，因而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效地实现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生长点。其次，文化宽容有利于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而这事实上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难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好同西方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以前的做法是，要么屈从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压力搞“全盘西化”，要么坚持“中体西用”，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化是目的、本体，西方文化是方法、手段。而文化宽容则为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和平相处和相互融合创造了便利的文化氛围，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功地开启。第三，文化宽容有利于发现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迎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文化宽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进程

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涉及到多种文化主体之间的和谐相处及其视域融合问题，是一个不断促进并实现文化宽容的过程。

（一）对传统文化的宽容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同中国革命、改革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它只有得到传统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才能实现。尽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天下大同”的相同文化特质，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文化体系，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达和价值取向。为此，只有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宽容，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并且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才能顺利进行。毛泽东早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534这就要求从中国具体的环境出发来谈论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高高在上地来安排或命令中国的具体实践，它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并且也只有转化为具有中国民族特点、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指导作用才能充分地彰显出来。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34。可以看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宽容作为前提的，而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开启并不断向前推进的根本原因。

（二）对时代文化的宽容以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时代化

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宽容，这并非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无视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而且还要实现对时代文化的宽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是近代以来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既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实现了对近代以来时代文化的科学诠释。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不能回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去世以后的所有社会问题，这样，同不断发展着的时代文化相比，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或个别字句有可能过时了，需要马克思主义不断面向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对时代文化的宽容。而要实现对时代文化的宽容，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必须促进马克思主义同时代文化的有机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因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但任何实践都是一定时代条件下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只有同特定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破解时代提出的实践难题；其次，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要随着时代文化或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时代化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焕发勃勃生机、不断创新的历史，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2］5；最后，必须从时代需要出发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具有时代特点、满足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

（三）对政治文化的宽容以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就是在中国建设并实现社会主义，然而，当今时代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处于鼎盛发展的时代，在整个世界交往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宽容，促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处，这是决定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目标的重大理论及实践课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导集体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宽容，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情:首先，主张大胆吸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及管理方式，主张对外开放，强调既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373其次，在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中，允许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最后，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主张“一国两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3］58－59由此可知，在政治文化上，党的领导集体强调要实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宽容，这无疑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对世俗文化的宽容以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其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而要实现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就必须实现对世俗文化的宽容。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实质上就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进程，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世俗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个性张扬、拜金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世俗文化。这些世俗文化一方面有利于充分调动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另一方面则容易导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导致生态危机、道德危机以及主体意义危机。这样，我们必须在实现对世俗文化宽容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大众化，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及方法论对世俗化社会生活的积极引导，充分发挥世俗文化的积极作用，而有效避免世俗文化的消极甚至负面影响。

三、文化宽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价值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审视，文化宽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价值，那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它的历史使命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开辟崭新的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扎实的物质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在地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人的个性的不断张扬和发展，也就是形成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和自我意识的个人，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4］67；其二，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也就是使自然人成为真正的社会化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其三，人的劳动能力的不断发展，也就是说，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创造了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及生活方式，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力量源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价值在于实现并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文化宽容在很大程度上就彰显了这种基本价值诉求。我们知道，文化宽容是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不断壮大而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它以凸显文化的个性为重要特征。在宽容的文化氛围中，个体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个体与个体之间是平等的，可以进行平等的商品交换并享有同样的法律赋予的社会权利。这种基本的文化导向尽管是适应市场经济及市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政治，但它在充分调动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越是促进并实现文化宽容，越是有条不紊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越是能够充分调动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促进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反，越是不顾历史条件地放弃文化宽容，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就容易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导致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样的重大失误，形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历史悲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5］4，并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和壮大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健康发展”［5］10，也就是要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这个决定无疑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宽容，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持续快速而健康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薛金慧.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必然及其进程［J］.重庆社会科学，2012（5）:5－9.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1（2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