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磊

一、前 言

在以时代变迁为背景底色的生活场景中，社会焦虑的情绪在跨阶层的范围内泛化蔓延开来。“这种状态是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性预期而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抑郁、不安全感和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的集合，它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会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宣释出来。”〔1〕焦虑也是认知作用的产物，它是人们面对没有界限的风险扩散时产生的一种过度警觉或害怕的认知反应，且“主体僵硬的认知结构会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而变得敏感脆弱，表现出逃避反应或是过度的自我保护以免于伤害，此外，焦虑者时刻关注着环境中可能出现的紧张刺激源”〔2〕。适度的焦虑作为应激的本能性反应，有助于人们应对潜在的风险和挑战，过度而持久的焦虑，则阻碍着人们正常的认知判断，导致急功浮躁的失衡心态或是走向精神衰弱。由此顺延推导，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焦虑，是维持社会肌体活力的有效构件，而若焦虑的社会情绪在一个共同体的范围内泛化蔓延，即本体性不安全感的社会普遍体验，就意味着社会摩擦系数增大和社会冲突势能的蓄积，并引发低度的社会认同，从而导致互不信任、不合作、不妥协的社会共识崩溃的紧张局面。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普遍焦虑不安的困顿期，社会生活的宏观秩序化约为一幅碎片化的抗争图景。其生成的时代逻辑在于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的不相契合而出现了难以弥合的间隙，抬升的生活期许与下移的容忍阈值容易激荡出强烈的“不合意”体验，它源于一种简单但无处不在的生存性对比:窘迫的生计与奢侈的炫富，努力拼命与轻松拼爹，这种杂糅着百味的情感体验在发达的大众传媒下被无限放大。资源分配不公和社会流动机会闭塞是人们对现状和未来焦虑的两个基础性根源，匮乏的资源和堵塞的机会流动也导致了紧张的人际关系并恶化了信任生态，而普遍滋生的无责任意识 (与我无关)与现代社会的高度彼此依赖 (高度相关)之间的有意或无意的认知错位正把社会推向“失范”的边缘。进一步还原到具体的群体语境，则表现为普遍的弱势心态，农民工群体、蚁族群体、医患群体、官僚群体、老人群体、有产无产的阶层以及更多的底层劳动群体等，他们焦虑的缘由各不相同，却彼此关联，其背后展列的是一系列时代命题。在公正缺位和信任匮乏的焦虑社会里充满了棱角，利益的倾轧消损着社会的资本，这将可能是一场耗尽成本而没有赢家的持久博弈。群体性的焦虑瓦解着社会的凝聚力，而一场化解内在紧张的运动悄悄地在网络场域铺展开来，借助于互联网去身份化的平权表达平台，网众将私域琐事、公域要事编码化为各种符号，“这些符号经过理解选择、意义转换、价值异化，被部分消减或者是全部剥夺了惯常意义，并通过赋予隐喻而颠覆其原初意义，增强了自身的表意能力，建构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模式”〔3〕。

二、焦虑症:弱势心态的泛化与蔓延

焦虑是人们面临潜在风险和困难时的焦灼不安状态，这种不适感源于对未来模糊性状的不确定性预期。在当代社会的生活情境中，它首先表现为生存性焦虑，即对自身及家庭成员的生计和健康的担忧。生存性焦虑覆盖了相当大的人群，这与推高的生活成本、抚养教育负担以及不稳定的就业环境密切相关，此外，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生态环境污染以及频繁的事故风险也导致了人们本体性的不安全感。社会焦虑脱离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忧虑则表现为身份焦虑，因为身份所承载的不仅是福利与机会资源，更是获得成员认同的需要，相对高阶的身份地位意味着体面的生活有了保障。“社会身份等级的梯度越大，意味着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及资源分配，反过来加剧了对身份的追逐和竞争，以及低社会身份者持续的不受尊重感、失落感和羞辱感。”〔4〕最后，社会焦虑还表现为对社会秩序和道德的焦虑，犯罪率的上升、治安环境的不乐观、无规则意识的内化“认同”以及群体性事件所折射出的群体性不安，都是社会失序的症候。此外，在向现代陌生性质的社会过渡中，无所顾忌的功利谋划所滋生出的大量坑蒙讹诈、杀生杀熟、欺善纵恶行为透支着社会的信任，人际关系呈现出互不相干甚至是对立紧张的冷漠面相，维系家庭的伦常纽带也开始弱化，总之，道德秩序的衰落引发了人们的道德焦虑。

在普遍的社会焦虑不安中，弱势心态的泛化是社会焦虑情绪的鲜明映照。 “很多人都自认为是‘弱势群体’，泛化的弱势群体看似有些矫情，但我们却能管中一窥，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 (焦虑)心态在蔓延。”〔5〕农民工与城市底层等是公认的弱势群体自不待言;蜗居于城市边缘的大学生蚁族是弱势群体，眼前的就业和迷茫的未来是他们焦虑，即使他们中的一些跨入相对稳定的中产，也在为工作压力和房贷犯愁焦虑;病患承受着病痛和高昂的费用是弱势群体，而医生也身处弱势，高强度的医疗、医闹的压力以及可能面临的人身伤害则是他们的焦虑，医患关系正走进一个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面对经济不景气，中小企业主贷款无路而转向民间借贷，他们是金融体制边缘的弱势，而承受着繁多名目税负的工商个体户也是弱势;体制外的退休老人为微薄的养老金能否兑现而焦虑;然而，被认为强势的体制内的官员群体也表现出焦虑:政绩焦虑，基层官僚刚性的维稳压力、不合流的同僚排挤焦虑以及因利益共谋而可能产生的道德焦虑等。此外，大资本逐利冲动所运作的资本漩涡汲取着大量的实体财富，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的卷入，并成为其所衍生的泡沫风险的直接或间接承受者，在击鼓传花的风险游戏中，有产者面临着资产保值增值的焦虑。从另一个层面看，时下有产阶层为了子女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加安全的财产保障而纷纷移民的现象 (这里不论非法财产的外移群体)，也透视着社会的焦虑。“他们中的一些可能是社会规则的完美主义者，对社会环境有较高的期望标准，而弱的个人效能感，使他们产生了对于社会趋好的消极预期。”〔6〕

泛化的弱势心态蔓延到社会的大部分群体，尽管他们当中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并不符合学理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划分，这种弱势的自我定位其实是社会深层的普遍焦虑的体现。弱势心态滋生出社会焦虑，并引发低度的社会认同和紊乱的价值取向，降低社会的合作互惠，从而减弱社会向心的凝聚力，且由于缺乏责任认同，对于共同遵守的规则便缺少敬畏感，表现出种种“中国式”的无规则意识。对于规则的僭越和从容应对心态的缺失，进而“会导致社会成员在行为取向方面更容易选择成本小、见效快的短期行为，表现为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心理和相应的短期化行为”〔7〕。急功近利的无序谋利冲动，会进一步加深对社会的非合意性认同，从而加深社会焦虑。这一切所存在的背景是一个社会脱域转型的进程，“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8〕。人们的生活场景从“在场”的地缘关系共构走向“流动”的业缘关系勾连，维持社会信任的传统有效纽带不断地式微，而作为替代性的现代规范的缺位或尚未获得有效的遵循，使得社会出现了价值失序、道德失范、信仰失落等社会综合性焦虑症。中国社会的脱域进程鲜明地表现为市场逻辑的选择性运用，工具理性取得了对于价值理性的优先性，伦理精神被剃除，功利谋划占上风，社会成就取向被齐一化的评价标准牵引。此外，多元的陌生人社会催生出精神层面的“混乱感”、“孤独感”、“空虚感”以及情感归属的“失落感”，而社会的祛魅过程也使得社会成员普遍处于无信仰状态。当经济牟利的洪流冲毁了价值理性的意义堤坝，人们在面对诱惑时往往会缺少坚守和定力，喜欢从众随大流，随风转的心态就是一种典型的浮躁心态，极易使人形成价值认知失调，进而陷入焦虑不安的境况中。而在转型社会中，社会安全网的孱弱、失衡性的社会不公、公权力的失范、资本的横冲直撞以及扁平化的网络信息传播等，是引发社会焦虑的时代印记。其中，信息通裕而扁平化的网络已经嵌入进了我们的生活，“由于面对面交流的匮乏，造成网络交往的补偿性使用，网络匿名、去个性化和舒适随意的交往，是化解生活的沉重和压抑的有效出径，但经常性的网络信息接触又有可能提高社会压抑。”〔9〕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在网络的场域升腾出一片狂欢的景观，作为一面澄澈之镜，它映射出我们社会的焦虑镜像。要去体察社会焦虑，网络标签化的“话语符号”就是一个很好的观景之窗。

三、网络场域话语表达的娱乐化出径

作为一场技术革命产物的网络媒介，开启了一个信息无障碍流通的时代，它抽离了现实时空的界限，并构筑了游离的网络新剧场，网路共鸣箱一旦开启，在网络聚光灯下，网众可以瞬间汇聚而围观成势。无边界的开放网络是一种拟态空间，网众以代码的形式呈现，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能达到高密的聚合与自由的离散，且在网络社会中，网众喜欢通过符号隐喻来表达他们对舆情事件的公共理解或是描绘新事物、新情境，他们注重真实的生活体验，权威的说教在这里收效甚微。网络舆情事件的关键词常被抽离并编码形成“舆情符号”，被纳人了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之中，传播的过程因此而变得简单而有效。“传播者没有必要向受众过度地陈述事实，并刺激他们独立思考，而只需发出若干符号，这既减轻了传播者的压力，也适应了受众迅速得出明确结论的需要。”〔10〕在网络流行语的传播中，新的话语语境一旦形成，则无需太多的努力，就能达到理解语境的预期效果。传播的符号化意味着网民达成了某种交往共识，但这种对符号体系的条件反射机制的根源性土壤在于普遍的社会焦虑。

网众对于标签化符号的解释权，塑造了其对于符号的公共理解。具有相似处境、相似偏好动机和相似符号系统的人，比那些话语体系外的人更容易完成对方的逻辑证明，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创造出排他性语境。大蒜、生姜和绿豆是不会有施动行为的，但在资本推手与高昂的物流经销成本的作用下，网友惊呼吃不起，而其背后所投射的更大背景则是物价快速上涨的通货压力，为宣泄自己的无奈和愤懑，“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应运而生。以“哥”为系列的符号则是人物典型寄寓着社会某种品质的缺失，因为“哥”通常是“神”一般的存在，诸如“犀利哥”、“仁义哥”、“托举哥”等，这种道德焦虑也表现为对于“最美”系列的“给力”呼唤，如“最美女教师”、“最美交警”、“最美司机”、“最美妈妈”等，这些符号标签的热捧甚至神化，是社会背离常识、脱离底线后，社会道德资源的稀缺性的表现。而在日常生活的领域，生存性对比的落差产生出焦虑感，为化解内心的紧张，网众常通过直白的“羡慕嫉妒恨”表述和索然无谓的“浮云”心态去消解，从而达到颠覆价值序列的效果。此外，网络场域通过话语表达以缓解内心焦虑的符号还有，压力的代名词“鸭梨”、无辜又显无奈的“囧”字、比呆还呆“槑”字以及超人臆想的“雷”字。此外，社会焦虑的娱乐化消解，还体现在“杯具”、“伤不起”、“悲催”、“屌丝”等带有自嘲和无奈成分的网络流行词汇。伤不起:意为个体在挫折记忆下的脆弱属性，通常因难以面对或是不堪承受某种后果，而采取谨慎抑或免于伤害的姿态，也表现为对无法避免后果产生的无力感，或是“输不起”的一种自叹;“杯具”同义为“悲剧”，它是对真实逆境的自我调侃，“悲催”则比悲剧跟进一步“悲得催人泪下”，不仅是因为命运之多舛，而是因为生活中的每一次碰壁，每一次曲折，都给人以上天注定的彻底的悲壮感;屌丝，自称“矮穷挫”但本性善良的苦逼青年群体，屌丝们肯于努力并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可，但没钱没背景的他们又因找不到奋斗的路径，而表现出放逐和自暴自弃的无所谓的索然态度，“求别说”、“给跪了”是屌丝的口头禅。几乎任何宏大叙事都与屌丝们无缘，“备胎”是屌丝在情感上的宿命，屌丝偶尔的成功被称为逆袭。屌丝文化其实是一种聪明而刻薄的自嘲和揶揄，看似荒诞，回归到真实生活本身却是迷茫和无助的生活写照，它是小人物的集体自我认同和对冰冷现实的解构。①屌丝:庶民的文化胜利．腾讯评论，2012－3－1．第1993期．http://view．news．qq．com/zt2012/diaosi/index．htm．在网络场域中，更多更强烈焦虑的娱乐化消解，还体现在网众对于公共事件的关注，表现为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舆论风潮，“周老虎”、“70码”、“楼脆脆”、 “躲猫猫”、 “俯卧撑”、 “李刚体”、“三聚氰胺”、“毒胶囊”等是舆论喧嚣过后留下的公共符号。

网络话语符号的生成与传播经历了两次符号化，公共热点事件的关键词被抽离出来广泛传播是网络第一层表意系统的塑造，“随后网民按照‘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基因型和‘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表现型将其不断繁殖”〔11〕，则实现了第二次符号化。传播学上的模因论认为，符号的复制首先是通过引起共鸣而同化进入使用者的认知体系，并进一步通过记忆的语言、图片等感知载体的转化进行表达，从而实现与其他使用者的沟通传播。“网络场域的话语表达尽管高度浓缩甚至语焉不详，但是‘你懂的’那种明曲折实直白的说话方式，或戏虐调侃却焦虑怨怼的表达，契合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脱缰，以自由解构的精神瓦解正统腔调的祛权威意识。”〔12〕网众热情于站在道义的“高地”参与公共事件，也关注自身的生存体验，因此，对于公共议题他们或冷静地反问“元芳，你怎么看”，而回归到自身的不如意他们或声嘶力竭的咆哮“有木有”。颠覆性的大众狂欢性质，强烈的娱乐色彩下包含着浓重的社会焦虑情结，映射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时过境迁，这将会是留在时代的集体社会记忆。

四、合法性狂欢及其安顿

网络狂欢是社会焦虑情绪的释放，其有益面在于能有效地释放出蓄积的压抑，并通过社会共鸣使问题得以突显，从而缓解内心的紧张，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而狂欢的合法性限度在于避免无休止的谩骂和暴力伤害。以话语符号为载体的网络狂欢的内在触发机理在于: “人们对乏味、辛劳、压抑、不公正和缺乏生命力的第一生活的反抗，催生出人们对第二生活—即狂欢节的渴望，在此他们能去除平日的严肃，通过反讽、戏仿宣泄着往日的压抑与激情。”〔13〕在狂欢的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移开了因身份不同而形成的交流障碍，在这短暂的无差别化的平等关系中，人们可以随意而顺畅的交流。且狂欢得以进行需要一个支点，即存在着一个被推崇或是被调侃的对象，表现为一个“加冕”与“脱冕”的过程。网络充满着娱乐气质的话语狂欢，其幽默表达的背后更是一种曲折隐晦的话语评论。“轻松的诙谐讥笑了呆板凝滞与荒诞，狂欢闹剧也不仅只为使人感到轻松愉快，它交织着沉重的忧郁甚至悲哀，引人反思生活以及人性的复杂和深邃。”〔14〕

网络话语的符号形态，以一种零散的、片段的组合结构和调侃的、戏谑的语调，颠覆了传统、稀释了权威，并释放出郁积的文化期盼，演绎着空幻的胜利，它是草根文化的自觉与本能，但这种狂欢应保持在一定的合法性限度内。我们也注意到网络流行语中存在的对社会事件的“过度阐释”的狂欢现象，在思维形态上表现为游走在“绝对肯定”(造神)和“否定一切”(虚无主义)的极端。网络“恶搞”文化的有意误读、自由戏仿，便是一种过度的诊释。“恶搞文本也体现了‘语境接合’(contextual articulation)策略，即是一项文化产品接合不同历史、地域、年代、族群等语境所产生的符号转译和文本解码的策略。”〔15〕因此，借助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关注，应避免非理性的过度狂欢，“通过简洁的、俏皮的、质疑的、诙谐的语词，表达适度的愤慨，遵循善意的鞭笞而非伤害的原则，一种‘温和的’、‘幽默的’、‘非暴力的’呐喊形式，便是合法性的狂欢”〔16〕。然而，狂欢的情绪宣泄属性，常常使得其合法性被置于审美的云端，存在于网络场域的狂欢根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因此，要使网络狂欢真正得以安顿，化解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焦虑是根本路径。

(一)化解社会的结构性压抑，形成资源流动良性循环的生态共识。社会结构的僵化导致社会生活基础生态的恶化，即基础秩序的失落。社会阶层的固化表现为阶层之间无沟通或是无法沟通的断裂性质，它形成的是一种刚性的结构，即“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的分布具有很强的地位相关性，且分布呈现集束而非弥散状态”〔17〕，此外，作为固化结构的延伸机制，阶层的自我再生产维持着这种结构的存续。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再生产的长期效应就是社会结构性的压抑，表现为资源和机会的社会流动性淤塞，且权贵阶层的公共关怀精神的缺失和策略性的利益抱团，加深了社会的分化和对立的情势。而在庞大的社会中下层，匮乏的资源也加剧了底层的利益倾轧和堕落进程，社会的基垫层出现了沉陷。社会底层的行为失范加剧了焦虑能量的蓄积，而焦虑往往会滋生出“怨恨”情绪，这种情绪一部分向内渗透 (抑郁)，一部分则向外释放 (报复)。社会中产阶层 (诸如医生、基层官僚等)与底层频繁接触层，由于底层的认知局限，在此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最强，因此，作为夹心的中间阶层往往会成为社会结构性的压抑能量冲击的直接承受层。因此，如何重新找回改革共识，理顺社会结构，是化解社会焦虑的关键命题。一个健康的社会肌体，作为中枢的大脑过度充血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会导致其他功能性肌体因供血不足而失调、麻木或是停摆。由此，减轻权力和资本对资源的上抽，疏通资源流下放渠道，并确保资源能惠及每个细胞，才能激活社会活力，维持社会资源的再生，从而构筑社会资源流动的良性循环生态，消解普遍性的社会焦虑。随着不断普及的教育水平和频繁的网络信息接触，这部分的消除了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性，从民权意识的觉醒到权利的行动诉求，是体制调整不可错过的“时间窗”。且应该引起关注的是，社会焦虑正通过家庭渗透和社会学习的方式在代际间传递感染，这将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

(二)提升效能感，避免习得性无助。班杜拉认为，“只有在个人感知到自我无效能时，才使潜在的厌恶性刺激让人感到焦虑，较强的个人效能感能消弱焦虑的唤起。”〔18〕提升个人效能感，根本是提升自身的主动控制效能，这应从两个方面实现，一是促进公正的资源分配，因为匮乏的资源表现出易受伤害性;二是民众效能感的获得还在于制度规范的有效性，即规范效能。规则制度提供了某种确定性的机制，主持着公共遵守的非人格化的程序正义。若社会诉求的制度化申诉渠道不畅或是制度无效，很容易使人产生习得性无助，即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当无论个人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变事情结果的消极定势，并表现出某种无力感和审美疲劳，行为越轨的风险便出现。“时下网络交往媒介做为一个无障碍化的社会媒介，话语弱势在此获得了高的社会效能和认同资源，也为修复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刻板印象提供了可能，缓解了社会焦虑。”〔19〕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实社会中自我效能感的微弱。基于此论，当务之所急在于夯实现实社会中的法理型权威，因为它能施于社会成员普遍的效能感，并通过“惩罚”、“规导”机制提供共有的安全保护，有利于社会规则意识的恢复。

(三)归因取向与示范效应:大众媒介的认知引导。“人的情绪常来自于不合逻辑或不合理的认知，诸如绝对化的要求，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夸大失败或痛苦的体验等不合理论认知。”〔20〕人们倾向于通过经常性的横向与纵向的生存境况攀比，从而产生自己被剥夺的感觉。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归因，其社会根源的一面在于普遍的不公正感体验，但当一些诉求演化为纯粹的“向上性动机”攀比，无疑是不合理的社会认知和归因取向。如何引导攀比型、怨恨型的剥夺认知，而正视正当的价值期望落差而产生失落感，是一个容易区辨但难以操作的难题，唯有扩大社会公正感，才能横平心理的失衡。此外，现代网络社会中，心理的失衡会因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而加剧，因为大众媒介具有信息聚焦和放大的双重功能，当一种意见占上风会在“沉默的螺旋”①沉默的螺旋”机制就是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更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机制下进一步强化。媒体对负面新闻的标签化渲染与大众高频高密的信息接受，大量飞扬跋扈、为富不仁等刺激源的出现，作为新闻监督的副产品，这无疑会加剧社会焦虑和失序。因此，大众传媒应有社会责任担当，通过平衡化报道进行正确的认知引导。问题的倒逼机制能有效地促进社会进步，但应避免推演进敌对的死角，社会还需要正能量的引领以为社会的进步拉伸出足够的弹性空间，问题的倒逼与正能量的引导是化解社会焦虑应兼顾到的两个面相。

(四)柔性治理，社会焦虑的舒缓机制。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有着极大的关联，进一步地，它会影响到其作为权力代理人的合法性。现代社会中，柔性的对话式治理相比于刚性的禁堵式治理思维的社会适应性，在于它能为社会焦虑的化解留有更优的审议空间。柔性治理表现为政府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即要增强社会服务的责任性和对民意的回应性，避免刚愎的权力“独白”话语。政府应通过与民众坦诚的对话和沟通，以了解彼此的角色期待，从而消除隔阂，增进互信。对于政府自身的权力恣肆和腐败滋生问题，应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尤其是呼声高涨的官员财产及公共预算的公开，这是规范权力运行、遏止腐败的“沉疴”的关键性路径。此外，政府柔性治理的支撑架构在于依“法”治理，它表现为“法”对于治理架构的纵向权力规训和横向权利保障。政府对法律规范的遵守与灵活运用能有效地克服权力的随意性，保障公众合理的权利要求的同时，也能从容地拒绝不合理的诉求，并通过一定的惩戒机制，建立规则意识，消除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五)培育社会信任，重塑多元的社会评价及归属系统。信任是存在于社会交往实践中，认为他人值得托付的心理预期，也是共同体得以生成和维系的内隐性结构。它促进了沟通的扩展，能有效地缓解集体行动的“众人致误”，并鼓励对陌生人的宽容和接受，抑制群体内的敌对和陌生人的恐怖症，产生合作与互助的愿望。现代社会的焦虑，很大一部分表现为信任焦虑。不信任“坚冰”的消融受整个社会气候的影响，即社会何以远离荒诞和冷漠，并回归到社会常识和底线。从不信任到信任的转变非常缓慢，需要信任的社会引领和公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点滴积累，才能汇聚信任流，打破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从而走进信任促进信任的良性循环。社会的不信任也源于“货币”作为社会评价体系的齐一化“通货”和社会情感归属体系的失落，因此，对于社会焦虑的安顿，重塑一种多元的社会评价共识，避免社会单调刻板的印象，有助于社会成员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形成多元的价值追求。不虞匮乏是个体安全感的表现，对一个社会而言，政府的福利干预，“能增强个人的资本维持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社会融入，作为一种功能性的修补，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能缓冲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但人们很难从外部的生存性救助获得内在的安全感。”〔21〕这种内在的安全感不仅在于自身能力的提升，也在于社会个体的情感能否被整合进某种归属系统中，它取决于血缘关系内的情感纽带的稳固性和在社会范围内能否形成互助合作关系的社会支持系统，这种互惠关系并不表现为休戚与共的利益共谋，而是在频繁地沟通过程中所认识到的彼此所应承担的一份责任，它是集体共享的资本形式。

五、结 语

随着社会生活的网络深度运用，低门槛、低成本的网络接入和信息接收开启了一个信息启蒙的时代，无处不在的信息触角部分地消解了信息的不对称。但不容忽视的是，喧嚣的网络社会中裹挟着狂躁不安和非理性。可不管怎么说，网络社会已是比照现实社会的镜面，而网络场域话语的娱乐化表达则是社会焦虑能量的出径。通过对舆论情境的关键词抽离，标签式的“话语符号”是对社会热点事件的高度浓缩，它们简单到只是一个名词的喻称或是戏称，却是以标签集合的形式投射着令人深思的社会心态。网络场域的狂欢景观与现实社会中的焦虑互相映衬，由于社会粘合剂的缺失，社会流动渠道梗阻，使得社会结构的板结成块并不断裂化，这都加大了社会硬性摩擦的风险。此外，不信任的文化流强化了丛林逻辑，道德顾虑被堆弃在角落，人们对社会的“合意性”认同式微，焦虑在情感的深层蓄积。

社会心理学的自证预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认为，人们并非被动地任从环境影响，而是会主动得去预设某种可能，并根据这个预期去调整自己的行为，恰恰是这些调整最终造成预期的实现。其内在的逻辑链是:基于偶发事件，人们对其他人会产生一种顾虑预期，这会影响人们如何对待他人，而这种对待方式又会导致他人的行为与人们最初的预期相一致，使得这一预期变为现实，这又确证并强化了先前的认知。默顿称之为“情境错误的支配”，人们引用真实的结果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是正确的。社会焦虑的泛化和蔓延，也与这种主动的心理防御机制相关，起初的焦虑因素往往符合概率的正态分布，大众化媒体的聚合传播使得偶发的事件得以集束并类化。我们越担心坏事情的发生，便会越留意不利的讯息，不利讯息越多，情绪越加焦虑不安，为此越倾向于不信任并动员防御的心态，由此，更容易地诱发了坏事件的发生，对社会刻板的印象最终形成。普遍焦虑的化解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工程，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面对我们的生存和幸福所依赖的那些人的行动不断增加的匿名性和非人格化，无数的场合我们必须依赖不知名重要的他者的效率、责任心、好意，焦虑根源于此，也消解于此。

〔1〕邱敏．社会焦虑——一个微观层面的社会问题〔J〕．社会，2003，(3)．

〔2〕〔法〕皮尔里奇·格拉齐亚尼:焦虑与焦虑性障碍〔M〕．邹媛媛，李俊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1－5．

〔3〕武月锋，王川．网络流行语的理论基础:理解阈限、文化属性与研究维度〔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3)．

〔4〕Layte Richard．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Testing Status Anxiety，Social Capital，and Neo－Materialist Explanation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August 2012;Vol．28，4:pp．498 －511．

〔5〕管健．弱势心态蔓延:矫情还是憋屈〔J〕．人民论坛，2010，(10)．

〔6〕Laurenti Helene J and Bruch Monroe A．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Uniqu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maladaptive appraisal of interpersonal situation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July 2008;Vol．45，1:pp．55－61．

〔7〕吴忠民．社会焦虑的成因与缓解之策〔J〕．河北学刊，2012，(1)．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18－19．

〔9〕Norasakkunkit Vinai and Kitayama Shinobu．Social Anxiety and Holistic Cognition:Self－Focused Social Anx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Focused Social Anxiety in Japan．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July 2012;Vol．43 ，5:pp．742－757．

〔10〕许静．浅论政治传播中的符号化过程〔J〕．国际政治研究，2004，(1)．

〔11〕何自然，谢朝群．语用三论:关联轮?顺应论?模因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58．

〔12〕彭静．网络流行语的话语效应〔J〕．今传媒，2011，(7)．

〔13〕胡漫．作为话语类型的狂欢——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语言解读〔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05．

〔14〕王欢鸽．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狂欢与对话〔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05．

〔15〕朱丽丽．语境变迁、符号转译与迷群体—— “潜伏”迷的文化分析〔J〕．当代传播．2009，(6)．

〔16〕杨萍．网络流行语:网民自主话语生产的文化景观〔J〕．新闻前哨，2010，(4)．

〔17〕刘祖云，戴洁:再论社会分层的功能〔J〕．学术论坛，2003，(2)．

〔18〕〔美〕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65．

〔19〕Yen Ju－Yu and Yen Cheng－Fang．Social Anxiety in Online and Real－Life Interaction and Their Associated Factors．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Janney 2012;Vol．15，1:pp．7 －12．

〔20〕Neil McNaughton Jeffrey AG．Anxiolytic action on the be－havioural inhibition system implies multiple types of arousalcontribute to anxiety．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00;Vol．61:pp．161 －176．

〔21〕Hummelsheim Dina and Hirtenlehner Helmut．Social Insecurities and Fear of Crime:A Cross－Nation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Welfare State Policies on Crime－related Anxieties．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June 2011;Vol．27，3:pp．327 －345．

(责任编辑:谢莲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