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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四川泸州 646000)

引言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学界通常把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或团体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影响政治过程并对政治系统运行及结果施加影响的活动。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拥有和行使状况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发展水平。农民作为全国最大的社会群体，理应拥有广泛而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体现，农民充分有效地行使参政的路径［1］。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主要有选举县乡人大代表和村委会干部、参加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的结社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监督村委会工作、向村委会提出建议、向上级政府及其部门提出建议，等等。农民在这些政治参与中的认知、认同、评价以及是否有行为愿望等构成政治参与意识［2］。农民政治意识影响和决定着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一、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基本状况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维护了稳定有序的农村社会环境，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无论从参与的主体、内容还是参与的方式、方法来看，都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也造成农民政治参与出现了不同的状况，这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言是一个严重制约。

(一)从政治参与主体来看，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民主意识亟待提高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历来强调义务为本位，强调等级和服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养成了我国农民唯命是从、逆来顺受的习惯。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农民缺乏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对政治认知度低，主动接受政治教育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不强，对政治有疏远和逃避趋向。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占总人口的39．1%，远低于城市人口的65．4%的水平，小学文化程度的为42．8%，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达到8．3%，分别高于城市的23．8%和4%的水平，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好转，这是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高的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实现和参与水平的提高。因文化素质原因，导致农民这个群体的大多数对政治参与的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也很难意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涵义，难于真正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来。

(二)从政治参与内容来看，农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有限，层次较低，这进一步对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造成负面影响

农民的政治参与大部分仍集中在村一级，仅仅针对的是农村社会日常事务的管理，既不能触及上层国家政权，也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无涉，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整个国家事务管理之外，高层次或较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基本没有，农民对乡镇和县级政府的决策几乎很难发生直接的影响。当面对重大的公共资源分配问题时，农民几乎不可能进入到决定分配公共资源的环节中来。在长期的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被人为的二元制度限制了参政权的享有和行使。如果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一个拥有9亿人口的群体的参与，公共政策在制定程序上的合法性本身就会遭到人们的质疑。

(三)从政治参与的方式方法上看，农民政治参与途径缺失，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化

农民政治参与途径缺失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关于选举权的规定，限制了农民的政治参与。而农民利益代表的严重不足致使农民这一群体在全社会中的声音很微弱。1995年修改后的《选举法》将全国与省人大代表的农村与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从8∶1和5∶1修改为4∶1。这个条款俗称“选举权四分之一条款”。尽管这样的修改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向着更平等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但农村人口的选举权只相当于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城里人每选出一个代表需要四倍的农民才能同样选出一位农民代表。另外，农民政治参与途径狭窄，限制和剥夺了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途径的缺失导致农民对政治参与意识逐渐的消磨，对政治参与逐渐失去兴趣。

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以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录用工作人员的首要条件就是具备城镇户口，使农民被排除在了担任公职之外。虽然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报考公务员时开始突破传统的束缚，但担任公职的农民仍然是极少数。由于农民通过正式渠道参与解决问题的途径事实上的不畅通，导致出现了“参与拥堵”和“参与膨胀”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不得不通过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化是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特征。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通过正规的参与渠道，不遵守正式的参与规则，往往诉诸于非正规、非法或者暴力手段，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从长远来说，对农民利益实现和保护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及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必将给政治经济发展带来负效应，影响社会的稳定。这就需要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维护社会稳定。

二、影响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变化的主要因素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变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状况有着很大的联系。

(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参与水平就越高，［3］这也是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对五个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状况统计分析中发现，“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例地来自富有者，而最不积极的则来自贫穷者。”［4］由于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城市居民而言还属于较低水平，属于弱势群体，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相比城市近郊以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存在明显的不足，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要为生计奔波，对政治参与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或不屑于参与其中。在一般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他们自身以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至于国家大事、乡镇和村委会的事务，如果不与他们直接相关的话，他们一般都不会参与。此外，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还表现在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外部条件不足从而影响到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意识。农村相比城市而言，物质条件如大众传媒(互联网、报刊、通讯等)以及公共活动场所明显落后，从而影响到农民对于政治知识、政治信息的学习与掌握，进而不利于养成公民人格和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政治参与意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大部分处于政治参与年龄的农民进城务工，由于政治参与制度规定的限制，他们不能在城市享受民主政治参与的权利，久而久之，政治参与的意识更加淡薄，这成为了一种趋势。

(二)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的制约

当前留守在农村从事务农活动的农民很少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而且多是老弱居多。阿尔蒙德和维巴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参政比例成正比例。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会制约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因为他们对政治知识的匮乏，比如不了解宪法、选举法及村委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从而影响其相关政治参与行为;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公民，从而认识不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认识不到政治参与是实现和维护公民权益的途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就全国而言，平均有30%左右的村民群众不清楚村委会选举的基本政策和法律规定。［5］要改变这种状况任重道远。

(三)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制约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为儒家思想所笼罩的君权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强国家，弱社会”特征。以单个的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经营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以交换为目的，而以满足自我需求为目的，这种长久的经济形态造成家庭制度成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中国的一切社会特征无不出自家庭制度。“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6］生活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农民，缺乏公共精神，没有形成如西方国家中市民社会的机制，因而也未能形成真正的中国社会公共领域。长期以来，广大民众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经过公共领域的锻炼，公共精神缺失导致的后果是农民的自私自利心理，以“我”和“家庭”为中心，而“我”只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子民”，国家是皇帝的天下，在这种意识下的民众是不可能有积极理性的参与意识的。

(四)乡村干部腐败行为的制约

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土地的大量拆迁，一些乡村干部手中握有的公共权力与金钱(如拆迁补偿款)极易产生腐败。乡村干部的贪污腐化、行政的不作为以及各类损农伤农事件的发生，使农民对乡村政权和干部缺乏认同感。就村干部而言，他们与农民直接接触，是农民通过民主选举途径产生的，他们在村干部的职位上如果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甚至用公权谋取私利，那么无疑会让选举他们的村民产生失望心理，从而对今后的选举失去信心。在对乡村干部失望、不满甚至严重对立的情绪下，农民要么形成冷漠的政治心理，要么走向极端，进行体制外的政治参与，例如非法静坐和游行、冲击政府机关等等［7］。

(五)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的制约

据全国村民自治状况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民主决策方面，仅56．9%的人表示本村成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在2004 年中召开过两次以上的村民代表会议占28．2% 而村民知道在最近一年中召开全体村民会议的比例仅为34．6%，相反明确表示没有召开的占37．5%。在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七项重大事项决策上，均有半数村民不知道其决策过程。在民主监督方面，民主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委会向村民大会报告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尚未全面建立，被调查的村民中表示本村建立以上机构或制度与没有建立的比例同在20—30%左右，而表示不清楚的则高达40%—50%;村务公开程度低，村民对村务、财务管理的评价低，明确表示本村财务管理很好或较好的仅为20．7%;约26%的村民表示至今没有建立村民民主理财小组，35．5%的村民不知道村委会公章由谁保管，52．9%的村民不清楚本村的财务开支由谁审批。在民主管理方面，有30%的被调查村民表示本村没有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认为作用一般或没有作用的也高达44%。［8］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健全使农民对于这项制度产生失望心理，即因政治效能感缺失从而影响政治参与行为。［9］

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没有农民的民主，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方面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远离乡村政治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事实上，“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的权利问题，而权利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政治参与状况不仅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意义，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使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布局，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而言，研究农民的政治参与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当前培养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基本途径

农民政治参与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农村缺乏高素质人才、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偏低、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等原因有着密切联系，而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存在的问题更是由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因此，培养和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就需要从多种现实途径进行考虑，不仅是现实中的宣传，更要使得农民政治参与的途径等得到更大的拓宽。

(一)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从制度实施上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从解决农村面临的困难和农民的困难入手，调整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导向。具体来讲，首先要落实村委会的村民自治组织性质，进一步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法律定位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避免村委会职能行政化;进一步明确指导的内容是支持、帮助村民依法搞好村民自治，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搞好村务尤其是财务公开;要进一步规范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工作的内容、方式。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理顺村委会和村支部的权责关系和职责范围，明确村委会的工作宗旨。再次，要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以增强农民的政治效能感。选举真正体现了农民的意愿，保证将农民的意见落到实处，这样，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就会增强，其政治参与的意识会更加强烈。

(二)加大对农民的民主训练，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认识水平

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应该运用农民喜闻乐见、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在不知不觉中达到提高政治参与水平的目的。政治实践能给亲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是最有效的。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激活农民参与民主政治的兴趣，提高农民有序参与民主政治的意识和能力，不断丰富和发展民主参与的内容与形式，引导广大农民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投入到农村民主建设中来，这是提高政治参与意识的重要途径。

(三)加大民主法制建设力度，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障

首先要完善关于人民代表选举的法律规定，逐步建立更平等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其次要完善法律救助制度，实现对权益受损农民的司法救助。要完善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使农民在利益受到侵犯时可以选择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等方式为自己主张权利。同时，为农民开通司法绿色通道，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农民完成复杂的司法程序。第三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宣传教育，增强村委会成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使村委会成员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通过制度建设，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确保村民自治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10］

(四)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提升农民的市场主体意识与观念，进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这是促进农民民主意识以及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启动和发展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是依据平等地位，遵循公平、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竞争的，经济活动上的平等，激发人们民主意识的产生。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形式的认同。因此，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农民群众对村民自治等民主权利的普遍渴求，从而要求落实、拓展并牢牢把握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经济、社会权利。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就会由单纯的经济观念上升为一种政治意志——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

(五)农民的自身觉醒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关键

各级党政机关，要重视培养广大农民的平等意识、法制观念，引导和组织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首先，要解决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扫除其障碍和不利因素，以加快农民民主意识的现代化转型，从而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农民进行民主理论和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农民逐步摆脱“依附”、“等级”、“人治”等观念，使广大农民懂得他们是农村的主人;广大农民必须抛弃让官“为民作主”等在本质上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对于现代国家来说，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政治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农民也不例外。其次，在广大农村和农民中倡导依法办事、依法治村，使广大农民知法、守法，把自己的权利、义务统一起来，自觉维护宪法和其它法律的地位和尊严，并开辟多种多样的、切合农村实际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形式。

(六)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提高全体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要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实现农民的现代化。要加速农民的现代化转换，增强民主意识，就必须重视科学文化的教育。在民主政治事务中，一切活动诸如选举、竞选、提议、审议等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条件。另外，一定的文化水平还是全面正确理解民主目标、民主方法，消除封建主义所必备的。所以，提高全体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势在必行的。首先，要提高认识，增加投入，把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结合起来，一同落到实处。为此要加大对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教育投资。其次，要认真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加强农村的普通教育。再次，面向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发展农村社区农科教结合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造就和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管理、会经营的，具有民主意识的新型农民，提高其政治参与意识。

(七)充分重视发展农村各种自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各项经济社会权利，从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不断健全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民主制度建设的同时，充分重视发展农村各种自组织。首先，要确保广大农民对重大事情的知情权，对重大事情的参与权。要把村、乡、县和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情况、重大决策、重大事件公开告诉广大农民，形成一定的制度。然后，通过村民自治实践，使农民普遍接受基本的民主训练，培养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掌握自治操作技术，进而提升政治参与能力，使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与他们享有的民主权利相适应，同时，使村委会理性化的自治能力与享有的自治权利相统一，由此推动村民自治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学习民主，在学习的基础上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民主实践的质量，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既是一个培育合格主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又是村民自治改造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实践过程。总之，增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培养民主习惯是任重而道远的。［11］需要农民各种组织的共同努力。

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所指出:“有效的民主制度依赖于个人在地方上参与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发展出控制政治事务的某种意识”。［12］农民的参与能力与他们的文化水平紧密相关。通过政治社会化途径教育广大农民，使农民习得政治知识，所谓政治社会化，简言之就是公民习得政治文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有家庭、学校、社会、媒体等多个途径，通过多个途径教育农民，使他们形成公民意识和政治意识，一旦农民的公民意识和政治意识成熟起来，就会增强其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增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需要整合多方面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结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十分重视广泛动员中国社会下层，这其中包括对乡村农民的政治动员，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挽救民族危亡广泛地参与了政治活动，并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成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到国家管理和社会建设中来，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程度进一步提升，农村民主政治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总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应该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1］周作瀚，张英洪．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参政权［J］．政治学研究，2007，(2):45 －48．

［2］［7］刘伟．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不良倾向及其矫正［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5):46－51．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5．

［4］格林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39．

［5］徐勇．中国农村研究(2006年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7－80．

［6］林语堂．吾国吾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173．

［8］胡宗山，唐鸣．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民自治［J］．政治学研究，2009，(1):89 －90．

［9］刘伟．黄陂三自然村农民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8．

［10］唐震．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问题透视［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38 －41．

［11］李高东．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淡漠的成因及对策［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0 －21．

［12］阿尔蒙德，西维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马殿君，阎江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