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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贵州的农业与农事诗——以《黔诗纪略》为线索

2013-08-15史泠歌

铜仁学院学报 2013年5期
关键词:农事贵州农民

史泠歌

( 1.铜仁学院 社会科学部,贵州 铜仁 554300;2.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

农事诗,就是指“以农业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和直接与农业相关的诗歌”[1]2。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劳动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农事劳作为内容的农事诗,是中国古诗的重要体裁之一,占有相当的地位。自《诗经》中出现“七月”、“生民”、“无羊”、“臣工”、“黄鸟”等篇章后①,农事诗开始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崭露头角。“农事诗在两宋时已经形成一个流派”[2]178,并对元明代农事诗的写作,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作用。

明初,贵州建省后,文教日兴,儒学兴盛,为贵州诗歌的繁盛创造了条件。《黔诗纪略》(以后简称《纪略》)作为一部诗歌选集,收录了明代 200多位贵州作家的将近 2500首诗,其中的优秀之作,在艺术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明代贵州诗人中最著名者,莫如孙应鳌、谢三秀、杨友龙、吴中蕃四人,“更有不少佳作可与明代诗坛巨子争衡”。如明朝李维桢在《雪鸿堂诗集序》中,说谢三秀诗“触景生情,缘情体物”,“整而不滞其气,雄而不亢其指,深而不晦其致,清而不薄其词,丽而不浮,诗家诸体无不精当,诗品诸妙无不具备。”清初,孔尚任读过吴中蕃的《敝帚集》后,给予了高度评价:“屈子之闲吟泽畔,子美之放歌夔州,其人似之,其诗似之”[3]2。《黔诗纪略》所录的诗作,虽然以“宣传儒家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师生情谊、为民做好事等等传统道德观念”为主[3]4,但是亦不乏强烈反映社会生活现状的现实主义诗篇。在农事诗这一优良传统的影响下,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揭露了明代官府的贪婪压榨、残酷搜刮的罪恶,描述了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战乱下的劳动人民的艰辛和苦痛,从而反映出时代特色。

本文拟将《黔诗纪略》中有关的农事诗,作一简略的叙述,藉以说明明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点滴,用以补充史籍之不足。之所以选择《黔诗纪略》中的诗作为研究对象,亦是希望《黔诗纪略》——这部十分重要的明代贵州作家的诗歌总集,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一、明代农村生产劳动的画面

吴中蕃《杂讽六章》中的“红女投梭娼妇被,农夫力田仓鼠费”之语[4]1109,揭露了明代统治者践踏劳动人民劳动成果的可耻行径。同时,也说明“红女投梭”与“农夫力田”,在维系明代社会的基本需求,即衣和食的需求,有着基础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展现了明代统治者与广大生产者之间一幅对立的画面。

明代“虽然已经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但生产方式基本依旧”[5]43,依然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明代的全部农业生产,即社会的主要生产,依然是由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来承担。诗人们所描绘的一幅幅劳动的画面,便是这些农民生产的缩影。

贵州“地窳而土瘠,气沴而候愆”[6]。山高地狭,劳动人民与山争地,为提高田地利用率,注重因土种植问题:

其一

东皋土稍厚,宜种菜与麦。

勉力向春工,卤莽终无获。[3]830

其二

东田起长堰,西田临荒陂。

春至水泽均,两田安听之。

笑问筑堰翁,毋乃枉劳兹。

此翁殊不答,但看秋阳时。[3]1099

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理学家王守仁被贬到贵阳龙场驿时,也记录了当地农民因土地种植方式:“下田既宜稌(即稻),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6]695

与江南开春便开始春耕相较,贵州春耕、播种要晚许多。“田功三月始犁,四月播种,五月插禾,九、十月纳稼。东作稍迟,则禾苖不茂;夏初无雨,则收敛必歉;入秋遇有大风,则秀不实,谓之青空。农民岁入,除正供之外,恒不敷食。所赖山坡旷土,杂种燕麦、荞麦、水稗、旱稗之属,以佐饔飱。故民鲜隔岁之蓄,其亦气候使然欤。”[7]17贵州虽然“三月始犁”,但从诗人描绘的画面中,依然看到春耕时节农民全力投入生产:

岩阿黄虞民,笃志唯田园。

日出复日入,不知城市喧。

去草培嘉禾,两者不并存。

汲隧甘自拙,抱膝听禽言。[3]136

在农忙季节,劳动者深知“农事当及时”[3]1047之理,终日耕作,顾不上休息。“毕生营一饱,日午未就闲”[3]1101,“柴门新月上,荷竹条晚耘归”[3]647。年复一年,起早贪黑地在田间劳作,对农民来说,是习以为常之事:

田家终岁获,饱暖在勤劬。

苟辞力作苦,何慰妻与孥。

晨兴秉耒耜,日入脱蓬蒲。

往还向邻曲,谈笑任吾迂。

明月照墟落,清风吹短襦。[3]1051

雨水充足,田中杂草也肆意生长。看到禾苗长势良好,在烈日下锄草的农夫心中非常高兴,“回风动积水,好味生叶间。荷锄久忘归,对之颇解颜。”[3]1101

农忙时节,农妇承担的劳动更沉重,白天参加耕作,照顾全家大小,晚上还要上机织作:

孤灯一点照荆扉,寒女更深未罢机。

每怪天心似颠倒,绮罗织就反无衣。[3]687

农夫农妇们栉风沐雨,承担着沉重的劳动,无非是盼望能有个丰年,全家能衣食无忧。但是旱灾等灾害,常使农民的愿望落空:

遐荒诡节候,冬夏无前后。

断续三月雨,原田尽稂莠。[3]1030

历尽艰辛,仲秋之际,总算迎来了丰收年。仓里盛上了粮食,还准备造房子:

秋仲敛嘉谷,劬劳得暂宽。

孰以田野翁,仓廪意拳拳。

来月思盖庐,种麦犹当早。

用尔饥寒心,相期取温饱。[3]829

村民自酿美酒,招待来访客人,用歌声庆贺丰收的喜悦:

其一

村醅能引醉,蛮语自成歌。

信是居夷好,淳庞更孰过。[3]264

其二

野老杖藜山径中,牧童吹笛晚风前。

要知击壤声中事,社酒新笋乐醉眠。[3]29

《纪略》中,还有不少的诗反映了农村丰年祥和的生活情景,皆如上述几首那样朴实、逼真,令人感到亲切。例如杨彝《碧云洞》中“鸡犬人家足生理”[3]38,吴中蕃《早春田园八首》中“晨蔬畎亩道,夕饮犊牛还”[3]1099,杨雄祥《东坡途中》的“袅袅送农歌”[3]83等等。

农民们在不辞辛苦劳作的同时,也热切地盼望着丰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田间辛勤劳作,换来了一个又一个的丰收年。农民希望在丰年里,全家老小能得到温饱,自己的生活能有所改善。然而,在官府、地主敲骨吸髓的赋税、地租重压之下,不论农民如何“田畴勤力作”[3]62,仍然是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生产和消费是处于这一对立的状态之中:农民们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自己却享受不到;而从不劳动的封建统治者却得到种种物质享受”[2]182。明代社会现实虽然如此不公,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们仍然默默无闻地劳动,创造了明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为中国历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二、官府敲骨吸髓压榨下的农民的生活

明代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和佃仆。明政府摊派下来的各种赋税徭役,地主阶级都设法减免、转嫁,最终大部分落在农民头上,自耕农更是首当其冲。“因为明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多数地区的田赋率都在5%以下”。但是,“低赋率并不意味着农民受剥削较轻。因为明代田赋按亩征收,没有税负的起点控制,从而使地少收获总量不多的农民,赋税负担会成几何级数增加,以致剥夺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5]241明代初期,自耕农在农民中是大多数,由于不堪忍受明政府敲骨吸髓的封建赋役剥削,大量自耕农流亡破产,致使明代中、后期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明朝末期,佣工佃种者,成为农民的主体。地主阶级对佃户的剥削极为沉重,除了额定地租,还将各种附加租强加于佃户身上。地租率高者可达百分之八十,在敲骨吸髓的剥削之下,佃户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8]607-612。如贵州建省后,“生齿繁矣,徭役且日益重矣。夫土田非有加于昔日也,山林川泽之利,业已与官共之,又非能时时天降而地出也。生不艰,食不寡,为不疾,而供输且倍往日,又或令其剜心而饱黠胥,却闾阖之不日朘月削,犹却其步而求之前耳。”[9]22吴中蕃的《军兴》,便反映了这一情况:

古王重授产,谓得免饥寒。

衰世无常赋,有田成祸端。

锱铢真必较,晷刻亦难宽。

持赠谁为受,归来塞默看。[3]1166

从诗人们的笔触中,看到了广大农民血泪斑斑的遭遇,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前面提到,农民披星戴月,辛勤劳动,就是盼望有个丰收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稍微地有所改善。然而,在很多时候,农民的希望却只能是幻想。丰年带给农民的不是喜悦,而是更多的悲伤、哀叹。郑逢元写道:

使君最忌农余粟,年年檄下频催足。

娵訾建月里胥来,正值阴霾洒滕六。

大家小户图田形,冻僵手足皆皲瘃。

几人抚字得半征,一日风雷报全熟。

去年不喜闻社鹊,今岁犹为伤布谷。

布谷催春农事忙,杜鹃啼血贫人哭。

急从八腊味中求,复贳一蹄原上祝。

非敢贪求望有余,全入输将忧不足。[3]963-964

四月农忙时节,为了满足官府的残酷搜刮,“蛮娃”还要去深山采葛,织成麻布上交官府。然而,“蛮娃”的辛苦劳动成果,最后却被“弃如土”:

蛮娃出户筠筐随,琇子穿环帕裹颐。

东邻女伴竞相逐,四月深山采葛时。

葛叶萋萋葛藤绿,挪葛为丝给春服。

经丝易脆纬丝柔,裂指犹嫌 不速。

破窗风急寒灺生,流黄轧轧无停声。

织成未敢问刀尺,明日输租应到城。

到城杼轴归公府,吁嗟蛮娃亦良苦!

君不见,北里春风歌舞人,曲罢罗裳弃如土。[3]591

农民除了上缴政府规定的赋税之外,还要忍受地方官府敲骨吸髓的剥削。吴中蕃《早春八首》便反映了这种情况:

山家惜春卵,朝夕忍儿啼。

羽翼且近百,床前游以栖。

既生恻其馁,减食以相赉。

日日视肥瘠,心心防野狸。

几席被汙践,爱之不忍驱。

岂是安口腹,邑正方榷鸡。[3]1100

地方官员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哪管农民全家忍饥挨饿!沉重的农业劳作,使耕牛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傍晚放牧的牛犊稍微晚回家,农民便异常焦急,在官府沉重的赋税压榨下,“生人贱于畜”[3]1099,是贫居茅屋的农民的悲哀写照。

按照明政府的规定,水、旱、蝗灾之年可以减免或多或少的赋税。然而,地方官府不管百姓疾苦,照样逼收租赋,“小民方疾楚,官税且纷拿”[3]803。水灾时,“潮挟兼旬雨,村村水横流”,农民忧愁如何凑足赋税,“措手知无地,将何望有秋。”[3]51连年旱灾,农村饥啼声声,官府照样频繁催税。吴中蕃在《忧旱诗》中,便描绘了这样悲惨的一幕:

穷檐何日罢号啼,况复膏霖不点泥。

隔岁雷声先报旱,深春原野未扶犁。

已拌沟壑甘长往,其奈军储急挽赉。

县帖正繁如雨至,且须持过久荒畦。[3]1190

孙应鳌的《无麦谣》,将接连三年旱灾农家颗粒不收,官府却照样催逼租赋,农民痛不欲生的场景,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冬无雪春无雨,谁人迎龙谁置虎!

云脚欲聚风脚生,官家茹甘农茹苦。

边取军需仓收租,十人催捉九人捕。

麦苗不生稻不种,子弃父母妻弃夫。

难得上身难入口,贫者何薄富何厚。

手足尽折眼尽枯,相食宁论复相守。

不求珠玉不求金,惟求膏泽求甘霖。

今宵望月倘见月,愿言离毕又离阴。[3]235-236“官家茹甘农茹苦”,“贫者何薄富何厚”,孙应鳌不仅写出了农民和官家的贫富悬殊,还写出了“麦苗不生稻不种”的情况下,军需却不能少。“禾耨未施禾已典,疮痍初瘥骨仍销”[10]262。

为了摆脱沉重的赋役重担,有的自耕农不得不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质田供纳价,鬻子应征夫”[3]1166。例如,处在“一线黔州路”[3]397的交通要冲的铜仁府,“山高田狭”,“土瘠民贫”[10]133,却因“冠盖辐辏”,“民贫财竭”[10]137。“弹丸之铜,编民悉为流离,田土鞠为丰草,而田粮日加,马价日益,剜肉吸髓,以供无厌之求”[10]145。农民只能背井离乡,逃避剥削。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竹子偶然开花结成的竹米,便成为他们救命的珍馐:

上天淫威何所疾,良苗不实竹乃实。放花结子粳糯同,颜色红纤殊可食。

挈孥扶老入林中,采摘终朝怀袖充。无须稼穑禾三百,谁信簩蔥擅岁功。

金石尚流草木死,竹兮未必长生米。亦思续命苦无田,劳君输粟良可耻。

吁嗟竹乎,既不若天复颖粒,能饱陇西之数州;又不若离朱琅玕,能饲鸑鷟之九子。徒使蒙袂疾屦争,但暮于呼蹴差胜。芦根与凫茈,安得列方物而上供,佐玉粲之一匕。[3]1119

明代的乡村农户,还要承担官府征派的隶卒、铺兵、馆夫、轿夫等各种杂役,以及临时性服役。如贵州清平卫自洪武二十年(1390)设立卫指挥司驿,便每年征派民夫筑土城。在如狼似虎的黠吏监视下,被征派来的农民,“岁岁修城不得休,已无毛血待诛求。”[3]325被征派作卫所隶卒的民夫,也是度日如年:

一卫军余二佰人,千般差役在军身。

遗氓自合甘心死,敢向何人诉苦辛。[3]324

苦日子何时到头?“泪眼已枯骨髓尽,九阍何处叫天皇”![3]324面对无休止的赋税与徭役负担,农民最无奈的选择,只能是逃离家乡,挣扎在饥亡线上。目睹人民“死亡艰苦年复年”的惨状[3]1069,吴中蕃大声疾呼:“谁能从沸汤,一为扬清波”![3]1103表达了诗人希望有能仁志士治理国家、救民于水火的迫切愿望。但是,在明代中央专制集权等级制度的腐败统治之下,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农民渴望安居乐业的愿望,也只能是泡影。

明代中后期,大多数农民在繁重的封建赋役的盘剥下,往往连必要的劳动开支都不能维持,能够重复其简单的再生产已属不易,更不用说扩大再生产,故此期明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三、战乱下农民的生活

明代西南,战乱频繁。在官府苛捐杂税的剥削下,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频繁的战乱,更使农民悲惨的生活雪上加霜。《纪略》中的一些诗作,就对战乱情景、战乱后农民痛苦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白描式的刻画。

天启二年(1622),水西宣慰使安邦彦作乱,乱兵首袭毕节,西破安顺,东下瓮安、偏桥,直驱贵阳。乱兵所到之处,一片惨象:

烽火连天云黯惨,僵尸满地血模糊。[3]486

千家已尽烟逾惨,万骨成陵涕欲流。[3]487

谢三秀的《安庄夜闻警》,将战乱时人民夜不敢眠,随时准备逃难的悲惨情状展现在我们面前:

鼙鼓中宵急,愁闻战乏频。

数家出煨烬,一郡入荆榛。

地乱难为客,途穷耻傍人。

披衣待明发,华发镜中新。[3]556

封建国家“设兵以靖人”,结果因为战乱纷迭,“征缮苦不休”,“兵劳思做贼”[3]1093。百姓躲避的不只是“贼”,官兵的所作所为比“贼”更可怕,“贼去兵来梳与篦,饥成疫作滤而淘。”[3]1177谢三秀在路过“盗寇纵复横”的焦溪时②,目睹了“盗寇白昼攫金还杀人”的惨状:

腥血淋漓乱棘中,残骸枕藉曾潭里。

营荒十室九无烟,羸卒呼来卫行李。[3]572

官兵对付“盗寇”表现了无能,而对百姓却凶狠残暴,搜刮殆尽。面对“黔民泪尽眼欲枯”的社会现实,谢三秀“愤激眼前事”,却无能为力。

战乱中,劳动人民生命朝不保夕,统治阶级却还要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正如吴中蕃所写:

军兴开百孔,残贼肆侵渔。

势剧《石壕吏》,情殷《平淮书》。

壮哉惟鼠雀,瘠矣尽沟渠。

莫怨逢今日,他年恐不如。[3]1166

官府更是趁机横征暴敛,大肆搜刮农民的所有财物。“军兴凡八载,括取尽田器。”[3]1104一番劫难后,农民连春耕的农具都没有,“彼此相假易。”[3]1104

频经战乱的贵州大地,“十室于今九室亡”[10]261。面对荒芜的乡村,困顿的农民,诗人满腔同情和辛酸:

其一

十里荒村路,寻幽到薜萝。

陂寒菰叶少,篱晚豆花多。

废寺纷虫纲,贫家静雀罗。

老翁晞发坐,相对说兵戈。[3]593

其二

积雨空林湿,炊烟午未生。

逢人皆菜色,留客有蝉生。

药畹多难辨,葑田半不耕。

流亡浑满眼,何日是生平![3]593

“何日是生平”,是诗人对统治阶级腐败统治不满的责问,也是诗人向往安宁生活的呼声,更是千百万人民对和平生活的热切渴望。

四、论《黔诗纪略》

清代贵州人莫有芝“尝病黔中文献散佚,欲私成一书以纪之”。1853年,遵义人唐威恪“欲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莫有芝“任辑明代”。在黔西潘文炳与莫有芝门人胡长辛的相助采拾下,到1854年夏,“成卷三十”。1873年,这部诗歌选集刊出,得以与读者见面[11]。这便是本文开头指出的,研究明代贵州社会生活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黔诗纪略》(简称《纪略》)。

从中华诗史的发展演变看,明代的诗自然无法与唐诗相比。但是,从《纪略》所载诗歌具体情况来看,又有独具特色之处。评价诗歌的标准,不外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形式上包含创作手法、技巧,语言运用方面的创新;内容上,就是诗歌应该履行它的责任,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情况。按照以上两方面标准考察,黔诗在我国明代诗史上,应当占有一定地位。《纪略》的诗作者们,生于黔,长于黔,黔山黔水,烂熟于心。诗人们描述农村风光的诗篇,表现出贵州特有的地域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读起来令人倍感亲切。唐诗擅长描述地域风光,如“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麦苗风映柳堤”之句,北方暮春景色跃然纸上。《纪略》中的一些诗篇也表现了这一特色。如陆天衢《合江》一诗:

合江地低先得春,二月未半桃花新。

石潭游鱼去复至,见人不避如相亲。

江干间田可耕凿,江上风光良不恶。[3]152

所表现的合江春耕的黔地风味,就具有亲切感。像这类的诗作,在《纪略》中并不少见。又如冯廷锡的《山中吟》,也是如此:

春阳律转先深山,村村花柳回雕颜,鸟鸣高树声关关。几家烟火自村落,春酒熟时相往还。[3]162

山村春光,虽迥异于江边风景,却同样具有贵州风味特色。夏季贵州多雨,则是孙应鳌所写的“黔州城下江昼昏,六月六日雨倾盆”[3]247。秋日,少数民族居住的山村,更是景色宜人,令人流连:

扬鞭向秋色,村村落花雨。

高石郁嵯峨,拱揖迭宾主。

中安一峰秀,万壑尽掀舞。

从枝夹路低,众首一时俯。

红尘虽日深,青山差可补。

小憩篱落中,犬吠罢樵斧。

鱼塘翠蓧边,居人许自取。

野酌纷错陈,山鸡无剩羽。

蛮妹拥隆鬟,闹若蛙吹鼓。[3]1047

还有潘润民诗作中“黔山宜竹不宜柳,凝翠琅玕到处有”[3]500之句,反映了贵州多竹之特点。即便是对自然灾害的描写,也与中原和江南不同。如安诩对连日大雨,发生水灾的描写:“潮挟兼旬雨,村村水横流。鲤从床下跃,鸥向枕前浮。”[3]51更重要的是,《纪略》中的一些诗作,“在强烈反映社会现实上,确实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不失为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3]5。如“岁岁接兵戈”[3]245的贵州大地,战乱后,一片悲惨景象:

江山回首情何极,一望郊原惨颜色。

晓日昏黄隐隐村,秋风零落丛丛棘。[3]245

孙应鳌、谢三秀、吴中蕃、潘润民、杨文骢、郑逢元、安诩等人的诗,显得更为深刻,鞭辟入里。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官府压榨的痛恨,皆跃然纸上,共同刻画了明代社会症结所在。

纵观明代近280年的社会经济状况,可以看出,在前期和中期,“是在逐步提高和发展,并且分别出现过经济繁荣时期”[5]1。万历二十四年(1596),明廷开始滥派矿监税使,标志着明王朝转入后期。这一时期,政治上愈发黑暗、腐朽,在支出日增、财政亏空的情况下,加重赋税剥削便成为明政府摆脱困难的主要途径。权贵势豪们大量兼并土地,使自耕农占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地主豪绅对佃户残酷剥削,使得佃户再生产条件恶化。明政府加派的“辽饷”、“练饷”、“剿饷”等,对广大农民竭泽而渔,地主豪绅们又千方百计转嫁赋税,严重削弱了自耕农的再生产能力。而三饷收入的相当大的比例,其实却是中饱文官武将的私囊。加上高利贷和司法腐败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更使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上,甚至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加上自然灾害频仍,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由发展走向凋敝,由繁荣走向萧条。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时代的最强音,既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予以揭露出来,从而使人们认识到,究竟是哪些社会力量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前进。”

[2]193《纪略》的诗作者,怀着对劳动人们的同情之心,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社会现实的弊端,鞭笞了统治阶级的无耻和腐朽,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由此表明《纪略》中的农事诗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纪略》所载诗作,虽然大部分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但在丰富明代诗歌的内容、反映明代文学艺术特色方面,又各具千秋。故《纪略》中的大部分诗,都值得发掘。当然,限于诗人的时代与阶级局限性,如在对待少数民族和民众叛乱等问题上,有些诗作颠倒了是非、黑白。这些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

注 释:

① 郭沫若先生认为有《诗经》有 11篇农事诗(参见《中国学研究》第五辑,济南:济南出版社,2002年),罗丽先生却认为《诗经》有21首农事诗(《中国古代农事诗研究》第3章《先秦农事诗·周原贵族祈有年》,第43页)。

② 焦溪,在明镇远府东四十里,为往来通津,入于镇洋江。

[1]罗丽.中国古代农事诗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2]漆侠.知困集(12)·关于南宋农事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

[3]关贤柱,点校.黔诗纪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4](清)遵义唐树义子方审例,遵义黎兆勋采诗,独山莫有芝子偲传证.黔诗纪略·卷27[M].关贤柱,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5]王毓全.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19)·观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清)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贵州通志[M].清嘉庆递修本.

[8]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明)万历贵州通志(1)·民赋[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10](明)万历铜仁府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11](清)莫绳孙.《纪略》·卷首题记[M]//关贤柱.黔诗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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