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华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新民主主义时期，相较于当时社会上一般知识女性大多只能从事秘书一类的文书工作或是教师而言，革命阵营中的知识女性工作类型其实已经相当多元，女性党员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工作领域贡献一己所能。女性党员从事的工作类型繁多，包括政治思想宣传、妇女运动、地下情报联系、文书、军事、医护等。但是从事思想政治宣传的最多，宣传方式包括创作歌曲、编剧、演戏、文学创作、演讲等。据李伯钧的回忆，毛泽东就曾对她们说：“你们的任务是通过宣传工作，启发士兵们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打仗，为谁牺牲。唱歌也好，演戏也好，都不要离开这个主题。”［1］

一、歌曲宣传

中国共产党擅长以歌曲作为宣传形式，也常以教唱政治歌曲作为红军战士彼此鼓舞士气的方式。歌曲创作主要以民歌和军歌为主。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访问时，一位较为严肃的共产党员（担任电气工程师）曾向他抱怨：“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可见当时延安时期的红军们的歌唱风气是相当兴盛的。而斯诺对此种喜爱歌唱的风气则保持着一种乐观欣赏的态度。

关于共产党歌曲这种宣传形式，在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中也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根据王鼎钧的说法，八路军的特征是唱歌，像原始民族一样爱唱，像传教士一样热心教人家唱，到处留下歌声。就连不爱唱歌的人，也被歌声吸引走出房屋。下面描述的是一位女共产党员唱歌的画面：

屋后路旁，石碾周围，大姑娘小媳妇有站有坐，目不转睛的望着站在他们面前的女兵，这位女同志斜背着枪，挥舞着双臂。想必是，她们没见过如此奇怪的装束吧？有人目瞪口呆，有人吃吃笑，不久，也都溶化在歌舞里了［2］。

至于她唱的是什么样的歌如此吸引人呢？以下略举部分歌词：

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东亚称霸强，一心要把中国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军不打抗日军！我们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勇敢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我们决不再自煎自熬……［2］

从这段歌词来看，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并且强调中国打内战等于间接帮助了日本，完全没有提及共产主义的内涵。这一类的歌词是抗战时期歌曲的宣传主题，可谓相当成功地灌输给了老百姓中共抗日的爱国形象。王鼎钧说他虽然没有听过这首歌，但因为歌曲不难学，而且因为对内容有共鸣，因此心甘情愿地跟着学起来，甚至这支部队走后，主动写信回家说他要参加抗战。由此可见，歌曲在宣传革命事业上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女党员不但完全可以胜任此种任务，甚至从老百姓听歌的反应中，可以发现女党员更具有亲和力，即使打扮成士兵一开始的确让农村妇女们感到诧异，但并不妨碍她们被女兵的歌声吸引，对农村妇女来说，这样的软性宣传更有效果。

二、戏剧宣传

（一）红军剧社

女性党员担任编剧者以知识分子为主，如李伯钊、丁玲等人。至于演员则分布广泛，并且经过专业训练，如李伯钊的戏剧学校、文艺班等。以下分别介绍几位在戏剧宣传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党员。

首先绝不可被忽略的灵魂人物为李伯钊，她有相当高的文艺天分，有“中共苏区三大红星之一”、“赤色明星”之称。据美国记者威尔斯描述，她“生得娇小美丽、皮肤雪白晶莹”、“真是个美人”、“特别温柔可爱”、“写过许多剧本，在苏区深受欢迎”。

第二位负责戏剧宣传的女性领导干部是危拱之，她曾于1929年被中共中央派至苏联高尔基艺术学院学习1年，回国后在苏区组织红军剧团，在延安时期甚至担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斯诺于1936年在陕西保安曾特别访问过她，危拱之向他描述了1931年苏区组织剧社团的工作经验，也相当自豪地告诉他，农民们大老远地去看她们演出。有时候她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则偷偷地带信请她们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演出。她们去了之后，红军和白军的士兵都不带武器到集市去看她们的表演。姑且不论这段话所述是否有夸大之嫌，但是她所表达出的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与成就感，却是无可置疑的。

红军剧社在革命的宣传上，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其社长是女性党员，在男女平等的解放道路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在女演员方面，例如李桂芬，是医院剧团的主要演员，笛子、萧、琴她样样都会。舞台上她更是个活跃分子，在《送郎当红军》、《十劝我郎当红军》、《看他革命多勇敢》等节目中，她总是扮演郎君。王定国也是红军剧团中的演员。1935年奉调到省委领导的新剧团（后改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长征后她随新剧团一路转战，向西挺进。这是红四方面军宣传队伍中最主要的力量。1935年3月，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建立了演新形式、新内容的“新剧团”。新剧团有100多人，设音乐、舞蹈等几个组，主要任务是运用各种形式，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剧团大多是年轻的女子，最小的才十一二岁。团里的女红军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谁也没接触过文艺，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刚到团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王定国等人整天跟着几位老师学唱歌跳舞。此外，孙铮曾参加过延安时期兴起的秧歌剧，在《夫妻识字》一剧中成功扮演刘二媳妇的角色。秧歌剧是一种改革陕北秧歌形式后用来宣传革命政策的剧曲，属于中共对于普通民众独特的宣传形式。透过此种戏剧的演出，可以达到对于知识分子了解工农兵阶级的一种思想再教育。以孙铮为例，她在寻找“刘二媳妇”这个形象的舞台造型时，一开始非常伤神。为了表现自己走出课堂、面向群众的决心，干脆坐在鲁艺门前的大路边上，观察来往赶脚的农村媳妇，但总不得要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导演张水华到一个集镇去赶集，发现了一个理想中的青年妇女。按照导演的要求，孙铮一直跟从这位媳妇到家里，与她话家常，交朋友，用革命的眼光去理解生活里一个年轻健壮的军人家属的行为举止，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舞台动作。在这样的演艺工作的揣摩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女性，如何透过戏剧逐渐“向工农兵学习”的。另一方面，秧歌剧也的确达到了宣传的良好效果。

（二）戏剧宣传的效果

关于戏剧宣传的效果，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利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换，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3］。

三、文艺宣传

（一）文学

我党深知文学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极力促成“左”倾作家的联盟。不少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其实也是共产党员，丁玲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女性作家。

丁玲早期的创作风格是属于浪漫主义式的，女性意识在作品中极为强烈。但30年代思想逐渐“左”倾后，她的小说所关注的对象已经从城市女学生转移到下阶层的人民身上。例如《水》是以1931年全国16个省遭受的大水灾为背景，描写农民在困境中抗争的故事；《田家冲》则描写农村中残酷的阶级斗争，一个地主的女儿怎么样变成布尔什维克的故事，因此也得到左翼文学大师鲁迅的共鸣和肯定。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鲁迅甚至在给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的信中，对她的作品表达了最大的赞誉：“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4］由于丁玲成名较早，作品在年轻学生中又有影响力，因此在思想上为一些倾向革命的青年日后革命铺了路，成为一种宣传形式。

（二）绘画

绘画形式的宣传方面，蹇先佛是个很好的例子。她曾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被分配到政治部门做宣传工作，负责刷标语、刻蜡板、画宣传画。红六军团西征时曾扣押了一个外国传教士，带他一起行动了一年半。传教士被释放后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一位刻蜡板的红军：“她沉默寡言，别人常常因为她不说话而嘲笑她。但她很能干，每天行军间隙，她都刻蜡板，再同一个大约9岁的男孩儿，把成百张的蜡纸用油墨滚子一张张油印出来，然后装订成书。繁忙时，他们一天要印几千份。”［5］据老同志回忆，红六军团当时刻蜡版的女同志只有蹇先佛一人。

四、思想教育

许多女共产党员在革命队伍中担任思想教育的宣传员工作。尤其是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跟随第一方面军的30名女干部，几乎都是担任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又称为“政治战士”。一路上要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更要鼓舞士气。廖似光就曾对邓颖超的宣教工作印象深刻：邓颖超负责宣教工作。她积极为董老分担责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很好。每当到达宿营地，她总是首先询问身边的同志，人员是否已到齐？临出发前则认真检查住宿期间同志是否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违反的加以批评、教育甚至处分，做得好的则加以表扬。她常对我们说，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的一大区别，这样老百姓会更加认清谁是谁非，更能充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有利于我们的工作［6］。

邓颖超那富有感染力的演讲，简洁明快而又在情在理，常使群众折服。记得在红军强渡乌江，攻克贵州遵义城后，军心振奋。红军缴获了敌人许多军用物资，俘虏了很多敌官兵。在动员俘虏兵大会上，邓颖超作了演讲。她那激昂的讲话在情在理，俘虏兵听了大受震动，纷纷起来控诉蒋军，诉说自己怎么样被迫离乡背井，告别亲人们，无奈充当国民党的炮灰。她的演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感情的真正流露。会后，许多俘虏要求加入红军队伍，倒戈反击蒋军。

蔡畅也提到，长征途中，每次宿营，邓颖超都要到驻地附近去打土豪，宣传红军和党的政策并发动群众。那时很多老百姓并不了解红军，再加上国民党的宣传，一听说红军来了，很多人就慌慌张张地躲藏起来，有时甚至连一个人也找不到。因此，每到一地，她就和同志们一道，耐心地宣传，说明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和白匪军打仗的。她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取得了当地群众的信赖。每次宿营结束部队要离开时，经常有很多妇女来给她送行，表现出和她难舍难分的感情［7］。

进入陕南后，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派出部分干部和战斗连队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那时她们7个女同志既要抢救和看护伤病员，又要当宣传员。部队每解放一个新城镇都要开庆祝会，会上要演出节目，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等。军政部根据这些内容，会临时编排一些小节目，那些女同志们也用老调配上新词，连夜排演之后登台演出。女同志们其实对唱歌、跳舞和表演并不擅长，她们也是现学现卖，每一次演出，都会吸引很多的群众前来观看。

［1］瞭望编辑部.红军女英雄传［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102－104.

［2］王鼎钧.昨天的云：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一［M］.台北：尔雅出版社，2005：215.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胡愈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95－97.

［4］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M］.陶宜，等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32－133.

［5］姜延玉.多视角下的长征［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6：438－439.

［6］金凤.邓颖超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6－89.

［7］曾志.长征女战士［M］.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