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娇

(台州学院人文学院，浙江临海317000)

异称又叫同物异名、同实异名等，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名称，或者说同一个事物具有多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它是汉语中既特殊又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通常情况下，异称的出现并不会引起交流理解的障碍，甚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表达的色彩，丰富汉语的词汇。然而，从识读古籍的角度来说，由于古今语言的巨大差异，异称不免造成人们思想交流的困难，增加辨名释义的难度，成为阅读理解古书的重大障碍。因此，从古至今，对异称的考释就构成了训诂注释的重要内容。自秦汉的《尔雅》、《方言》，再到明清的《本草纲目》、《农政全书》、《植物名实图考》、《事物异名录》、《称谓录》，以及当代编纂的《同义词词林》、《古辞辨》、《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等等，都对事物的异称有不同程度的收录与解释。关于传世典籍异称现象的研究，已有较多的著作问世。相比之下，写本文献中的异称整理与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就目前所见，仅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敦煌文献语言词典》等书中偶有涉及。而写本文献较之传世文献而言，显然更具原始性、同时性，更能真实有效地展现某一时代下的异称现象。

卷帙浩繁、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90%以上是宗教文献，其对宗教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即便是仅占其中一小部分的敦煌变文、敦煌歌辞和经济文书，也是研究唐五代时期社会文化、经济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其写本文献的特征，却不便利用，除了俗讹满纸的文字特征外，大量出现的异名别称也是识读的重大障碍。关于敦煌文献的文字校录工作，至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变文校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等;但就异称的研究与整理，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专著和专文加以探讨。有感于此，笔者就敦煌文献中的异称现象发表一些个人见解，抛砖引玉，企请方家指正。同时又因为敦煌文献内容丰赡博大，故仅以其中的服饰词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一斑而窥全豹。

一、俗讹满纸是异称滋生的直接诱因

敦煌文献是写本文献，其抄写的年代大多集中在晚唐五代，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俗字流行的高峰期，未经专业训练、水平不高的抄手们自然难以免“俗”;保留异称词较多的经济文书、愿文、变文等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文体，更使俗字有了很好的滋生土壤。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敦煌文献中的词汇错讹俗写甚多，异形词大量充斥，迥异于传世典籍的字形单一，这一特点也就成为了敦煌文献异称词大量滋生的直接诱因。

俗讹满纸的文字特征导致了敦煌文献中异形词的大量出现，像“篦子”作“箟子”、“眼睛”作“眼精”、“腰带”作“要带”、“臂韝”作“臂鞲”、“锅子”作“鐹子”之类，不胜枚举。异形词是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本与异称截然不同;然而这样一种书写随意的风气却直接影响到时人时地的思想，使他们敢于打破常规俗套，大胆地为一物另造一名。既然一物可以这样那样写，那么一物似乎也就可以这样那样称呼了。从这一角度说，俗讹满纸所致的数量巨夥的异形词无疑瓦解了人们的单一思维模式，为异称词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敦煌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异形词源于同音近音字的临时借用，这类词在形成之初多是书手的偶然失误，在抄写过程中不小心写了个音同或音近的字。但或许是书手潜意识里的选择，他们在选用音同音近字时又多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到词义的因素，选择了一个音近义通的常用字，结果用得多了、久了之后，不仅积讹成俗，甚而直接发展为异称词。

【帔子】【披子】【被子】

敦煌文献中常可见到“帔子”一名，既可指男女均可使用的披肩，又可用来指称唐代女子专用的一种飘带式长巾，还可用来指称佛教寺庙中的菩萨、天王、力士所用的长长巾帛。如:

1.高留奴:生粟并(饼)油柴，半幅黄画帔子，通计二丈四尺。(斯2472号背《辛巳年(981)十月廿八日荣指挥葬巷社纳赠历》)

2.娘子黄画帔子一条……青晕罗帔子壹。(斯6050号《年代未详(公元十世纪)常住什物点检历》)

3.王文诠生绢壹疋，白绵绫壹疋，紫绣故帔子五尺，官布两疋。(伯2680号背《便物历》)

然敦煌文献中又常可见到“披子”一名，所指与“帔子”完全相同。如伯2583号《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红蕴披子一，施入合城大众。”伯3250号《沙州僧绢绸等历》:“令狐寺主黄罗披子玖尺，又二色绫壹丈。”伯2706号《年代不明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故红罗披子壹条。”这是因为“帔子”作为服饰之一种，穿着时与“披”的动作密不可分，故书手抄写时就想当然地写作了音义皆近的“披”。至后世，“帔子”一称虽然保留，但反以“披”为常，更发展为“披帛”一词，专门用以指称唐代女子身上的装饰性帛巾了。

“帔”、“披”、“被”三字同源，音同义通，故“帔子”在敦煌文书中又往往写作“被子”。如伯4975号《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黄画被子七尺，白绵绫一丈。”伯2567号《癸酉年(793)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紫绢衫子一，晕绢被子一。”这些例中的“被子”，或长至七尺，或与裙衫等成对使用，绝不可能是“棉被”之义，实即“帔子”之音变异写。“被”同“帔”，传世文献有用例。《左传·昭公十二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陆德明释文:“被，普义反。”杨伯峻注:“被当读为帔。”

“帔子”、“披子”、“被子”本即一词之异写，“帔”、“披”、“被”，三字音形皆近，书手混淆之故。然由于三字意义相通，读音又在后世发生了变化，故后人多认为是命名角度差异所致的异称。我们如若不晓敦煌文献俗讹满纸的文字特征，恐也难以知其得名之由。

俗写通行加上方音的变化有时也会诱发异称的出现。敦煌地处我国西北，方音与中原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少中原的称呼在敦煌文献中便会以另一种崭新的样式出现。如军士所戴的头盔，中原习用“兜鍪”一称，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六卷音义:“《广雅》:‘胄，兜鍪也。’中国行此音;亦言鞮鍪，江南行此音。鞮音低;鍪，莫侯反。”则“兜鍪”为当时中原习用称呼，“鞮鍪”是江南一带读音。敦煌变文中有沿用中原读音“兜鍪”的，如《敦煌变文校注·叶净能诗》:“忽有一将军，身穿金甲，上兜鍪。”但常见的却是音变作“头牟”、“头毛”，因西北方音“牟”、“鍪”同音，“毛”、“牟”音近。《敦煌变文校注·韩擒虎话本》:“忽然十字地烈(裂)，涌出一人:身披黄金鏁甲，顶戴凤翅头毛。”伯3391号《杂集时用要字》:“头牟，覆膊，臂钩。”《敦煌变文校注·捉季布传文》:“忆昔挥鞭骂阵日，头牟鏁甲气如云。”“兜鍪”、“头牟”、“头毛”三词，虽从产生来看似乎也只是异形词，但按照中原语音，三者读音相距甚远，且书手以字面易晓的“头”替换音义难懂的“兜”，也更多地考虑到了此物着之于头的特点，所以，我们也不妨视其为异称词。

二、语素替换是异称形成的重要方式

王力先生在谈到古汉语中的同义复词时，曾说:“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都是经过同义词临时组合的阶段的。”［1］实际上不仅同义复词的组合如此，在任何双音词的产生过程中，相似的语素都可替换，这一现象我们不妨称为“语素替换”，［2］即双音词中的一些构词语素，往往可以用同义的语素去替换，组合成新的复合词。敦煌文献服饰名中大量的同物异名即属此类，可以说是词汇双音化进程中语素自由选择时期的真实反映。

【抱肚】【裹肚】

1.牛怀壁:鞋柒。皮鞋二，汗衫一，抱肚一，当鞋三量。(伯3274号背《唐天宝年代豆卢军防人衣服点检历》)

2.今寄红锦一角子，是团锦，与阿姊充信。素紫罗裹肚一条，亦与阿姊。(安徽博物馆藏敦煌卷子《二娘子家书》)

按:“抱肚”、“裹肚”从其词汇构成看，“抱”、“裹”同义，是语素替换形成的异称词。传世典籍中“抱肚”又音变作“袍肚”、“包肚”，指的是男子包裹在腰肚间的一种服饰。［3］这一服饰与现代通常理解的“兜肚/肚兜”并不相同，在当时还是一种外用服饰。通常以纳帛、彩锦为之，制为阔幅，四角圆裁，考究者施以彩绣，周围镶有边饰。“使用时穿在袍衫之外，由身后绕至身前，用革带、勒帛等系束。初施于武士，后文武通用，官吏所用者通常由朝廷颁赐，颜色、纹样有专门规定。”［4］敦煌文献斯610号《杂集时用要字》中把“陌复(腹)”、“袜乳”、“抱肚”三名分列，也明确说明“抱肚”与“陌复(腹)”(即今之肚兜)、“袜乳”有别。

传世典籍中“抱肚”、“裹肚”也是交错杂出，但都见于宋以后文献。如《宋史·舆服志五》:“应给锦袍者，皆五事:公服、锦宽袍、绫汗衫、袴、勒帛。丞郎、给舍、大卿监以上不给锦袍者，加以黄绫绣抱肚。”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二“赐公服”条:“升朝官以上赐公服衬衫，大夫以上加袴，从官又加黄绣裹肚，执政又加红绣裹肚三襜。”但从上揭敦煌文例，我们可以发现“抱肚”(“裹肚”)之制唐时已见。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提到:“唐代后期出现了一种后来称作‘抱肚’的戎服附件，抱肚成半圆形围于腰间，初期一般都束于铠甲之外，其作用可能是为了防止腰间佩挂的武器与铁甲因碰击、磨擦而相互损坏，或发出响声影响军事行动。后来在戎服外也束抱肚，成为戎服的一种装饰，至元、明时仍使用，颇为时尚。”［5］这段话从出土实物出发，证明了唐末时抱肚确已出现，且是戎服，与敦煌文献的记载不谋而合。

【幞头(襆头、襥头)】【缚头】【缠头】

1.襆頭。巾子。帽子。吴鬃。髻子。(斯610号《杂集时用要字·冠帻部》)

2.幞头。帽子。衫袴。靴鞋。(伯3391号《杂集时用要字》)

3.复袴一，鞋靺襥头各一。(北9962号《分付冬衣簿》)

按:“襆”、“襥”同“幞”。《集韵·烛韵》逢玉切:“幞，帕也。或从衣。”《正字通·衣部》:“襥，同襆。”“襆头”、“襥头”即“幞头”，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唐代男子首服。它在东汉辐巾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唐时贵贱通用，风行一时，有软裹和硬裹两种形式。“软裹幞头”与一般的头巾相似，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用一块四方形的缣帛，由前襥后，包住发髻，于脑后缚结，垂下二脚。“硬裹幞头”则可如帽子般直接穿戴，无须系裹，是在软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敦煌文书中亦见，如伯3723号《记室备要》:“送衣段、毛袄段，送幞头。”

敦煌文书中“幞头”又作“缚头”。因“幞”是“以帛幞发”，“缚”有“系缚”义(《广韵·药韵》“缚，系也”)，二者义同，故可语素同义替换。“缚头”传世典籍未载，但出土文献常见其名。如敦煌文书伯2567号背《癸酉年(793)二月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有“罗缚头二顶”;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木牍有“绣发囊二枚。青发囊两枚。故青緅头八枚。故缚头五枚”。从与“缚头”所结合的量词“顶”、“枚”来看，“缚头”即是硬裹幞头一类。

敦煌文献中又有“缠头”一词，意义相同。伯2567号背《癸酉年(793)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朝霞锦缠头一，红绢衫子偏衫一，帛绫半臂一碧绫兰。”“缠头”原本是一个动宾短语，义为“以……缠裹头部”。例如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五“废帝郁林王”:“废帝在寿昌殿，闻外变，走向爱姬徐氏户，拔剑自刺，不中，以帛绵缠头，舆接出。”但上举敦煌文献中之“缠头”，前有缠头的布料“朝霞锦”，后有数词“一”，当已词汇化为一个名词，指的是“帽子”。这在后世典籍中亦见。《宋史·大食国传》:“母令臣远来寻访，昉至广州见之，具言前岁蒙皇帝圣恩降敕书，赐以法锦袍、紫绫缠头、间涂金银凤瓶一对、绫绢二十疋。”“缠头”的名词义，除了词汇化的因素，还有语素替换的结果。“缠”与“缚”、“幞”诸词皆有系缚义，当它们作为构词语素时，就极有可能发生互相替代的现象，既然有“幞头”，那也就有可能有“缚头”、“缠头”。只不过后世“缚头”、“缠头”二名使用甚罕，以致今人多不察。

同义语素替换产生异称的，在敦煌文献服饰名中极为多见，像“靴縚·靴带”，“罗衣·罗服·罗裳”等。另如:“毡履”，又作“毡鞋”;“绣履”，又作“绣鞋”。“履”为上古常用词，“鞋”为魏晋以来的新生词，在构成双音词的过程中，新旧语素替换组合而成新词。对于这种新旧语素的替换，虽然“是词汇历时演变的一种通常形式”，［2］但却统一在共时层面之下。实际上，有相当多的此类双音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和谐共存的，这或许仅是语言的袭古性使然，并不明确反映历时的变化。

三、方言俗语是异称频见的主要体现

敦煌地处我国西北边隅，当地语言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同一事物的指称也就难免与中原有所差异，此正如刘师培所言:“同一名义而四方之称之各殊。”［6］如:

【装袴】【绵袴】

1.紫绵绫旋襕袄子壹领，细牒装袴壹腰，皂皮鞋壹两并细牒袜。(伯3260号《归义军节度留后使曹元德状》)

2.冬长袖壹，小袄子充，白絁，印。绵袴壹，印，絁。幞头鞋袜各壹。(斯964号《唐天宝九载十载(750－751)兵士衣服支给簿》

按:上揭文例中的“装袴”、“绵袴”实为一物，都是指絮有丝绵的裤子。“装袴”是西北方言词，“绵袴”是中原用语。衣服表、里之间絮有“绵”，故名之“装”。这时的“装”读去声，音“侧亮切”(《广韵·阳韵》侧羊切:“装，装束，又侧亮切。”)，与“壮”同。“装”的去声读音非常罕见，所以文化水平不高的抄手有时就直接书作读音相同的“壮”字，如伯3410号《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崇恩亡后衣服:白绫韈壹量，浴衣一，长绢裈壹，赤黄绵壮袴壹腰，京褐夹长袖壹，独织紫绫壮袄子壹领。”

有学者通过对现代西北地区方言的考察发现，现在陕北方言仍把棉袄、棉裤称为壮袄、壮裤，把衣服、被褥中的棉絮通称为“装的”;从而断定，“装”在当时就是西北方言词。［7］106诚确。《汉语方言大词典》“壮”下第八义列出:“〈动〉塞，絮(枕头、被褥等)。……兰银官话。”［8］并列有“壮袄”、“壮裤”诸词条，可证。

敦煌文书中不论是占主流的佛典，还是存在于民间的契约、借条、书仪、书信、帐簿、课本、转帖等，它的受众和使用者往往是平民，这也就造成了文献用语俚俗的特色，不少异称词的形式之一即为俚俗词。如:

【皮裘】【求子】

1.鹤子皮裘壹领，紫绫缦。故王皮裘壹领，红紬缦。(伯3410号《年代未详(840?)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

2.绣红求子壹并珠子壹索子，锦求子壹，小红绫带壹双。(伯2706号《年代不明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

按:“求子”即“皮裘”，指毛皮做的衣服;称“裘”为“裘子”，盖当时词汇双音化的反映，说明了唐五代时期口语词汇双音化的强劲势头。“求”，古“裘”字。《说文解字·裘部》:“求，古文裘。”段玉裁注:“此本古文裘字，后加衣为裘，而求专为干请之用。”“求子”之称，传世文献罕见，仅宋代一例，亦出现于口语性较强的诗体中，即杨万里《春寒》诗:“待君减尽衣裘子，夜色春光特地回。”

敦煌文献中的“子”尾词数量远远超出了之前的任何一种文献。除了“求子”外，服饰名物中还有钗子、钏子、錍子、媚子、钿子、刾珠子、额子、掠子、披子、暖子、子、髻子、冠子、靥子等等，不胜枚举。学界一般认为，“～子”尾产生后，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适应了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需求，这一看法应该说是中肯的。但同时也有学者发现，“～子”尾还有别的一些现象，比如唐宋以后禅宗典籍的“‘子’作为后缀已不再主要是为了双音化的需要，许多本来双音节或其它多音节词后亦缀以‘子’”，“这只能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语言习惯，说明当时‘子’的灵活性和丰富性”。［9］其实，这一现象不只存在于禅宗典籍里，在敦煌文献中就已经有了端倪。［7］103如“义子”、“汗衫子”等称名，“义”、“汗衫”本都已是一个双音词，但可能完全是平民用语习惯的原因，后面再加上了一个“子”尾。

方言俗语产生的异称，在敦煌文献服饰词中还有很多，如“花钿”又称“花子”，“汗衫”又叫“汗衫子”，“义髻”又名“义子”等，这些词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民众活生生的口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四、角度差异是异称获得的又一途径

事物的性质特征是人们给事物命名时的主要根据。客观事物的性质特征是复杂多样的，被人们感受到的往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再加上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事物观察的角度也多有差异，产生的指称也就不同，因此必然也会产生异称。

【汗衫】【儭汗】

1.汗衫一礼，若忙时抛工半日，勒物贰斗。(伯5008号《戊子年(928或988)梁户史汜三雇工契》)

2.儭汗、衫袴、抱肚、半臂。(斯 610号《杂集时用要字·衣服部弟二》)

按:“汗衫”指吸汗的贴身内衣。汗衫之制古已有之，唐前称“泽(襗)”、“鄙袒”、“羞袒”、“中单”、“中衣”、“汗衣”、“厕牏”等，皆取近身吸汗、着于内、羞于外露之义。

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认为，“汗衫”之名起于汉代。然排查传世文献，“汗衫”一词除晋束晳《近游赋》“设系襦以御冬，胁汗衫以当热”外，唐以前未见其它例证。《汉书·石奋传》“取亲中帬厕牏”下唐颜师古注曰:“厕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这表明，“汗衫”之名可能唐代才开始通行，是唐时通语。确实，汗衫在唐代已十分普遍，或穿在里面或夏天单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唐代宗大历三年四月”条，记唐代宗宠信李泌，“为之作书院于蓬莱殿侧，上时衣汗衫，蹑屦过之”。由于汗衫单穿时多在热天，因此汗衫的料子要好、要薄。一般官衣中的汗衫多是丝织品，像传世作品中的“白吴绫汗衫”、“绢汗衫”、“天净纱汗衫”;兵士、老百姓的汗衫却是赀布或纻布之类，如上举第1例，有着明显的阶级区别。

“汗衫”因贴身穿着，所以又称“儭汗”、“着体之衣”。“儭”盖即“衬”(繁体为“襯”)的换旁俗字。《广韵·震韵》初觐切:“襯，近身衣。”不同的称名反映出人们命名角度的差异。名曰“汗衫”，是因此衫之用主要在于吸附汗泽;称作“儭汗”、“着体”，则因此衫与肌肤最近，贴身穿着。

【袈裟】【方裙】【宝衣】【忍服】【百纳(衣)】【法服】【福田衣】【田衣】【纳袍】

1.袈裟倒拽方裙破，锡杖梯(横)抛帽子偏。(《敦煌变文校注·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二)》))

2.称体宝衣三事。葬身锡杖一枚。(俄藏列1456号王梵志诗《回波乐·断惑》

3.希添忍服，望济寒衣。(伯4980号《秋吟一本(二)》)

4.个个能装百纳衣，师兄收取天宫女。(《敦煌变文校注·降魔变文》)

5.身披坏色袈裟……他来还着福田衣……但得如来与剃发，身被法服好因缘。(《敦煌变文校注·难陀出家缘起》)

6.清高节操伏王侯，三事田衣信脚游。(《敦煌变文校注·双恩记》)

7.罗汉……身挂纳袍云片片，手揺金锡响玲玲。(《敦煌变文校注·双恩记》)

按:诸称皆指僧衣，一物而异名。“袈裟”原作“毠”，是梵语的直接音译。考虑到汉字的表意特征，晋人葛洪遂把二字的偏旁改从衣，以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词义。但这一称名还是与本土语言有格格不入之感。如何用汉语的习惯来称呼和描述这一佛教服饰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原有的中土服饰中寻找式样相类或功能相近之物，以便国人接受。但由于命名者各自观察角度的不同，大量的异称词便随之产生。“百纳(衣)”、“纳袍”、“田衣”、“方裙”便是由僧衣的形制而得名。“衲”有缝缀之义。按佛教制度，袈裟用五、七、九等布条联缀而成，故称“百衲衣”;因先割截成片，而后缝缀，有如田相，故又称“田衣”;僧徒所服之袈裟，平摊成方形，故又称“方袍”、“方服”或“方裙”。［10］“忍服”、“忍衣”、“忍辱衣”、“忍辱铠”则是功德称，由僧人的品质联想而及。因凡人遁入佛门后多变得谦让柔和，人们就认为是僧衣能令人忍辱柔和。称作“法服”，表明此衣是依法而作，僧尼着此衣则不得违背戒律、佛法。“福田衣”表达了人们对佛教教义的尊重与希望，认为供养僧众能获大功德。除了这些异称外，敦煌文献中还有“金襕袈裟”、“坏色袈裟”(此二词是音意兼译词)、“三衣”、“妙服”、“洁衣”、“净衣”等，皆指僧衣，同样体现了人们各异的命名心态。

敦煌文献中众多的异称不仅反映出共时层面下异名别称的丰富来源，向我们展示出唐五代丰富、精细的语言使用现状，而且还使我们得以一窥唐五代时期敦煌一地辉煌灿烂的宗教文化。

敦煌文献(指非佛经文献)中异称数量最多的莫过于僧徒的装扮了，主要包括僧衣和僧帽两类。僧衣异称的丰富上已举列，无须赘言。类似的，敦煌壁画中常可见到的菩萨及诸天圣众的首服，也是称名繁多的。这种首服形式各异、种类丰富，并非中土之物。因为它首先要让人具体可感，于是名之曰“头冠”，盖借用中土固有的冠，并取其着之于头之义，是一个通俗化的称呼。如伯2588号背《造弥勒大像发愿文》:“其头冠、胸衣及裳乃并金银间彩，七宝妆成。”伯3432号《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佛衣及头冠数如后:佛头冠铜渡金柒，宝钿并绢带壹，又头冠壹，锦绣驞带陆，长两箭肆指，阔叁寸。”但这一称名显然不够生动形象，故在敦煌文献中又出现了一系列更为具象可感的称名，如“宝冠”、“七宝簪冠”、“金冠”、“天冠”、“星冠”等。因菩萨之头冠往往由金、银、琉璃、车磲、玛瑙、珍珠、玫瑰等七种宝物装饰而成，故称“宝冠”、“七宝簪冠”;“宝冠”多以黄金为饰，故又可称“金冠”;因“头冠”精微殊妙，非世人所有，所以夸称为“天冠”;因“头冠”光亮夺目，如群星之闪耀，故又喻称为“星冠”。

僧衣、佛徒首服如此多的别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它在反映汉民族对外来词进行改造和同化的同时，更显示出当时当地佛教的高度繁荣与佛教文化的极大兴盛。因此，异称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折射。它就像“一座容量甚丰的历史博物馆，给后人展现出形形色色的古代社会生活图画。……具有中国文化隐形资料的价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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