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非遗”开发中利益分享制度的法律规制——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
2013-08-15文永辉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2期
关键词:贵州
文永辉
(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01;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401120)
近年来,各地利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进行商业化开发的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尽管这种开发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学界对于非遗过度商业化导致非遗异化甚至消亡的问题一直存有较大担忧,地方政府、投资者、少数民族社区、传承人、不同民众之间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大相径庭,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了较大的社会矛盾。少数民族非遗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本文基于这一背景,通过在贵州的田野调查来探讨少数民族非遗开发中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及如何通过立法对其加以完善。
一、少数民族非遗开发模式
贵州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62项,省级非遗440项,位居全国前列。并且,贵州拥有的非遗多与少数民族有关,62项国家级非遗中,就有59项属于少数民族,占95.2%。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拥有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49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2 547 983人,占全省人口的36.11%。[1]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贵州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的各类民族民间文化。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使贵州各民族的内部交流与外界交流都极为困难,在阻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各地形成了成千上万风格独特、绚丽多姿的文化岛屿,于不经意间保存下了各种精彩绝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存犹如一粒粒闪亮的珍珠,在贵州的大山深处熠熠生辉,令世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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