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印，刘 智

（深圳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贫富差距，是一个人类性的问题”，[1]（P43）可以说，自从私有制产生以来，人与人之间就有了贫富差距。客观地讲，贫富差距不是我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或经济政策，内部的贫富差距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尤其是在大国的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几乎不可避免。一千多年前，著名诗人杜甫就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来描述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大多是由于土地兼并引起的，而土地兼并就意味着农村的贫富分化。1978 年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不仅是低收入国家，而且也是收入分配高度均等化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太大差别。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短短30 多年时间里，我国贫富分化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这不仅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而且国内民众和学者也表现出普遍的忧虑。当前，贫富差距现象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且还导致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不断增加，更直接威胁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保证社会的和谐运行。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的走势

“通常，人们用基尼系数来度量贫富差距”。[2]（P5)基尼系数是20 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所创立，用以反映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介于0 和1 之间，该数值越接近1，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该数值越接近0，则说明收入差距越小。当然，任何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都不可能等于0 或1。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连年上升。近些年，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和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都有上升的趋势。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城乡合并计算的基尼系数在1984 年是0.30，到1989 年上升为0.35。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向上攀升。1994年基尼系数达到0.434，在2001 年达到0.45，2004 年达到0.47”。[2]（P5-6）从基尼系数上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已连续多年进入了收入差距严重的国家行列”。[3]（P226）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发展较快，农村则相对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78 年到2004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 元上升到9422 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 元上升到2936 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相对差距由1978 年的2.57 倍扩大到2004 年的3.21 倍，绝对差距由1978 年的209.8 元扩大到2004 年的6486元。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比已经高达6:1”。[3]（P230）这反映出我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如果照此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威胁到城乡之间的稳定。

此外，我国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以地区贫富分化为例，“1980 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 之比是1.8:1.18:1，1990 年扩大为1.9:1.17:1，2002 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 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 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 年比1990 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显示1990 年以后地区收入差距加速扩大”，[3]（P233-234）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在我国，贫富分化的一极是暴富阶层，另一极是贫困阶层。暴富阶层是处于社会财富金字塔的顶端阶层。贫困阶层包括农村中的特困阶层和城市中的失业半失业阶层，处于社会的底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 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占中国人口20%的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差距达到18 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长此下去，这种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势必造成社会严重的不稳定，破坏社会的和谐。

二、我国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分析

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造成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家庭环境差距导致起点不同。这是造成贫富差距的第一个直接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一旦出生，就有了贫富差距，这主要体现为出生者家庭的富裕程度不同。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的人，只需要通过家庭财产的继承，甚至不用任何劳动，就可以比那些出生贫苦家庭的人富有。这种贫富差距通常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容选择的。目前，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此，这种起点上的贫富差距在我国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二，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因。劳动者是任何社会生产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劳动者素质的高低至关重要。但是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劳动者的自身的条件都是有差别的。在生理、心理、能力、智力、体力、受教育的程度、家庭背景以及占有的资源等诸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劳动者自身水平的高低不同，现行的分配制度下，这些要素在发财致富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收入上的差距导致的贫富分化又致使每个人受教育的机会、投资的不均等，这又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享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形成“贫困的代际转移”这种可怕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由于劳动者占有的生产资料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别，让生产要素充分参与分配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在劳动者之间的不均等分配，这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必然结果，并且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制度的缺失和政策的缺陷间接制造和加剧了贫富差距。历史经验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比计划配置更加合理有效。但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典型的就是造成贫富差距。这种现象市场经济不但不能解决，反而会使其出现更加扩大的倾向。因为，市场虽然可以有效地增加物质财富，但是不能自行解决这些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分配。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利用市场解决资源的配置问题，必然会引起社会成员之间贫富的差距。尽管政府具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换期，市场机制本身尚未成熟，相关法律制度也尚未建立和完善，因此，政府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太可能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第四，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是大国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这种不平衡通常难以解决。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从历史上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程度就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而素有“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其发展程度又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发展”的大思路，制定并实施了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财政、税收、稀缺资源的优先供给以及自身的区位优势，东部地区建设成就巨大、经济飞速发展，同时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实践证明，我国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起来的战略是科学而卓有成效的。问题在于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落后的地区、先富帮助后富没能落到实处，这就致使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随着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结果伴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春运困难、大城市过度拥挤、中西部人才大量流失，等等。

第五，行业垄断造成的贫富差距。由于我国行业垄断主要由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并非是因为它们创造了最大的市场价值和最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公共权力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它们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是企业中的“巨无霸”和“全无敌”。长期以来，我国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石油、天然气、铁路等投资收益高的领域，几乎全部由国有资本包揽，其他资本通常难以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经营。因为缺乏公平竞争的平台，垄断行业独享经营机会，使得行业平均利润远远高于其他领域。由此造成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这些行业，从而极不合理地拉大了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年轻人在选择职业时往往优先考虑垄断行业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造成我国贫富分化的还有贪污腐败的非法收入、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不够、社会保障滞后和乏力等多种原因。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当前贫富差距问题带来的影响

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言，贫富差距的功能并不总是消极的，“相对于普遍贫穷、效率低下的平均主义社会而言，贫富差距的存在无疑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1]（P46）问题是贫富差距必须是合理的、适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贫富差距就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贫富差距，其积极方面主要体现为：适度的贫富差距可以极大地刺激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形成模范效应，刺激还不富裕的人们积极上进、“见富思齐”、敬业勤勉，同时也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但是，一旦贫富差距超过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则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贫富差距过大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过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人们心理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主要因为它关系到社会稳定”。[4]（P72）过大的贫富差距会给人民心理造成严重的不平衡感，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引导则会演变成仇富心理，甚至敌视整个社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根源。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论是公平正义，维护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事实上，现在我国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由于相对贫困①关于相对贫困，马克思曾有过一段经典的表述：“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49 页。才引起心理失衡的，而心理失衡又加剧了贫富差距的心理感受，大大降低了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针对富有人群的绑架、谋杀、灭门案件，可谓触目惊心！ 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开始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势必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第二，过大的贫富差距阻碍经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贫富差距过大最直接、最突出的影响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条件等产生严重的危害。贫富差距过大，使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的消费水平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逐渐趋于稳定，在一段时间内，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了，这就使购买力严重过剩，而大多数人由于占有的社会财富较少，虽然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因为手中无钱，即使有点小钱，也不敢消费，形不成现实的购买力。这就造成了非常尴尬的消费局面：有钱的不消费，没钱的消费不起。这样，社会总体购买力就会下降，会出现平均消费倾向下滑和有效需求的不足，进而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

此外，贫富差距过大还可能影响下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贫困的代际转移”；背离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相去甚远，从而消解党执政的合法性，导致社会管理的成本越来越大。

四、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

认识到“贫富差距的存在并非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消除不公平致富的途径”，[5]（P262）在于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而且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更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应该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民收入。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半数以上，农村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要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键在于着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为此，政府必须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补贴，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劳动技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生产方式原始的现状。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尤其是要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失地农民合理的补偿，对失地农民的生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要做出妥善的安排。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打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二，增加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应该是全面的，必须通过各种方法为弱势群体争取更多资源。在财政资源的分配方面，要增加扶贫支出，提高扶贫标准，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在劳动力价格方面，要在允许的范围内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工资及时发放；在信贷政策方面，要给弱势群体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由政府贴息；在税收政策方面，要对贫困人口和下岗失业职工从事的商业活动减免营业税和其他税费，等等。大力提高或帮助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基本条件，如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保证这些弱势群体能够真正享受到公平正义的社会待遇。

第三，促进教育公平，加大对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教育不公平是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古语有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与其给贫困人口更多的直接帮助，不如切实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其竞争的能力和谋生的技能，使他们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消除贫困。为此，必须增加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开展十二年义务教育，给予贫困家庭的青少年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在高校录取过程中，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政策，保证更多的低收入阶层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举办各种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班，增强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加大对农村贫困学生和城市低保家庭学生的助学金额，保障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尤其是要加大对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的教育扶持力度，切实解决这些地区教师稀缺、资金不足、校舍简陋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顺利通过高考，进入高校学习，已经成为我国贫困阶层子女跻身社会中上层的“唯一”途径。因此，从长远来看，加强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是解决我国贫富差距的一个根本性措施。

第四，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财政对国民财富进行第二次分配的重要工具，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杠杆。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制度不健全、管理基础薄弱等缺陷，这固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这也确实在贫富分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建立健全统筹城乡、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商业保险、慈善事业、社会互助、优抚安置等制度。加大对保障资金的投入，提高社保资金的运转效率。同时，政府要加强对社保资金的监管力度，保障所有的经费都能够到达困难群众手中。

第五，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关于收入分配，十七大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目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一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巩固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同时，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消除部分行业的垄断特权，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初次分配的起点和过程公平。二要健全税收征管制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切实调节银行、通信、电力、铁路等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三要加大反腐败的查处力度，坚决取缔各种“灰色”收入，打击各类走私、偷税、漏税行为。四要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督，遏制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

[1]尚重生.当代中国社会问题透视[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徐滇庆，李昕.看懂中国贫富差距[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3]胡联合，胡鞍钢等.当代中国社会稳定问题报告[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

[4]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5]陈少峰.正义的公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