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杰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科研处，江苏 淮安 223003)

公共政策作为承担着“对全社会价值做权威性分配功能”[1](p129)的工具，在传统的政府一元治理模式下，其产出机制只能是“内生型”，政府或其代表主体是公共政策产出的唯一能动载体。在这种机制下产出的公共政策，往往更具有统治性和管制性，而缺少“公共性”。这种公共政策的目标团体通常是“政治蒙昧”的公众，其合法性来源主要是公众对于政治迷思的权威化和公共权力的畏惧。这种公共政策的产生机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是普遍存在的。随着政治民主的开化，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单向度、一中心、“内生型”的政策产生机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一种主张网络化的多中心政策产出机制，在当前治理背景下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同。

政策网络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分析政策过程中政策主体相互关系的一种解释途径和研究方法。”[2](p106)政策网络涉及到社会领域的各类主体，这些主体或出于利益考量、兴趣，或出于“道德良心”，都主动地参与到政策的产出过程中来，使得网络治理背景下的政策产出机制呈现出与传统的单向度、一中心的“内生型”政策产生机制分庭抗礼的态势。当然，相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民主化进程和政治社会化，必定存在着多中心政策产生机制功能的强弱问题。另外，一国传统上崇尚自由主义抑或是“国家主义”，亦是影响这种政策产出机制功能强弱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