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同义 周咏梅

（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00）

方孝孺是公认的浙东名儒，是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门生，金华朱学的传人。方孝孺抱负宏大，学问醇正，文才出众，在当时就名扬天下，人称“正学先生”；而他的死和灭十族更对人们的心灵造成深深的震撼和巨大的创痛，其争议至今未能停息。本文对方孝孺之死试图在疏理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提出自己一得之见的评价，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一

方孝孺(1357～1402)，明浙江宁海北乡溪上方人，字希直，自幼“性资精敏绝伦”，六岁时即能作诗，十余岁时，已好学成癖，“读书十行俱下，日积寸许”，乡人目为“小韩子”。幼年丧母，后又遭父亲被冤杀之祸。方孝孺在父亲系狱时，即遵父命持平日所作文章拜谒江南大儒宋濂。宋濂博极群书，道德文章皆当世师表，被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多为学界名流。宋濂一见方孝孺文章，大加赞赏，誉为“百鸟中见此孤凤”，更见方孝孺气宇轩昂，遂欣然接纳。次年(1377)初，宋濂告老致仕，返回浙江浦江老家。方孝孺同行侍奉左右，继续向宋濂求学问道，长达四年。自是文章继宋濂而起，四方名士硕儒心悦诚服。但方孝孺并不想仅以文章留名于世，他的志向颇高，重教化而轻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认为学为圣贤，达则为伊周，穷则为孔孟，即使穷困，但也绝不遁迹山林，诗酒自娱。因此，他平时视听言动、饮食卧起绝不苟且，律己极严，足见抱负之远大。

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命各朝觐官举荐贤士。由于大学士吴沉、揭枢的推荐，朱元璋诏征方孝孺至京面试，见方孝孺举止端正，文才出众，颇为欣赏，但在应对中，对方孝孺行仁政、轻刑罚的主张，与自己为解除最高统治集团中文臣武将争权夺利的威胁，稳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正实施极端专制和厉行镇压的措施相矛盾，因而虽赞赏说：“此壮士也，须老其才用之。”有期待日后辅佐子孙之意，说“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足矣。”赐以酒宴、袍带，厚礼而遣还乡。后来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王朱椿礼请方孝孺到成都，作蜀王世子的老师。蜀王朱椿是朱元璋第二十六个儿子，是其中最好学习也最贤良的一个，自方孝孺到蜀王府，宾主极为相得。方孝孺原有一间书房名“逊志斋”，蜀王不久又赐书斋以新名“正学”，以此推崇方孝孺的人品、学问。所以方孝孺自编文集称《逊志斋集》，而时人则尊称为“正学先生”。《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为“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于东坡、龙川之间”。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死，惠帝即位，遵照太祖遗诏，召方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讲。次年又升为翰林学士，值文渊阁。惠帝尊以师礼，日侍左右以为顾问。帝读书每有疑处，即召孝孺讲解。后恩遇日重，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孺就阶前批答。当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孝孺担任总裁。后又晋升为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人主持京考，试取天下贡士。

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建文四年四月，与建文帝南军交战于淮河流域，朱棣北军大败建文帝南军于安徽灵壁，六月北军渡长江围南京。

朱棣杀进南京后，因皇宫大火，建文帝不知所终，遂“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燕王起兵时，其亲信姚广孝曾对燕王说：“孝孺天下读书种子，不能杀，否则读书种子将绝也。”燕王朱棣当然知道方孝孺大名，然而，对其为建文帝出谋划策，起草诏书、檄文以讨伐自己虽然十分痛恨，因而把他与齐泰、黄子澄等并列为“奸臣”，但也想让方孝孺为自己即位起草诏书，遂把方孝孺从狱中请进宫内。但方孝孺却身着孝服进宫，上殿即放声大哭。此时朱棣强作欢颜劝慰：“先生何必如此痛心，我兴兵‘靖难’，进驻南京不过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指建文帝)罢了”。方孝孺止住哭声，厉声喝问：“‘成王’在哪里?”朱棣答：“他自己烧死了”，孝孺接着又追问：“那么何不立‘成王’的儿子为君”，朱棣支吾道：“国赖长君”，方孝孺又追问：“为何不立‘成王’的弟弟?”此时弄得燕王朱棣无言可答，强压怒火解嘲地说：“这是朱家内部的事情，先生何必管得太多。起草即位诏书，事关重大，久闻先生高才，是以非先生不可。”方孝孺接过纸笔，愤然疾书“建文四年，燕贼篡位”八个字，把笔一扔。此时朱棣勃然大怒，大声喝道：“难道不怕诛灭九族?”方孝孺厉声回道：“就是灭十族又能奈我何?”朱棣虽十分恼怒，但因想起了姚广孝的求托，还想方设法逼他就范，命暂予收监。此时，朱棣将方孝孺亲属捕来相威逼，方孝孺仍哭骂如故。朱棣遂命武士“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犹“嘿血犯御座”，朱棣怒不可遏，于七月廿五日下令将方孝孺磔死，方孝孺慷慨赴死，临刑前写下悲歌一曲：“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死时年仅四十六岁。方孝孺死难时，其弟方孝友同时被杀。其妻郑氏及两个儿子在家自尽，两个女儿投宁海淮河自尽。

朱棣处死方孝孺，同时大肆株连方孝孺亲眷家族，实施“九族”之诛，再加上方孝孺学生的家族，共称“十族”老少八百七十三口人全部杀死，被谪戍边的族众亲友不计其数，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屠杀。当然，朱棣屠杀方孝孺“十族”还只是夺权之后进行报复屠杀开的第一刀，在以后数年之内，共计屠杀近三千人，在明初政治史上写下极为残暴血腥的一页。

方孝孺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逊志斋集》，据《明史》记载：“孝孺工为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这使其生前著述如《宋史要言》、《基命录》、《文统》、《周易枝辞》、《周礼考次目录》、《武王戒书注》等均散佚。幸得门人王莫冒死抢出其遗稿，藏于家中潜录为《侯城集》。明代宣德以后，“国禁渐开，遗诗文始出于世”，遂定名为《逊志斋集》。“逊志”取自《尚书·说命下》：“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意思是谦虚好学，努力进取，才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方孝孺为了策励自己，把自己的书斋定命为“逊志斋”，故用斋名为其著作命名。现存《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四部丛刊初编本），《明史》、《明儒学案》有传。

二

如何评价方孝孺，尤其是他连带“诛十族”的惨烈结局？方孝孺案，一直待到明仁宗执政时才有所松动。仁宗诏曰：“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时被彻底平反，然而这已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事情了。“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到万历十三年，也就是方孝孺死后一百八十三年“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

关于方孝孺之所为，史书以正面评价为主。如认为方孝孺之所为，乃事关皇位大统和黎庶福祉，他的死，不是殉于一家一姓，也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但是，也有人对其举颇有微词，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他的意思，朱棣之杀戮，是被方孝孺激出来的。

现代人们对方孝孺案仍然甚为关注，其评价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方孝孺是因为“维护正统，被夷十族”；有人直接断定方孝孺之死是出于“愚忠”，意为不值得。学者资中筠将方孝孺之死与布鲁诺比较，认为，“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为捍卫自己认定的‘死理’宁死不屈。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道’和‘理’却有天壤之别。对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来说，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国王、教皇都无法改变，这就是科学。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明朝还是朱家天下。朱棣说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①

单纯先生认为，方孝孺的叫真符合中国政治传统中的逻辑。可是，他竟然不知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家天下”。他认准了一个死理，当然也只能选择做“忠良死节之臣”了。据传，成祖曾威胁他说：“汝独不顾九族乎?”古代中国有“诛灭九族”的最高刑罚。皇帝这样说当然是对他的最大威胁了，也是对他的“气节”的最严峻的挑战。可是方孝孺却说：“便十族奈我何?”于是他的门生也有多人被“收斩”。在诛杀有亲属关系的九族之外再加上没有血缘关系而只有学业关系的“门生”一族，是皇帝的发明，但方孝孺的“气节”名声却因此而大震。然而，撇开中国正统的政治逻辑不谈，单就建文帝的治国能力言，是不能与永乐帝相提并论的。如果能使“朱家天下”的中国发展更好，辅佐一个能力较强的叔叔好，还是辅佐一个能力较弱的侄儿好呢?相信博学深思如方孝孺者是不难作出判断的。可是，他太执著于“气节”了，以至于“诛十族”亦不足以唤醒他的理智。方孝孺曾说豫让的气节中少了理智，可他自己亦复如此。②

对资先生士大夫关心皇帝家事一说，与朱棣说法同，但在那时皇帝家事也是社稷事、天下事，如果说士大夫只是关注皇帝的家事，显然与事实有出入，也低估了士大夫的精神追求。单先生将方孝孺之死，说成太关注气节，以至于陷入理智的缺少，可能对方孝孺的所思所为有误判，我们相信方孝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对建文帝和永乐帝仅仅从能力的角度加以比较，也有失公允。显然，在这里我们决不能舍弃正与邪、顺与逆的价值评判标准。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方孝孺赴死是为“求一个是”。明末，刘宗周提出同样的观点：“以九死成就一个是”。事实上，这个说法来自方孝孺本人，据《方正学年谱》载，当朱棣让孝孺门生廖镛、廖铭劝谕孝孺投降时，孝孺叱言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个‘是’字!”③显然这个“是”是孝孺自己在困境中所坚守的，它应该直接决定了他的生死的东西。这个“是”字的内含是什么？绝不能像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义之是非”的含义，必须与孝孺的儒学修养结合起来才能解释得通。

在生死与信仰的问题上，孔子早就要求学道君子能超越个体的自然需求。以“仁”、“道”为终极的关怀，当生与“仁”、“道”发生矛盾时人也应该固守这种价值理想不放弃，做到“杀身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并与士大夫的“养气”理论相结合。到了宋代，孔孟“成仁取义”之说，程、朱将其解释为“成就一个是”。这是程朱理论诠释的成果：“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得之于心，是谓有德。不待勉强。然学者则须勉强，古人有损躯陨命者，若不实见得，则乌能如此，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④“方寸之间全是天理。虽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⑤朱子以“合理之宜”为人的生存方式。认为人当于每日每时检点是否合理。如不幸合理但“丧躯殒命”。则是“致命遂志”，“成就一个是”而已。他还举比干的例子说：“若比干谏而死。夫子称其仁，所谓杀身以成仁也。虽死不顾，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当涑不谏。而苟免于难。则求生以害仁矣”。⑥至此可知，在程朱理学盛行时期，“成就一个是”在内涵上实际就是孔孟的“成仁取义”。“将孟子强调的修身方法转而强调成是一种认识、信仰上的差距，这是程朱的新理论阐释”。⑦

笔者认为，联系孔孟之原意，程朱之发挥与方孝孺之死之情节，这个“是”所包含的内在意义有四；一是对事实真伪的认定。朱棣所为是“清君侧”、“效周公辅成王”，还是“燕贼篡逆”？二是对价值善恶、仁暴的取择。朝廷与朱棣，孰善孰恶、孰仁孰暴？三是制度成宪的维护或毁坏的判断，要不要维护既有的制度？能不能以强势的暴力篡夺执政权？这里包含正义与邪恶的分别。四是一个士大夫要不要放弃自己自孔孟以来的学识、修养、价值、信念？集中到一点，是选择说谎、拟诏，做大官，还是坚持正义与正道，杀生灭门、诛十族？只有如此阐释，才能将这个“是”的全部内涵说清楚。

方孝孺的选择并非一时性起、心血来潮。孝孺曾说：“古之仁人义士，视刀锯如饮食，恬然就之而不辞者，其好恶宁独异于人哉?见义明而虑道远。如是而死则安，如是而生则辱；如是而富贵则足耻，如是而贫贱则可乐。故而取舍之际，断乎其不苟也。”⑧可见，方孝孺的决定是素有考虑的，绝非一时所激者——“致命遂志”而已。刘宗周对方孝孺之死的评价说：“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⑨这就告诉一切执掌超级暴力的专制统治者，他们并不能纵横捭阖、为所欲为，世间还存在着凭一腔热血维护正义的殉道者，天地正气不会因为暴虐的权力而隳之不振，这就是方孝孺之死给予后人的永恒遗产。然而，一代代的人们之所以欲说还休、为之扼腕的，是由于这件事毕竟牵涉到八百多条人命啊！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无缘无故受牵连的。方孝孺的正气、骨鲠无可厚非，但书生的一腔热血在面对嗜血的超级暴君的血淋淋的屠刀之时，是不是需要采取一定的智慧、谋略以避免更大的牺牲？是不是在自己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必死之心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家人、亲友、族人及门生的安全？这些确实是孝孺行为值得仔细关注推敲的地方。因而，古人所言“愈杀愈激”之说，在策略的意函上指出了方孝孺做法的欠妥之处，的确有值得肯定的因素。肯定孝孺之大节，指出其瑕疵，才能较为全面合理地评价孝孺之死。

[注释]

① 资中筠：《方孝孺与布鲁诺之死》，共识网，2012-05-31。

② 单纯：《论儒家的气节观及其现代价值》，《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

③ 《方正学年谱》。［明］卢演编，武林任有客斋版，清同治 12年（1873）。

④⑤ 朱熹编《二程遗书》卷十五，《四库全书》第698册，第116页。

⑥《朱熹续集》卷九《答刘韬仲》，《四部丛刊》明嘉靖十一年福州府学本影印。

⑦ 张树旺：《论方孝孺之死的儒学史意蕴》，《船山学刊》，2010年第2期。

⑧《逊志斋集》卷十九《云敞赞》，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629页。

⑨《明儒学案·师说》一《方正学孝孺》，见《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