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诚

深入剖析这5年来我国省部级落马官员的腐败动向、发案规律及贪腐手法，可为我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反腐败工作提供某些镜鉴与启发。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几年的披露数据，每年我国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干部平均约2650余人，这其中包含厅局级官员190多人，省部级官员约7人左右。

从涉案人数上看，尽管省部级官员发生贪腐的数量并不算惊人，但由于这些官员身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位高权重，其行为也易产生“上行下效”的扩散效应，因此，省部级官员贪腐的危害后果非同寻常。

新时期落马高官腐败的特征

《南风窗》记者梳理了2008年至今这5年间落马省部级高官案例，归纳了新时期落马高官腐败案的一些共性特点。

第一，落马高官遍及公权力的多个领域，涉案金额巨大，持续腐败作案时间较长。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以来，由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的省部级贪腐干部共26人（截至2012年10月），其中法院判决生效的案例22人，尚未判决的有4人。落马高官横跨人大、政府、政协、央企、金融机构、纪委、司法机关等各个系统，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公权力领域；所有已判决官员均身涉受贿罪（极个别官员同时犯有贪污罪或滥用职权罪等），平均每个官员的涉案金额达1039万元。

据判决书披露的信息计算，这些高官第一次出现受贿等贪腐行为的平均年龄为46.1岁，落马时的平均年龄为56.3岁，这也意味着，他们持续贪腐作案的时间多在10年左右。在上述贪腐期间，均呈现了“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的情况。

第二，“一把手”犯罪突出。在26名省部级高官中，曾长期担任地级市或中央部委“一把手”的有13人。“一把手”的高发率，显示当前我国在官员权力配置上，主要负责人的权力过于集中、身受的诱惑最大，且权力得不到合理监督与制约的现状。

第三，个别行业和领域腐败现象较为突出。工程基建、土地审批、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的审批与开发、金融等领域，是腐败高发区。其中，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尤为严重，几乎每个落马高官均与房地产领域的违规操作或者与房地产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在“权力（资源）——资本”的联姻与交易中，腐败高官也谋得了个人私利。

第四，腐败呈现普遍化、隐蔽化的特点。深圳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为了姐姐从贵州财经学院到贵州兴义支教，以及在贵州开办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事，均向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行贿。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在任洛阳市委书记期间，为帮助一家百货商场解决门前交通不畅的事情，也收受1万美元。这些原本属于官员职责内的事，也成为个别高官敛财的机会。腐败的隐蔽化主要表现在，贪腐高官的作案手法越来越隐蔽、专业。譬如，从以前的直接收受钱财发展到如今以亲属的名义参与“分红”、占有“干股”等；本人不直接接收钱财，由其他亲属或者情妇等作为中介、“掮客”；在境外收受赃款；将赃款交由多人分别在多地保管；将赃款用于其他投资，进行“洗钱”。

受贿手法的个性化差异

记者调查中还发现，虽然同属受贿犯罪，地方高官与部委首长在收受贿赂的惯用方式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省里的高官在收受贿赂上往往是 “广撒网”，行贿人往往是10多名甚至更多，受贿的笔数也较多；而部委的首长却是“深挖洞”，只与信得过的两三个人保持长期的深度“合作”，虽然行贿人员较少，但每个人“进贡”的量却非常惊人。

以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曾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朱志刚为例，他在2000年至2008年担任要职的9年期间，仅与3个人保持着利益输送的关系。但这3个人却非常了解朱志刚的家人及喜好：为朱购买了一部价值40余万元的丰田佳美轿车，为朱的妻子的药店提供“周转资金”，为朱的女儿在香港买房提供资金，出资“赞助”朱的弟弟举办画展。为了方便朱志刚与其情妇田宏见面，其中一人还专门为田宏购置了一套住房，并出资对房屋装修、添置家具，还将田宏安排到自己公司“工作”，虽然不必真的来上班，田宏却可以按月领取工资和报销各种费用。

相比之下，一些地方要员的受贿手法就要显得“辛苦”得多。地方高官的贪腐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担任省领导之前，他们往往长期主政一个或多个地级市，多通过“批发官帽”、安插亲信等方式来敛财；另外一种则表现为“亲商”高官，通过与企业家构筑“政商同盟”来谋求私利。

至于进行钱权交易的“亲商”高官，在数量上更多。他们多是通过帮助他人在房地产开发、拆迁补偿、土地出让金减免和缓交、调整建设用地容积率及变更土地规划、企业贷款审批与债务纠纷协调、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取利益，然后收受他人或单位的财物。

不过，无论是地方高官，还是部委首长，他们收受的赃物，却显现出高度的雷同：房产、轿车、名表、珠宝等奢侈品，均是贪腐高官的“最爱”。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企业家与省部级高官的交往，不仅仅体现在直接且赤裸裸的钱权交易、物质利益的相互输送上，更体现在他们的深度“合作”与政商联姻上。这也是近年来高官贪腐案中显现的新动向。

总而言之，抑制省部级干部贪腐的“药方”，与预防其他官员腐败的对策一样，就是在盯紧官员的“权”与“钱”上下功夫。一方面，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个人或少数人在重大决策上的专断，另外，对官员的考核、提拔、晋升机制也要进一步科学化，防范干部“带病提拔”以及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另一方面，抓紧建立并完善官员的家庭财产登记、申报、公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