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军

（河北省林业局 河北 石家庄 050081）

一、“当林业厅长或林业工人总可以吧”

大家共事，总免不了提起过去的事情。在我们河北省林业局，提及机构变动和“老人儿”的时候，人们总免不了提到李范五。或许是因为他担任过的职务最高？或许他曾经是东北抗日联军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或许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沦为阶下囚？不管怎么说，李范五从一个大省的省长一降降到一个副局级干部，本身就有些传奇色彩。

李范五在我们河北省林业局工作时担任党组成员和副局长。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专门从单位开了介绍信到河北省档案馆查了一次有关他的资料。从那些发黄的纸片里，我大致地了解了他在省林业局副局长任上的一些情况。在《领导成员名录》上，记载着他在我们单位的任职时间是1981年5月到1982年7月。可是在《党组会会议记录》里面，1981年2月17日竟有他参加会议的记录，显然，《领导成员名录》上的记载是有误的。

河北省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在河北省林业局工作期间的李范五曾经多次参加党组会或局务会。1981年3月30日的党组会议还有“同意报请李范五副局长为党组成员”的记载。他参加会议研究的问题方方面面，比如研究国营林场体制改革、各处室职责范围、绿化委员会设置、林科所搬迁、职工分房等问题。虽然档案记载他在会上的发言并不多，但是能够看得出他发言的观点是明确的。比如，他在研究处室职责范围时说，“办公室应成为党组的耳目，应该了解各处室有什么问题，能够及时把重大问题提供给党组。”又如在研究水土保持工程选点儿时他说，“水土保持应该一个流域、一个流域地搞，先易后难。滹沱河流域搞好了就保证了省会的用水。”

当然，从那些也许并不完整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好多次会议都记载了他缺席的情况。据一些老同志介绍，因为身体原因李范五上班并不多。但是因为他资历高，有能力，局里好些难办、棘手的事情，需要向上级争取的事情都动员他出马，而每一次他都能圆满完成任务。比如机关分房，向省长请示建立机构等等，都是他主持和跑办的。

“我认识李范五是在1956年。当时我正在黄村上林校。那年国际上出了一个大事件，叫‘匈牙利事件’，对社会主义阵营影响特别大。当时学校搞形势教育，邀请李范五来学校做报告。李范五当时是林垦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他在学校大礼堂给我们全校师生讲‘匈牙利事件’的来龙去脉，没带稿子，口若悬河，没一句废话！整个礼堂鸦雀无声，给我们的震撼太强烈了。从那以后我就记住了他，感觉他太有水平了，对他佩服得不得了。”

我局退休干部魏昌振这样告诉我：后来听说他调到黑龙江当省长去了，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了。挨整、关押，整得挺惨。当然都是听说，不掌握实际情况。可是“山不转水转”，1981年他竟调到我们单位来了，担任林业局的副局长。

见面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认识你呀？”

他很憔悴，明显聋了，侧着脸问我，“你在哪儿认识我？”

我说了在黄村林校听他作报告的事情，他便呵呵地笑两句，大有恍若昨日的神情。他老了，参加会议都要戴耳机，说话也很少。

有一次我到省委副二号宿舍他家里向他汇报筹建种子公司的事，还见到了他的老伴儿黎侠。成立种子公司是他直接找省长批的。据他说，省长表态，只要你不和我要钱我就批。批了，结果却困难重重，所以我才去找他。在选人的事情上他说，选人调人光要男的，不要女的。

我说行。

可是正在一旁忙着的黎侠说话了：“这话你敢到妇联会说去？”

“我不去！”李范五这样回敬她。

看得出来他俩都挺风趣的。那时候黎侠任河北省人事厅的顾问，也是一个资历很深的老干部。

他的家里藏了特别多的书，好些都是线装的。这在当时很难见到，我很惊讶。那时候他就在写回忆录，还拿过来让我看。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黑龙江的党是中国的共产党，不是莫斯科的共产党。”可见他的好些经历和问题都是高层的事情，咱们弄不明白。

开会时我们给他预备的材料他从来不念，都是现场讲，有条有理，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

河北省林业局原副局长王育仁回忆起李范五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那个时候他虽然已经70多岁了，还和我们一起下乡。我记得那是召开全省的“蚕桑工作现场会”，他和我们一起到定县去，同坐一个大桌子吃饭。他教给我们怎样向领导汇报工作，说领导都忙，汇报一定要单刀直入，不能啰嗦。我们大家知道他文化大革命受过冲击，挨过批斗，住过监狱，以为他一定有情绪。可是工作中我们却一点也看不出来，而且没架子，办事很认真。有一回我和他等着向省长汇报工作，从七、八点钟一直等到十来点。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连我们都烦了，他却有耐心。省长跟他是同学，可能也随便些，来了就跟他说身体不舒服，只给你们十分钟。就是这样，李局长竟不急不躁，看得出他有很高的修养。

据说李范五临离开我们局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处室道别。我局森防站的宋洪普提起当年的事情来还感觉遗憾：那天我刚出去办事李范五局长就到我们办公室来了，我回来时候大家告诉了我。据宋洪普说，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还在见习期，每月的工资是45元。在领工资的时候发现李范五的工资是277元甚为惊讶。会计却说这还是他落难后降级减薪后的数字呢，要不这样，可不知道人家要挣多少钱呢！

现在，除去河北省档案馆里留有一部分李范五在我们河北省林业局的工作记录外，其它地方几乎找不到李范五这段经历的资料。这或许是因为较之残酷的战争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挨打挨斗来这段历史有些逊色？或许较之他担任省长同担任副局长职务落差太大不值一提？没准儿还有其他的原因吧！如果这样认为，我认为就大错特错了。据我掌握，从河北省林业局副局长的职务卸任以后，李范五就再也没有担任过其它实职的领导。在河北省林业局的工作经历，是李范五所走革命道路的最后一段。所以我以为，研究李范五波澜壮阔和颇具传奇的一生，丢掉这段历史是残缺的。

二、被日寇悬赏的“李大个子”

现在我还不知道李范五复出时为什么来河北工作。是组织安排？是他自己的选择？还是兼而有之？不过有一点我知道，那就是李范五自从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起，他就和河北扯上了关系。

1912年5月3日李范五出生在黑龙江省穆棱市河西乡福兴村。他原名李福德，别名张松。1929年在哈尔滨第一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修筑铁路的学生运动。1930年他考入北平大学。1932年5月参加反帝大同盟，曾经担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总交通。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形势突变。1932年底李范五接受党组织派遣回到穆棱县八面通镇开展抗日工作。八面通镇四周群山环抱，森林密布，河汊成网，是一个矿产和森林资源都很丰富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鱼米之乡”，因为日寇的蹂躏风声鹤唳，人们心惊胆战地生活着。李范五回到穆棱后找到了自己上小学时候的班主任，当时的县教育局督学白润之，向他谋求一份工作。白润之非常高兴，连连说，报效桑梓，你是大材小用了。李范五到县第二小学当教员后，开始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从事抗日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初步摸清了教师和学生的思想状况，之后发展教员马朝德等三人成立了穆棱县第二小学反帝大同盟。很快，李范五的家乡狍子沟等地相继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并最终发展壮大，最后演变成了“反日会”。再后来，这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全部发展成了中共党员。1934年2月，已经担任吉东特委书记的李范五和抗联名将周保中合作，成立了“八道河子抗日自卫队”。不久，他们又在天桥岭密营召开了党的领导干部军事会议，周保中、李范五等人组织成立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兵力达到了500多人。

李范五在宁安县任中心县委书记时，组织爱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大批人员和物资偷运到抗日队伍。在任中共穆棱、宁安县委书记、吉东特委组织部长、书记时多次组织队伍炸火车，伏击日本开拓团等，形式灵活地袭击日军。那时候，“李大个子”曾被日军重金悬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李范五曾与到中国参加抗日的金日成合作，他们作为亲密的战友曾经为打击日寇并肩作战。据河北省林业局接触过李范五的职工说，解放初李范五曾经陪同周总理接待金日成访问我国，因为李范五对金日成过于随便，还受到过总理的批评呢！

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1936年李范五奉命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学习，同时兼任学生临时支部书记。1938年他返回延安，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科员，中央情报部研究员，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干部训练指导员，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机关总务处长等。1945年，他当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李范五又奉中央之命到东北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工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政委、松江省政府副主席，为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他和他的战友们组织政权建设、剿匪斗争、土地改革、恢复生产等，为建立合江革命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11月，李范五从延安回到合江省省会佳木斯，开始创建合江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针对合江地区土匪嚣张的严峻形势开展剿匪，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基础。1946年5月，中共合江省工委改组为中共合江省委，李范五担任副书记兼省政府主席，主抓经济工作，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粮食、木材生产的政策，使合江成为全东北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当时的佳木斯一度被誉为“东北的小延安”。

三、在林垦部的日子里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拓和发展我国林业事业，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立林垦部（1951年11月改为林业部）。首任部长是梁希，梁希是个学者，民主人士。李范五虽为副部长却是党内人士。在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力量的中央机关其地位可想而知。

旧中国林业基础薄弱，人民政府对林业工作又没有经验，这项工作对林业部及李范五来说都是全新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李范五和梁希部长等同仁密切配合，充分调动部内人员的积极性，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林业会议。1950年2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林业会议确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合理利用”的林业建设的总方针。会后，以普遍护林、大力造林、合理采伐、利用森林为中心的林业工作在各地开展起来，为我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了搞清全国森林资源，更好地适应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对木材的需要，在李范五的主持下，林业部组建了森林调查大队。从1954年开始对全国森林做了首次全面调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几年努力，第一次系统地掌握了全国森林资源的各种数据，为以后的森林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调查队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为了林业事业，常年在深山老林里工作。当时林区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近一问原来是林业站的。”李范五到原始森林深处看望他们，这些年轻人常年生活工作在大森林里，头发很长没法理，衣服破破烂烂。李范五由衷的敬佩这些年轻人，关爱他们，尽量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他把随周总理出访苏联时外方送给他的一架小型家庭电影机送给他们，希望业余时间能给年轻人带来快乐。

发展林业事业，要有大批的林业技术干部和林业人才作保证。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重视林业工作，全国没有一所专门的林业院校。对此，李范五认为要把林业搞上去，就应该有自己的林业大学。他的这一想法得到梁希部长的赞同，创办林业大学的建议被中央采纳。1952年，利用院校调整的机会成立了北京、南京、东北三所林学院。

1961年，为了充实林业站，李范五征求上级意见“招兵买马”，林业部接收了6000名转业官兵到林业第一线工作。为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林业部安排专人为他们设计房子。一般每家60-70平米，三间房，有办公室，火墙、火炕、炉子，连院墙都夹好了。这些官兵到达岗位后看到条件好非常愉快，所有人都留了下来。

李范五在从事林业工作期间，从组建林业部，到普查全国森林资源，制定林业发展规划，发展林业生产，建立林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专门人才，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呕心沥血，为发展新中国的林业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愧为我国林业战线的领导者和开拓者。

四、省长大员

1958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调李范五到黑龙江省任省长。面对又一次工作变化，李范五欣然接受了新的使命，于1958年初再一次奔赴家乡，并在黑龙江省政府省长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八年，为建设黑龙江，发展黑龙江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卓越贡献。

李范五任省长期间，黑龙江省正处于开发创业阶段。为了保证大庆油田、北大荒、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顺利进行，李范五按照省委做出的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的决定，领导和组织政府各个部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积极支援三大开发建设。1961年1月，由李范五带队，省机械、粮食、商业、交通等有关部门的领导深入石油会战前线，帮助解决会战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支援大庆开发。以李范五为组长的“支援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吸收了组织、劳动、物资等部门的领导参加，对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从人财物方面大力支持。经过多方面努力，终于把大兴安岭开发建设成了全国重要林区，使之成为国家的“绿色宝库”。

1961年1月，李范五列席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他坚决贯彻执行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按比例地调整重工业、加强轻工业。缩减钢铁、木材及非重点非急需的机械工业的生产，适当发展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的机械工业，加强煤炭、石油等薄弱环节，积极安排和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生产。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体现了李范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结合黑龙江实际，创造性地组织经济建设的领导艺术，体现了他关心人民、心系人民的高尚情怀。

在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李范五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厉行节约、分担困难，与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一起带领全省人民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严峻考验，使黑龙江省的农业、工业、财贸、交通运输等各条战线的工作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省长，李范五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在全省国民经济调整出现转机的基础上，为争取农业全面丰收，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竭尽全力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黑龙江省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李范五重视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要求各级干部以无限的忠心对待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地工作。同时，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持深入到工矿、农村、林场、大专院校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1965年8月，李范五到海伦、绥化两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用半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海伦所有生产队。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当地存在的经济结构单一，群众生活贫困的问题，着手研究解决农村单一经济结构问题，以求尽快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在李范五任黑龙江省省长的8年里，黑龙江的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发展。主要产品产量有大幅度增长，质量有很大提高。黑龙江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昔日“北大荒”的落后状况，而且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物资技术基础，成为国家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和商品粮生产基地。

五、沦为阶下囚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中李范五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蒙受了不白之冤。李范五的好些罪名有的极为可笑，譬如他的发型像毛泽东便是罪行之一，竟被游街示众。摄影家李振盛保存了很多“文革”中“走资派”被批斗的摄影资料，其中就有当年革命群众揪斗李范五时他弯腰低头、五花大绑的照片。当时，“燕子式”、“飞机式”等各种肉体摧残使得李范五遍体鳞伤，让人触目惊心。1975年5月，李范五被省委定案组送到绥棱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他有了一丝的喘息机会。加之偏远林区人心淳朴，一些命运相近的人还私下里暗暗帮助他，使他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因为李振盛留存“文革”照片多的关系，在今天各种媒体流传下来的高级领导人挨斗的照片中黑龙江是比较多的。还有任仲夷，这位八十年代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当年曾是哈尔滨市的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的主要领导之一。“文革”中他也受到严重冲击，也是挨批挨斗最惨的一个人物。也是李振盛拍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得以再现那段让人心酸的历史。据说任仲夷复出以后竟与李振盛成了好友。机缘，竟是那些保存下来的老照片。

据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回忆，“文革”后期李范五迫切希望能有机会工作，并多次写信提出要求，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被关押的时候，有的看守与他混熟了，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李范五：你别做梦了，你再有能耐也不会用你了。李范五却说：不让我当省长，我当林业厅长或林业工人总可以吧。那些看守他的人还经常和他聊天，他就和他们聊他们家乡的林业。结果他们说，你不是省长，是林业专家，搞林业还真有一套。——从这段儿对话里，我们是否能够体察出李范五即使被安排到河北省林业局任副局长，他也同意，并最终出来工作的蛛丝马迹呢？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李范五的冤案于1979年得到平反。获得新生的李范五决心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他曾写下“动乱余痛何足念，残烛未尽自奋燃”的诗句，表达了他迫切工作的愿望。

我们林业系统的一些老同志说过，从河北回到北京以后的李范五依旧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竟马不停蹄地赶写党史资料，为后人留下30多万字的宝贵史料。他在病危期间，依然关心我国林业事业的发展，参与了《当代中国的林业》一书的编著工作，还写了《我对林业的回忆》。直到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在修改回忆录《燕山黑水风云录》，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六、“李范五花园”没花园

去年8月中旬我到黑龙江考察时曾经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金天国际酒店。我这个人有个习惯，所到之处都要先找当地地图，搜索附近好的去处。然后安排一番，利用早晚旁人休息的时间去看看。当晚，我找来地图，先是找到了金天酒店，后又开始查看附近的景点，找着、找着忽地眼睛一亮，“李范五花园”几个字进入了我的视野。哦！缘分！当下我想，明天一早儿一定去看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叫起一同来的老邵就出发了。

夏日哈尔滨的早晨天气格外凉爽，我们大步流星地走在街道上，心情特别愉快。走了一段儿路以后，当我们感觉“李范五花园”应该到了的时候，便站在路旁张望起来。可是任我们怎么搜寻也没有发现一处花园的模样。眼前除了高大的桥梁就是环岛街道，哪里有什么花园呢？我们很诧异，就停下脚步问行人。骑着自行车的赶路人竟连连摆手，都说不知道。我们又往前走，到文府街上一个院子的门外询问站岗的保安，不曾想他也不清楚。正在我们一头雾水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们一问，他竟清楚。原来地图上标注的“李范五花园”指的就是这一片儿地方。既没有公园，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建筑物。

此刻，原本冲着到公园来观光的我，面对这子虚乌有的一个名字，竟生出了一种很失落的感觉来。

此时，红彤彤的阳光从楼隙间投射过来，照在墙壁、桥身、街道和绿篱上面，有些柔和，有些明亮。我的心里虽然有“寻隐者不遇”那样的遗憾，但这样的天象依然给了我一种好心情。想起这个李范五曾经是我们单位的领导，想着如果能在这陌生的城市里“他乡遇故知”的话该有多好？结果却大失所望。

于是，带着这种遗憾的心情招呼老邵到果戈里大街再看看。之后我俩还是大步流星，左拐右转地走过几个街区，不一会儿就到了。果戈里大街不大，却有标牌儿指示，这多少让我欣然。说大街就有大街，心里便感觉特踏实。全不像“李范五花园”，叫花园却没花园，让人遗憾。

我走过不少城市，以人名儿命名的街道见过不少。譬如我们石家庄就有“中山路”，南昌有“小平小道”，北京有“张自忠路”等等，连哈尔滨也有“斯大林大街”么！都是实有所指，名实相符。独有这“李范五花园”，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让我纠结。

回来后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最终竟找到了答案。原来所谓“李范五花园”，指的就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据说当初也有花园。当地人说，当年李范五任黑龙江省省长时，他的住处在文昌街的一处俄式的楼房里，花草多些，那时候人们口口相传，就叫李范五花园。“文革”后期作为反面教材曾经对外开放，让群众去参观。

有人说，我去看过李范五当年住过的地方，那地方当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相当款式，可是与现在的省级领导的独自小二楼一比较就显出平常了，根本算不上豪华。

也有人说，原来的李范五的住处确实就叫“李范五花园”，文革中来参观的人很多。人们互相一叫，倒叫响了。

还有人说，李范五原来的住处已被拆掉建大楼了，原来的踪迹全无，可是却留下一个名称，现在哈尔滨人人皆知。不知是官家命名，还是老百姓的自发称呼。

在我看来，这些原因或许兼而有之吧！没有老百姓的自发称呼也不会叫得这样长久，而没有政府的命名，地图上又怎会标识呢？

一个地方用一个人的名字命名，该是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对这个人给予纪念吧？对于现在的“李范五花园”来讲，它没有具体的建筑物，也没有实际的一处公园，但是它却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存在下来了。

依我看，这样的结果或许能使我们通过它记住很多事情。譬如李范五在白山黑水间组织和领导抗日联军的丰功伟绩，他在林业部和黑龙江主政期间的光辉业绩，譬如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里被拉下马的教训、借鉴还有惨痛！无论怎样，这些都能给我们以及后人来这里作一番思索和反省吧？

“李范五花园”没花园。它只是一个泛指，一个大致的区域，一个与曾经的李范五的住处有关的概念。含义多多，其实挺好。

[1]李黎力.回忆我的父亲李范五.

[2]刘少奇画传.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3]纪念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同志诞辰100周年.人民网.

[4]于济川.李范五“牛棚”700 天.

[5]中红网.纪念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同志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