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邦 口述 纪彭 整理

郑洞国（1903-1991年）出身黄埔一期，曾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在抗战中声名显赫，曾任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却在内战中成为败军之将。1948年10月，正值盛年的郑洞国在东北名城长春被迫放下武器。郑洞国如何度过自己的下半生？郑洞国的长孙、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先生讲述脱下军装后的郑洞国。

长春：最黑暗的岁月

1948年的东北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在之后的半年里，长春没有经历致命的战火，却遭受了比战火更痛苦的煎熬——饥饿，据估计，当年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不下10万。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上世纪80年代，我在长春的东北师大读书时，吉林省的领导几次通过民革告知我，希望我能动员祖父回吉林看看，他不去。那样一个让他对长春人民满怀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么面对呢？祖父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又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算得上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解放战争中，像洛阳、济南这些名城都是他打下来的。在辽沈战役前，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几位常委曾经讨论过：“最好是动员郑洞国起义。”周恩来也讲：“这个人我还了解，属于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毛泽东最后决定“想办法争取他起义”，还叫周恩来以老师的名义给祖父写了封信。

可惜当时长春城内已是一片混乱，周恩来以老师身份写的那封信，祖父并没有看到。但是我想，即便他看到了，以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忠心，大概也不会投降的。仗已经实在没有办法打了，部属们就只好瞒着他与解放军接洽放下武器，祖父由此勉强算投诚了。

祖父曾回忆，当他放下武器，很沮丧地随着部队出城时，迎面开过来一辆美式吉普车，车上坐着的是与他对阵数月的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肖华看到祖父走来，立即命令停车，下车走过来跟我祖父握手，问候了一番，然后再坐车离去。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对他这个败军之将并没有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个细节使沮丧到极点的祖父心情略好了一丝。

晚上，肖劲光和肖华请祖父吃饭，也是客客气气的。席间，心情极坏的祖父只顾低头喝酒，不肯讲话。当时，心如死灰的祖父只想当一个老百姓，并且生硬地提出：“不广播、不登报、不参加公开宴会。”随后，他离开长春这座伤心之城，到哈尔滨思考人生去了。

思想转弯，接受共产党领导

他们这一批黄埔出身的国民党人，投身革命，初衷是因为爱国，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复兴，而他的痛苦也是从这儿来的，觉得国民党搞来搞去，不但没有救国，反而穷途末路。

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还有一道坎儿，祖父一直过不去，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思想。1950年8月，祖父因身体不适到上海就医，途经北京时，肖劲光、肖华两位将军请他吃饭，希望他参与到解放台湾的工作中。祖父沉吟再三，最后还是谢绝了。两岸统一是他愿意看到的，可让他自己去拿着武器跟从前的长官、袍泽厮杀，按照他的一贯道德和操守，又不愿这么做。

到了上海之后，他慢慢观察，发现还是共产党有办法。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时，祖父是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负责接收南京和上海。他亲眼看到上海物价飞涨，社会乌烟瘴气。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上海才一两年，共产党就把上海治理得非常好，这对祖父的思想冲击很大。他在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这个希望符合他年轻时候的理想。

毛泽东亲自给祖父点烟

来到北京，祖父被安排到水利部当参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前，毛泽东提议祖父担任国防军事委员会委员，按级别是九级干部，工资是270多元，还配有专车。这在当时，应当是很高的生活待遇了。

一天，祖父收到毛泽东请他到家中吃饭的请柬。他很高兴但也很紧张。祖父一生不趋炎附势，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提拔他当侍从室侍卫长，负责保卫领袖安全，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天大的美差，可是祖父却坚辞不受。

祖父一进屋，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用湖南话讲：“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坐下来以后，毛泽东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泽东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毛泽东又从沙发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泽东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反右”“文革”中基本风平浪静

1957年，全国开始了“反右”运动，民革的陈铭枢和龙云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无恙。“大鸣大放”时，中央统战部来了两位处长，希望祖父给共产党提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非要说，我也只能说共产党好。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见，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会上的轰轰烈烈的建设。

1966年“文革”爆发，听祖父讲，那时候红卫兵乱搜家，根本就是无法无天了。不过，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祖父跟刘少奇、贺龙都算同乡，尤其是贺老总，他的老家湖南桑植县与祖父老家湖南石门县相邻，所以有时见面，贺龙老是说：“洞国，你到我家去坐坐。”“文革”时有人要他揭发贺老总，他坚决不干。祖父这个人从来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线，毫不含糊。

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当时是海军副参谋长，海军造反派让我祖父揭发张学思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大叛徒，大内奸”。祖父想这从何来？造反派就“启发”他，说“当时国共在东北内战，三人调停小组时，张学思曾密谋向国民党投诚？”其实就是叫祖父指出，共产党方面派到东北军调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思是“内奸”。祖父想了想说不大可能。这些人不断来，继续“启发”。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祖父讲：“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不能随便冤枉好人。”一直还算客气的造反派急了：“你不老实，你没有冤枉好人，难道是我们冤枉好人了吗？”当时这样的举动，就准备着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后来也没事。

为老兵们尽一点力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就开始恢复工作，1979年祖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已经年近八旬，仍积极建言献策。上世纪80年代，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老兵特别多，当时家里每个礼拜都有来求助的老兵。这些老兵来了以后就住家里，走时还得拿点儿衣服、拿点儿钱。更多的老兵上访写信，祖父得开一个证明，说明他的历史情况。那时我们家每个月光买邮票的钱就是六七十块。后来，民革中央机关说这个钱是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之所以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很痛苦，“这些人原来跟着我，抗战也抗战了，内战也打了，最后也跟着我投诚了，还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他就想用自己的力量帮这些人做点儿事。

祖父这个人是那代人的缩影。他曾经很庆幸地跟我说：“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这与他当年的政治志向基本一致，精神上有了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