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外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当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

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会思考、有价值观、有理性，他的价值观和思考当然会影响他的行为。所以，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两百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

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博弈

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我们谈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假定，好像他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全体一致地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其实不是这样。既得利益者内部是分成好多派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他们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往往会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

首先看一下西方政教分离的历史。政教分离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基础。欧洲中世纪早期，政教合一，主教由国王任命，教会并不真正独立。政教分离是后来教会和统治者相互斗争的结果。十一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就职后，决定在教会内部推行一系列改革，解决教会的腐败问题，但受到教职人员的抵制。为消除改革的阻力，格里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国王罢免主教的权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要将他罢黜，格里高利七世的回应是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教皇与皇帝的斗争持续到下个世纪，最终双方于1122年达成“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皇帝基本放弃叙任权，教会承认皇帝的世俗统治权。

法国大革命是法国贵族相互斗争的产物。在革命前法国最重要矛盾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国王不断剥夺贵族的特权，引起贵族的不安和不满。即使在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上半期，保皇派和共和派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但正是他们之间的斗争推动了法国民主制度的建立。

我要特别举一个例子，是公司制度的发展。在19世纪中期之前，西方各国创办公司都是一种特权，只有得到国王或者议会的特许，才能组建公司，只有少数有权有势者才能得到这样的特权，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成立公司的。所以公司本身就意味着垄断，如东印度公司垄断对东方的贸易。这时候在精英当中就形成了不平衡，引起其他既得利益者的不满，最后精英斗争的结果是，把成立公司由特许制变成注册制，任何人都有权创办公司。这一变化英国在1844年完成，法国在1867年完成，美国在1850年这个阶段完成（美国公司注册由州法律规定）。

更一般地，根据诺斯等人的研究，西方国家的法治和民主，首先是在贵族内部实施的，也就是说贵族内部先有了法治和民主，然后再逐步推到了整个社会。这类似我们现在讲的先搞党内民主，再搞党外民主。他们那个时候是先贵族内，后贵族外。

为什么贵族要实行法治和民主？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既得利益者虽然有特权，但是他们没有人权，他们相互斗争，其实都是在相互摧残。在专制体制下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自己。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甚至人头落地。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样的制度对谁都不好，还是应该用权利保证每一个人的利益、每一个人的安全。实行了法治之后，统治者可以下台，但是被换下来的统治者仍然有安全感，仍然有人身自由，仍然可以过很好的生活，至少没有性命危险。这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实行民主的重要原因。

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办法

纵观历史，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尽管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在起作用，但是社会的动乱、社会革命的威胁是英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主要驱动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英国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1832年的时候只要买通中产阶级就可以有了和平，所以选举权只扩大到中产阶级；当新的威胁出现之后，再做进一步让步，直到1928年的全民的普选。

但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能变成改革者，取决于他们中是否有足够聪明智慧的人，这些人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领导力，是否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有些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习惯于用武力镇压的方式，对付老百姓的民主化要求，或者一开始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才开始改革，但为时已晚（如一百年前的满清政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革命。

乔治·华盛顿于1799年去世，他留下遗嘱要求在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妻子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成天盼望我死的人当中。”

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出于理念，他认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有了危机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至少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那事情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