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巍（本刊特约记者）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就意味着，至少到2020年，在常态的政治环境下，发展依然是重心。随着党的十八大和今年两会的召开，党和国家领导班子完成了新老交接，中国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看待这个阶段和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系，势必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发展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中国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如何；中国将如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中国如何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美中日关系如何发展等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从而切实把握和用好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本刊专访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杨毅，请他对此发表看法。中国对外战略将保持延续性

领导文萃：党的十八大和今年两会的召开，中国党和国家领导班子顺利实现新老交接，新一届领导集体肩负起治国理政的重任。回顾新世纪头一个十年特别是近几年，可以看到，国际风云变幻、错综复杂。请问您，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对外政策将会延续过去还是会有一些新的调整？

杨毅：近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有了新的变化。为此，有必要对2012年中国所面对的整体国际形势做一个回顾。这一年，有的同志认为是建国以来我们外部环境最好的时期，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外交部的一些前高级外交官。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当然也有的同志认为，2012年我们是受到四面夹攻，环境非常险恶，似乎是处于一种最恶劣的境遇之中，有人甚至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极其夸大了安全威胁，是非常危险的。综合起来，上述这两种说法，都不够客观、准确和全面。

我认为，要准确地判断2012年中国的国际外部环境，需要看到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当前所处的这个特殊阶段这一大背景。我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的特征，应该说是空前复杂，这种判断可能更加准确一点。也就是像中央讲的“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中国在发展，为中国赢得来的就是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扩大，但同时中国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在增多。这个压力和挑战的增多来自很多方面，包括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其他国家对我们的猜疑、嫉妒、警觉等等，再加上我们周边的安全环境面临着东部和南部两个海洋方向同时受到安全风险的挑战。其中，东部是钓鱼岛，相关国家是日本；南部就是南海问题，相关国家就是菲律宾、越南等。这使得我们在运筹国家安全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复杂。面对这种局面，中央把握大局，非常稳，非常果断，处理得比较好。党的十八大召开，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国内对新班子有非常好的评价，国际上也感到耳目一新。具体到外交政策、国家安全政策、国家安全战略等等，我认为没有更多的本质变化，总的来说保持一种连续性，但同时带来一股新风。

领导文萃：您所说的新风主要体现在哪儿？

杨毅：这个新风就是更加改革开放，更加务实，更加果断，能够抓住时机，有所作为。从内部来说，中央出台的改变作风等措施深得人民拥护，反腐败的举措也深得民心。至于说到对外政策则有一种新的思路。首先，与大国的关系更加富于进取精神，包括跟美国、俄罗斯的大国关系是稳定的。第二，在处理一些争议问题，包括对日问题，体现了新的面貌。这些方面都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直接去处理的，应该说处理得非常得当，既坚持了我们的原则、立场、决心，同时又非常稳重，确实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譬如，处理钓鱼岛问题，既维护了我们国家的权益，又防止了一些意外事故出现。在南海问题上我们更有力地维护海洋权益，特别是这次两会之后的机构改革，组建新的国家海洋局，把我们海上维权的力量进行一次统合，这是迈出了一大步。这不单单是大部制的改革问题，应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迈出的最突出的一步。

海军建设支持海洋强国战略

领导文萃：说到重视维护海洋权益，就会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即当前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如何？

杨毅：中国军队有陆、海、空三军。老大是陆军，我们平时一说军队通常指的就是陆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文称谓也是——People’s Liberation Army。国外叫Army有两种，一种是军队，一种就是陆军。所以，国外认为咱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是隶属于陆军的，当然这是一种误解。陆、海、空三军陆军是老大，传统上力量最强，人数最多，也打过硬仗。空军，发展也很快，从人数规模上比海军大，另外空军建设比海军也稍微容易一点，因为主要是以飞机为主，当然现在有一些地空导弹、雷达部队等等会增加一些建设难度，但是总的来说，空军部队相对比较简单。只要有高性能的飞机，高素质的飞行员，这些基本建设再加上高效率指挥控制系统，形成战斗力相对比较容易。

而海军则很复杂。首先，海军本身是陆、海、空三军兵种都有，自身也是五大兵种，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岸防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和空军一样，就相当于空军，海军陆战队相当于陆军，而且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比相应的陆军部队更加精干，在国际上也是海军陆战队更多地执行特殊任务，比真正的陆军还要厉害。所以，海军实际上囊括陆、海、空三军，而且海军还有战略导弹核潜艇，这相当于二炮部队，所以海军是兵种繁多，技术复杂，形成战斗力比较慢的军种。历史上海军发展比较慢比较稳，而且投资耗费非常大。但可喜的是，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重视下，我们海军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快速的发展，其代表就是一些中大型的水面舰艇，一批批五千多吨、八千多吨的导弹驱逐舰建造出来了，而且性能不断改进。新型的潜艇无论是在静音方面、武器系统方面，还是火控系统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当然，全国人民最关注的就是航空母舰了。“辽宁号”的服役虽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作为一个老海军，觉得从发展的节奏来说，海军是陆、海、空三军当中最有发展前途的，是应该感到骄傲的。

领导文萃：对于加大海军建设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快速发展，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国防或者对外战略方面的着力点将发生转移或者说是拓展？

杨毅：首先，军事战略受国家安全战略的制约，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又服从于国家的大战略。我们国家在目前这个阶段跟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中国的经济以及各项事务的发展都与世界无法分割。比如对外贸易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之多，我们对海上通道，对海上运输线包括海上能源通道的依赖，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我们进口石油、进出口贸易等等都需要中国拥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这个和平的环境就包括和平的海洋，以及一个和平安定的海上通道。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为我们保驾护航，而是需要自己的力量不断为我们的外贸和海上运输服务，而这实际上也是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贡献。这是一个方面，也就是中国对海洋通道的需求。

第二，我们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来自陆地方向相对比较平稳，比较少，因为基本都解决了。陆上边界争议除了与印度没有解决之外，其他大多数都解决了。而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很多，包括与一些国家存在着领土争议。一些国家也利用中国即将强大而尚未强大的情况以所谓的争议挑起争端。在面临一个应对起来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海洋的投入，对海洋的重视，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在日益增强，这就在客观上反映出我们对海军建设的一种需求。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强大的海洋国家，国外解读为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上战斗力。这是片面的认识，实际上的海洋强国包括海上运输力量，海上海洋科技考察力量，海洋经济力量，当然也包括海洋的军事力量。

领导文萃：中国与巴基斯坦就瓜达尔港签署协议，这算不算建设强大海洋国家的一个具体的举动？

杨毅：瓜达尔港的事情是被西方炒作了，参与炒作的还有日本。美国也有一些应和，印度现在也比较紧张。实际上，这是恶意炒作。我们跟巴基斯坦的合作主要是为了帮助巴基斯坦建设港口发展经济。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一个友好邻邦，希望中国帮助经营瓜达尔港。当然，我们接管之后从经济上可能会获得一些收益，同时对我们的运输也有好处，但这种好处更多的不是在军事上，因为中国的军事战略，特别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是基本上依赖本土。虽然我们会加大向海洋方面发展的力度，但我们并不是全球布点，争霸海洋，而是维护国家安全，保证重点通道的畅通。所以，我们并不会大规模地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这点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是否会有一些改变，当前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看法，不过我觉得目前还仅仅是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远没有形成国家政策。

领导文萃：瓜达尔港作为一个港口，它本身的条件能不能够为将来中国在军事上提供帮助？

杨毅：不能说一点儿帮助都没有，但帮助不大。巴基斯坦离我们很近，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么近的地方布一个点。所以它在军事意义上价值并不大。当然，印度感到很紧张，因为中国的发展似乎对它是一种挤压。印度认为印度洋就是印度的，这个观点实际也不太合理，我们不去过多评论它。但总的来说，瓜达尔港的问题不必要把它炒得太厉害，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商港，我们帮助建成，我们帮它运转，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共同受益，就这么简单。

不同争端应不同应对

领导文萃：说到国际环境的复杂，不能不说到钓鱼岛，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陷入僵局，中国对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应对坚定、强硬又不失理性。同样是领土争端，中国似乎对于南海和东海采取的是不同的应对策略。

杨毅：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性质不完全一样。南海问题实质上说，在九段线以内的岛礁是属于我们的，这一点历史上没有任何争议，只不过长期以来相关国家在不断地侵占，而我们一直采取非常忍让的态度。我们主张平稳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相关国家无视中国的善意，特别是近年来像菲律宾就依靠美国搞平衡战略，以为有美国作为靠山，变本加厉地来挑衅我们，越南也是这种情况。南海问题涉及面比较广，基本上是领土争端，是六国七方，中国大陆和台湾两方，还有菲律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个症结是美国硬要插手。美国表面上是维护自由通行权利，不在领土争议上搞站边，但实际上是鼓励相关国家更加强硬地来对抗中国。

而东海问题是另外一种性质。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它作为台湾岛的附属岛屿随台湾岛一起割让给日本，二战之后，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都要求战败国日本归还所有的侵占领土，当然包括钓鱼岛在内。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尚未还回来，由美国进行托管，1971年美国私下给了日本，这是非法的。中日建交之后，为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大局，双方先行搁置争议，留待日后再行解决。而日本近年来却变本加厉，特别是去年，把原本是通过非法手段攫取的东西，搞所谓“国有化”，这必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

2012年，我们海上维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后发制人，防守反击，顺势而为。在这方面，我们既表现了坚定性，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降低和减缓了由于我们维权带来的负面效应。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

领导文萃：那么如何看待南海问题，它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会有哪些影响？未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会有什么变数？

杨毅：从历史上看，中国是最早支持东盟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日本和韩国一开始阐述与东盟的关系都是一加十、三加十，因为是中国、日本、韩国比它们大，而中国始终坚持十加一、十加三，就是尊重支持东盟发挥主导性的作用。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时，它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货币相继贬值，而此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际等于是自己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却挽救了东南亚经济，使它们免受更加惨重的损失。当时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中国都是非常感激的，而且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坚持互利友好。但是现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原因是2010年美国进行战略调整，对亚太地区更多关注，加大了对东盟的投入，挑起了南海事端。这实际是美国采取的一种离岸平衡的方式，即挑唆一些国家对中国发难，但它本身跟中国没有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而是利用跟中国有争议的国家，激化矛盾。

东盟几个成员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跟中国有领土争端。目前的南海形势，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中国快速发展给这些国家带来不安，用西方的言词叫快速崛起。面对一个庞然大物，发展这么快，比较小的国家产生了一种恐惧、担忧、猜疑，这种现象也是非常自然的。所以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演变正经历一个特殊的困难阶段，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难的过渡阶段。我想，随着双方关系的积极互动，度过了这个难关，情况会好起来的。

领导文萃：那么怎样才能好起来？中国针对东盟地区的外交政策或者叫外交手段是否应该做一些相对的调整？

杨毅：我个人认为应该要有所调整。总体上，一定要坚持和睦东盟，但是具体来说也要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就是对那些善待中国的，对中国友好的平等待我的，我们加大合作的力度，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如柬埔寨、老挝等等。跟中国友好的，你把中国当朋友，我把你当朋友，相互帮助，我们发展互利共赢的关系。对个别调皮捣蛋，不遵守国际惯例，不讲信誉，对中国进行侵犯的，我们一定要给它点颜色看看，不能让它尝到甜头。也就是说谁跟中国捣乱，谁跟中国做出一些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国际道义的事情，它做的坏事必让它尝到苦果，让它付出代价。

领导文萃：这个代价是否包括小规模的冲突，甚至是局部的战争？

杨毅：我想应该排除这种可能，最起码我们主观上也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说跟中国对抗必然让它受到损失，这种损失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就是说，中国不能像过去那样还帮助你吧，帮助少了，投资少了，贸易少了，它就会受损失。现在这些国家对中国有非常明显的双重心态，在经济上靠中国，搭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在安全上对中国又防范，把美国拉进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让这种双重心态破产。在安全方面挑战中国，在经济上就不能得到好处，我想这种惩罚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善待对中国友好的，惩治对中国不友好的，这样惩恶扬善才体现出一种正常的国际关系。

当然，总的来说中国还是要和睦东盟，发展与东盟的关系。那些个别捣蛋的国家碰壁之后，会后悔的，包括像菲律宾，美国能给它什么？除了卖点武器装备，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没有得到好处，到头来它会后悔的。

与大国外交需要更多智慧

领导文萃：无论是南海问题还是东海问题，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在这个背景之下，中美关系应该怎样调整？

杨毅：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包括在整个周边区域甚至在全球范围，中国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都离不开美国的因素。如果说美国完全有一个非常精准设计的大战略，每一步都是针对中国，这恐怕也有点武断。但是要说美国的很多战略部署没有考虑中国因素，那也是不现实的。中国发展很快，特别是美国看到中国的发展潜力非常大，有可能成为挑战它的一个国家，因此，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战略谋划当中，已经把中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聚焦点。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在地区上的布局、资源配置、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必然考虑中国因素。所以，我们周边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有美国的影子，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我们找到了主根源，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现在中国和美国处于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中，中国担心美国遏制中国，美国担心中国挑战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略互信非常薄弱，薄弱的战略互信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已经扩大到双边关系以外。就这种程度而言，在中美之间加强高层战略沟通非常重要，同时双方应该就超越双边的重大地区问题，进行坦诚沟通，交换意见，能合作的就要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平等的，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关系准则指引下的合作，而不是一种以美国为主，中国为辅，屈从式依附性的合作。

中国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因为历史上崛起大国和现存大国这种矛盾是难以调和的，谁要崛起谁就是要挑战现存的大国，我就必然压制你。美国开始对这个提法不热心，认为中国是在忽悠它，可能是在赢得时间，同时也认为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不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但是我们会不懈地坚持我们的主张，就是和美国探讨一种现存强国和崛起的发展中的大国如何和平相处、相待，但这需要相互之间的磨合。美国实际综合实力也在下降，它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天下，它必须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有所顾忌，甚至有些依赖，不能像以前那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发挥自己的优势，大的思路上坚持和平发展。对美国，就是坚持以合作为主，当然合作当中有斗争。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双方要坦诚，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别欺人太甚，欺人太甚，那我也毫不客气。

另外，中美之间应该促进各个领域关系的同步发展，两国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在重大政治上、外交议题上双方要能相互协调，有的时候还可以配合。但在安全议题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安全困境，似乎中国军事力量对美国就是灾难，美国就是要利用空海一体战等等，加强在军事上对中国的围困。中国发展自己必要的天然合理的军事力量，美国看作是对它的挑战，所以这方面我们不要放松，要继续发展，但是要慢慢地增加透明度，加强沟通。现在因为中国块头太大，美国不敢忽视中国，我们中国只要自己把握住前进的方向，把握住前进的节奏，就不会出太大问题。

领导文萃：事实上中美已经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有了相对较好的合作，比如这一次的朝核危机，在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之前，相信中美两国进行过协调。

杨毅：实际上，在防止朝鲜半岛出现新的核力量、核国家和核冲突方面，中美是有共同利益的，过去合作得也是不错的。中国反对朝鲜的核计划，这个立场是一贯的。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解决、维持稳定这是我们对半岛政策的三个核心内容。而不久前联合国通过的决议的背景是什么呢？朝鲜无视国际社会一致的反对，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反对其进行核试验，这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挑战，不只是挑战中国。中美之间进行了磋商，而中国跟其他国家也都进行了磋商。中国既主张进行制裁同时也不要把路完全堵死。我们既表示一种力度，一种态度，同时也反对用战争和军事力量来解决，我们就是主张和平。中国坚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这是不容置疑的，包括采取必要的措施。就这方面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也是中美可以继续在这方面的合作的契机。

领导文萃：但是，这样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就会产生严重的裂痕。

杨毅：这个裂痕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坚持正确，朝鲜坚持错误，这样就合不到一起去，那没办法。但总体上说，我想朝鲜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有时候撞墙，撞得头破血流，清醒了也就可能会走回头路，当然也有可能一条路走到黑，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领导文萃：如果朝鲜一旦出现诸如难民等问题，也会成为中国非常沉重的负担。

杨毅：所以维持半岛的稳定、和平和无核化是我们中国的基本立场，也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我们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防止朝鲜发生极端情况。包括外交上的紧密沟通，在制裁的同时，也保持联合国决议允许的或者没有禁止的援助，包括粮食等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所作所为是善良的，正义的，而且是仁至义尽，我想稍微有点良知的人也不会把中国视为敌人。

领导文萃：中国过去所发起并主导的六方会谈曾经一度被看好，但是现在看来六方会谈已经接近停滞，是否可以说六方会谈机制已经失败？

杨毅：也不能说是失败，应该说六方会谈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六方会谈初衷就是无核化，防止朝鲜半岛的有核化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生了多次曲折，朝鲜也曾经签署过共同文件，同意拆除其核设施，那是非常大的突破，不过后来朝鲜又重启其核计划。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在六方会谈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朝鲜是犯了错误。六方会谈现在是受到了严重挫折，但是要解决问题还要回到这个轨道，别的方式不行，战争更不行，通过美国和朝鲜双方解决问题，解决不了，还是必须回到六方会谈。当然再回到六方会谈，那就成了新议题了，因为朝鲜认为再谈就是一个去核化问题了，朝鲜要国际社会承认它的核国家地位。因此，这个问题要解决是很复杂的，涉及到朝鲜安全关切问题，所以我们中国的主张一定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才行。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日本在中国未来外交战略中的角色？对日外交或者说对日战略未来会有哪些特征？

杨毅：中日关系是处于中国外交政策大的盘子里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从地区层面来说应该是头等重要的，因为两国离得太近了。美国和俄罗斯是全球意义上的双边关系，日本跟中国是地区意义上的双边关系。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而现在又处于一个中国高速发展而日本不适应中国高速发展的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的结构性矛盾中，特别是日本面临着中国快速发展产生一种焦虑症，再加上日本国内的整体右倾、保守化的进程发展很快。安倍再任首相以后咄咄逼人，要修宪，包括置疑远东国际战犯法庭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中日关系非常复杂，对中日关系发展前景的严峻性一定要估计到。日本国内的右倾势力不是一股小力量，是一种很大的能量，不能低估，同时也不要低估美国现阶段利用日本国内这种变动，来牵制中国的战略企图。美国人这样做反而很危险，我警告过美国人，你现在在局部上暂时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可是你一旦把这只恶虎放出山，你就控制不住了。

不过从长远来说，中日关系还是一定会好起来的，无论是十年、八年、几十年，最后一定会好起来，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嘛。这方面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关键的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发展快了，中国强大了，我指的这个强大不单单是军事力量强大，包括政治影响力的强大，外交影响力的强大，经济实力的强大，也包括军事力量的强大。因为日本的战略哲学是战略依附哲学，他是与强者为伍，而不以强者为敌，畏威而不怀德，中国一强大了它必然靠着中国，最起码不敢跟中国硬碰硬。一旦中国的力量达到了跟美国差不多的时候，日本会服服帖帖地来发展关系，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要切实注意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这方面近十几年、二十年我们是有些放松了。我们回想起来，在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那老一代革命家，做日本的工作做得非常艰苦非常细致，包括周恩来总理抱病时还经常会见日本朋友，所以中日关系有一个深入人心的问题。现在老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不在了，新一代的日本领导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没有战争负罪感，再加上他更加亲美，对中国发展快他就嫉妒，这些综合因素不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日本战略哲学的特性，中国发展强大了，它就不敢跟中国为敌，我们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打好民间友好的基础。

总而言之，中日关系未来5年到10年很困难，过了关键的这10至15年就会好一点，因为到时我们GDP总量将有可能超过美国，中国影响力对日的优势更加明显，那时日本就不敢忽视中国的市场，也不敢低估中国的影响力。重要战略机遇期最终需要

自己把握

领导文萃：我们会时常提到战略机遇期，目前来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会持续吗？

杨毅：如果从机会主义角度理解，钻空子式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没有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比如像21世纪初那时候，美国忙于反恐，俄罗斯忙于恢复自己，美俄冲突很大，没有人关注中国，中国自由自在地发展自己。这种外部环境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种性质的战略机遇期也就不复存在。现在中国是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关注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想悠闲自得地来发展自己已经变得不可能。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理解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判断非常准确。

内涵变化就是我们在发展，我们在上升，上升当中必然引起别的国家的猜疑，当然我们的影响力也在扩大。我们要把握机遇，破解风险挑战，实现民族力量的提升。从这个角度说，搞得好，只要不发生大的战争，就是战略机遇期。但是中国面对的客观环境可能越来越复杂，因为越来越招人注意嘛，这方面利益碰撞可能越来越多。把握得好，就像开着船出海，之前在江河上很平稳，走在大海上风浪很大，但是只要掌握好航行技术，就能够避开暗礁顺利前进；也像开车一样，一开始慢慢地开，可是一上高速路，车很多，掌握不好就会撞车，不过只要车技好遵守交通规则，就可以平稳行驶。总之，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