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翔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 201418）

五四运动时期，位于沪西小沙渡地区的日商内外棉五厂的工人率先发动了“六五”大罢工。此后，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群众基础。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30年中，沪西工人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而在1920年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党的早期组织就已先后派人开办工人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逐步发展党员。在整个沪西工人运动史上，党始终站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最前线，坚定地维护群众的利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制度与当初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党密切联系群众，高度重视和关心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90多年前党领导沪西工人运动的奋斗史，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一、人民群众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得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因此使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了领导核心。许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曾亲身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并在运动中扩大了党的影响，壮大了党的队伍。

早在1920年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启汉在槟榔路，即今天的安远路锦绣里178号、179号、180号，开办了第一个工人半日学校，主要开展文化补习活动，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提议下，通过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决议，并主张建立产业工会、开办工人学校。随后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干事李震瀛在李启汉创办的工人半日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了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沪西小沙渡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涉足工人运动的地区之一。

1922年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稽直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一家木材行楼上开办了工人补习班，继续进行文化补习和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加强与最底层贫困工人的交往，为工人运动培养骨干力量，补习班还通过代写书信的方式联络工人。同兴纱厂工人孙良惠结合自己被资本家剥削的亲身经历，用工人广泛接受的表达方式帮助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久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春，上海教育界开展平民教育活动，稽直等人在东京路（今昌化路）和劳勃生路口又租下一间楼房，公开创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请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等来校讲课，帮助工人学习文化，提高觉悟。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工人陶静轩、郭尘侠、刘贯之等参加了共产党。

1924年夏天，孙良惠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槟榔路口租到三间平房，准备再次扩大规模，创办工人学校。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项英决定以此为基础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作为沪西工人运动的指挥中心。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项英、刘华、杨之华、李立三等都曾到此讲课，涌现了顾正红、季小四子、周高升等70余名工运活动积极分子，为党的工人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以后，不论是二月同盟罢工、五卅运动、北伐时期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罢工运动、争取和平民主的工人运动和解放前夕的护厂运动，在沪西工人运动中，始终体现着党的领导。从另一方面来看，党的许多领导人也是从工人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可以说，党投身于工人运动，又来源于工人运动，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也是今天党的执政之基。

今天，我们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从执政党的角度，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历史背景，夯实群众基础，正如当年二月同盟罢工时，李立三、邓中夏等人领导的沪西工友俱乐部所做的那样，为群众“撑腰”。

二、高度重视群众利益诉求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之一。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沪西工人运动中，就挺身而出，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1925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本领班无故殴打一名12岁的女童工，并无故开除50余名上前评理的工人，被激怒的群众决定罢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通过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邓中夏负责，联系各厂工人组织同盟罢工。为维护工人利益，罢工委员会劝告工人在领到工资后再统一行动。二月同盟罢工震动了日本朝野，日本国会议员也向日本外相质询。由于罢工期间纱价上涨，日本在华的内外棉11个厂直接、间接损失达75万元以上，终于迫使日商坐下来进行谈判。经上海总商会等出面调解，日商最终答应了一些涉及工人利益的基本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3月1日，在潭子湾举行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刘华说：“我们胜利了！东洋人第一次向我们低了头，承认我们工会，这个胜利是奋斗得来的，是我们团结的结果。”

事实上，在我党领导沪西工人运动的历次罢工斗争中，都是以维护工人阶级和失业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开展斗争的。这些斗争有效地保障了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诉求，也使越来越多的群众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任和依赖。以沪西工友俱乐部为例，成立仅3个月，在沪西日商、华商的19个工厂中，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总人数有近2000人。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大批工厂停工，各业萧条。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积极领导工人开展了争取生活维持费和要求复工的斗争。他们提出“要饭吃、要做工”等口号，迫使国民政府在10月份即陆续复工。在党的领导下，沪西工会又经过艰苦的劳资谈判，确定了工资底薪、每月按生活指数调整工资、6天10小时工作制、发放津贴、厂方统一设置供销合作社、托儿所、哺乳室、学校、医务室、浴室、住房、女工产假、工伤保障、年终福利、工会地位等一系列标准。上海纺织、丝织、机器等行业工人终于有了比较全面的生活福利待遇。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历史从来就不讳言人的利益诉求，满足人的利益需要是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历史唯物主义又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社会发展变革的主要力量。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社会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不但要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还要兼顾正确引导、妥善解决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代表的身份，并没有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群众路线仍然是我们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方针。把维护好、实践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衡量我们工作好坏的标准，平衡各方面利益诉求，仍然是我们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

三、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关键

在我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沪西地区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人有孙良惠、党维蓉等30人，被杀害的有鲍孝良、佘立亚、彭天保等21人。共产党转入秘密活动，沪西党组织受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不顾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一味要求组织进攻，使工人运动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和损失。

1930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号召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发动武装暴动。在当年“五一”游行集会被镇压的情况下，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又提出“革命形势日益接近高潮”“加紧工人纠察队工作，进行武装训练，为武装暴动奠定基础”等意见，部署纪念五卅运动5周年，导致沪西数万人的游行队伍再次遭到镇压，被逮捕多人。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闸北，第十九路军奋力抗战，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了以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为主的代表大会，号召总同盟罢工。刘少奇领导了这场罢工，成立沪西罢工委员会，建立民众反日义勇军，组织慰劳队、运输队、救护队、纠察队等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日，维护沪西地区秩序。宋庆龄、何香凝等也给予援手，积极募捐，而第十九路军官兵也从民众的慰劳金中拨款援助罢工，罢工持续80多天，给日商造成沉重打击。

3月初，第十九路军由于弹尽粮绝，被迫撤离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排斥刘少奇对工人运动的正确领导，罢免了他的职务，多次命令沪西罢工委员会把罢工引向武装斗争，遭到失败。同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发动上海市反帝大同盟等80多个团体，在胶州路沪西共和大戏院集会，反对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把上海变成自由市。随后，集会也遭到镇压，95人被捕，13人遇害，被害的有大夏大学附中学生曹顺标、内外棉三厂中共支部书记曾太功、内外棉四厂工会干事王明国、沪西区委干事邱文知、樱华里青年钟明友等。

1934年3月，美亚绸厂总厂及9个分厂工人罢工。当时的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认为“美亚绸厂的罢工将要掀起无产阶级伟大的罢工浪潮，开展更加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在罢工遭到镇压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再次发表宣言，动员举行同情罢工。

1936年11月，爆发了沪东、沪西日商纱厂第二次反日总同盟罢工，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当时，正值刘少奇《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的正确方针传到上海，罢工的领导者摒弃“左”倾的做法，把罢工工人日常经济利益和抗日救国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增加工资，不准打骂和开除工人等条件。当日本资本家被迫承认部分罢工条件，达成工资增加50%等6项协议时，为保存工人运动的实力，适时结束罢工。这一做法，既为群众争得利益，又避免了敌人对革命力量的摧残，使沪西工人运动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党在政策、策略方面的正确领导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一旦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的要求，就会使党的工作遭受严重的挫折。策略性是我党在当今形势下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