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鄱阳湖旅游诗歌繁荣成因探析

2013-08-15章年卿

老区建设 2013年6期

章年卿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古往今来，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畅游，并留下大量的旅游诗歌。宋代是江西文学最为璀璨的时代，也是鄱阳湖旅游诗歌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首先，诗歌的数量众多，宋代鄱阳湖旅游诗歌的数量超过了东晋以来至晚唐五代年间同类诗歌的总和;其次，作者名家辈出，两宋时期最富盛名的诗人如苏轼、苏辙、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姜夔、范成大等都写过鄱阳湖旅游诗歌;第三，诗歌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既有歌咏山水景观之美的，也有记录寻觅探幽之奇的，还有叙写民风民俗见闻的。

一、宋代诗歌中的鄱阳湖热点景观

宋代以前，鄱阳湖诗歌反映的大都是“水、风、洲、岛、野、岩、舟、鸟”等湿地湖泊的常见的形象，宋代时，一些热点景观逐渐凸显出来，其中代表性的石钟山、大孤山、落星寺三处已经具有品牌景观的性质了。

(一)鄱阳湖第一天下奇观——石钟山

石钟山位于湖口县鄱阳湖出口处的东岸，山体不大，山势不高，但它雄踞鄱阳湖通往长江之口，江湖回合之处。从水面仰视，危崖壁立，峰峦俊俏，雄奇秀丽;在山顶眺望，视野开阔，烟波浩渺，清浊一线，江湖分明。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石钟山很早就成为宗教胜地。从唐代开始，就开始有寺庙建筑，[1]宋代时已经形成了略具规模寺庙群，宋人诗歌标题中就出现了观音阁、石钟山寺、宝钟院等寺庙僧院的名号。

宋代以前，石钟山并没有引起诗家的关注。北宋元丰七(1038)年夏，苏轼任黄州团练副使时，送其长子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途径湖口，游览石钟山，作《石钟山记》。随着苏轼《石钟山记》问世和流传，石钟山逐渐成为鄱阳湖具有表征性的热门景观，吸引着无数的“苏粉”来此一游，赋诗作词。据胡迎建统计，宋人以石钟山和石钟山上的建筑为题的诗歌就有十七首。[2]代表作家有苏东坡、杨万里、刘过等。

宋代以后，歌咏石钟山诗歌更是日趋增多:元代虽然统治全国的时间只有89年(1279－1368)，但元代写石钟山诗有6首以上。据《清同治十三年·湖口县志》所载，明代石钟山诗有近50首，清代石钟山诗近60首。

(二)中流砥柱、美丽遐想——大孤山

大孤山，位于湖口石钟山南面九公里的鄱阳湖中，因山形似鞋，故又名鞋山，亦有仙女掉鞋化成之传说。大孤山在南朝时已入诗，如梁释惠标《咏孤石》。唐代仅有顾况《小孤山》和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窦七校书》两首诗提及。宋代写“大孤山”的诗有20余首，代表作家有黄庭坚、范成大、晁补之等。

大孤山影响的扩大，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石钟山品牌的辐射作用。大孤山离湖口不远，晴好的天气都能从湖口看见大孤山，如范成大《湖口望大孤》。第二是大孤山处在繁忙的宋代鄱阳湖水路必经之地，平湖突兀一座高耸的孤岛，有峻美之感，容易引起众多诗人的共鸣。第三则是大孤山美丽的民间传说令人神往。

(三)风光迤逦的星子县名片——落星寺

庐山南面星子县去二里许鄱阳湖中，有一座小石岛，高若数丈，总面积不过1800平方米，形如星斗，传为坠星所化，因名“落星石”，或“落星墩”，此湖湾亦称“落星湾”，这也是星子县之名的来由。唐末乾宁年问(894—898年)，敕建禅寺于上，赐额为“福星龙安院”，又名“法安院”，俗称“落星寺”。[3]

落星石出水不高，从湖上看去，亭台楼阁幽雅秀丽，清晰可辨，又处在星子县入鄱阳湖的航道上，登临游览非常方便。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982年)，置南康军于星子，辖星子、都昌、建昌、安义诸县，进出星子水路尤为繁忙，落星寺自然成为星子县的标志性景观。宋代描写落星寺的诗词有30余首，除黄庭坚、王安石、曾巩、范仲淹、姜夔、陆游、杨万里等留下了游览落星寺的诗。

虽然落星石面积很小，但落星寺则造型独特，僧人云集，香火鼎盛。黄庭坚在“题落星寺四首”中形象的描述了落星寺的建筑结构的特点。一、依山凿岩，既可固定木梁房柱，又可利用空间，《题落星寺四首·其二》云:“相黏蚝山作居室，窍凿混沌无完肤。”二、梯形结构。为了尽量利用地形，落星寺的僧房是沿山坡由下向上逐级排列的，所以要沿着台阶上下。《题落星寺四首题其一》云:“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三、每个单元的面积都很小，这样就可以在不大的地方分隔更多的空间，容纳更多的居民。《题落星寺四首题其三》云:“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黄庭坚“点铁成金”，借用杜牧《阿房宫赋》中的:“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的“蜂房”来形容僧房的密集和僧人众多的情景，生动形象而无斧凿痕，体现了高超的艺术造诣。经过黄庭坚诗歌渲染的落星寺，是当时鄱阳湖旅游的一大亮点。

二、宋诗再现了鄱阳湖独特湿地“风”文化

宋代鄱阳湖诗歌内容丰富，不仅有大量的诗歌吟诵鄱阳湖瑰丽的物态景观，同时，还有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叙述了鄱阳湖地域的特殊的人文生态，而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风”文化。

鄱阳湖是大风的集中地区。6～8月盛行南风或偏南风，其他月份均为北风或偏北风，星子湖域6级以上大风最多年份达86天，平均每年45.3天。[4]风既是古代帆船动力，也是推波助澜，危害行船安全的罪魁祸首，人们对它是爱恨交加。在宋代鄱阳湖诗歌中，就再现了鄱阳湖与风有关三种活动:阻风、求风和禳风。

(一)“阻风”的无奈与情趣

航行遇到大风，船须在码头停泊，等待风消退，这种情况称之为“阻风”。宋代时，鄱阳湖水道繁忙，鄱阳湖区域刮大风的日子多，所以航船阻风的频次也高，宋代鄱阳湖诗歌中有十余首关于阻风的。

对于旅客而言，阻风是一件耗时又无奈的事情。如张弋《彭蠡阻风寄城中故人》:“欲行行未得，略日滞孤舟。月照山皆近，风吹水倒流。地名人不识，秋景客相愁。忆你惟成梦，遥知独倚楼。”张弋因阻风鄱阳湖惆怅不已，而有的诗人幸运多了。杨万里端午节前过鄱阳湖阻风滞行，不料碰上了鄱阳湖居民盛大的体育竞技活动——赛龙舟。杨万里在《端午前一日阻风鄱阳湖观竞渡》一诗中叙述了龙舟赛盛况和欣喜的心情:“恶风夜半阻归船，端欲留人作胜缘。千里携家观竞渡，五湖新涨政黏天。棹翻波浪山如雪，醉杀儿郎喜欲颠。得去更佳留亦好，吾曹何处不欣然。”

(二)宫亭庙祈风与求如愿

阻风是被动的等待，人们还希望能够通过祈祷，得到神助，获得需要的风力。在鄱阳湖北湖的庐山南麓的鄱阳湖岸，有宫亭庙。据郦道元考证，宫亭庙为庐山神的庙。《水经注·卷三十九·庐江水》载:“(庐山)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山庙甚神，能分风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过必敬祀而后得去。”宋代时期，宫亭庙迁至星子县附近的鄱阳湖边，[5]求风之事仍盛行。曾任监南康军盐酒税的宋人陈舜俞在《庐山记》中写到南康军附近的宫亭神庙“至今舟人往来犹祷焉”。宋诗言“分风”诗有十余篇。与宫亭庙相关的还有“求如愿”的传说。如晁补之《宫亭神甚灵云有婢名如愿以借客有所求叩如愿即获神又能于湖心分风》。

(三)大孤山歃血求平安

大孤山在东晋时就有寺庙祭祀活动，祭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禳风，因为大风浪会危害行船的安全。宋初时，大孤山庙的香火鼎盛。黄庭坚之父黄庶《大孤山》云:“……鸣鸱大藤树下庙，祭血不乾年世深。轴舻千里不敢越，割牲酾酒来献斟。”

可能是在北宋中期开始，大孤山民间信仰发生了变化:大孤山的女性水神，不仅要保佑旅人的安全，还开始兼有“送子娘娘”的责任。明清时，求子的人们，“在娘娘面前磕头许愿，离开时，在娘娘坐殿下面偷去一只绣花鞋，等到来年生了孩子，再来焚香还愿，并再做一双绣花鞋，放在娘娘坐殿下，招来后人求拜。”[6]从此，大孤山庙拜神由单纯保佑航行安全扩大为祈求平安和求子的双重功能了。

三、宋代鄱阳湖旅游诗歌繁荣的成因

(一)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

宋代时，江西的经济发展位于全国前列，江西地区所上缴给朝廷的粮食和钱物仅次于两浙地区，位居全国第二。[7]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北宋前期，晏殊以宰相高位首开宋词风气。欧阳修不仅是朝廷重臣，而且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经过他的奖掖提携，宋代文坛新人辈出，盛况空前，并出现了“三苏”、曾巩、王安石这样的大家。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北宋后期，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以黄庭坚为中心，全国性的诗人群体。“江西诗派”不仅对北宋后期的诗歌创作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着南宋一代的诗坛。

当时，鄱阳湖地区是江西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文学家的密集之地，文学发展的核心地域，[8]鄱阳湖湿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民风很自然地成为过往的文人墨客描写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欧阳修、苏轼、苏辙、梅尧臣、范仲淹、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林逋、姜夔、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文天祥等一百四十余位诗人写下了近两百余首有关鄱阳湖景观的诗词。

(二)名人对于旅游品牌有巨大的轰动效应

石钟山的奇特之处很早就有人知晓，但普遍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却是苏东坡《石钟山记》发表以后的事。作《石钟山记》的本意是解开石钟山命名之谜，但苏东坡的声望和石钟山之奇两项稀缺资源的叠加，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从此，石钟山成为了鄱阳湖旅游的品牌性标志。一直到今天，石钟山还是鄱阳湖地区接待游客最多，旅游收入最高的旅游地。石钟山诗歌代代增长的现象说明，名人对于旅游品牌具有经久不衰的推广作用，尤其是像苏东坡这样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亲力打造的品牌，其后世的文化和经济价值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