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 皓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期的国际竞争就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

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报告，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继续大幅提高，比上年度提高了33.1亿元，达到175.1亿元；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到107家，比上年度增加了27家。在群雄逐鹿的全球经济战场上，中国企业正势不可挡地“群体性崛起”。

整合扩张 打造企业“巨无霸”

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亮出了令人惊叹的巨无霸型、战斗型的“身材”。比如，中石化、中石油的营业收入已经突破2万亿元，其中中石油2011年营业收入达到了25519.5亿元，较上年增长了29.6%；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成功收购沃尔沃汽车后，营业收入增长率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了100%。无论是国企巨头，还是民企旗舰，一串串掷地有声的数据向世界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已昂首步入大企业时代。

并购重组是中国步入大企业时代的必由之路。20世纪，美国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并购浪潮，从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多元化并购、杠杆收购到跨国并购，形成了当前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组织格局。美国通用电气正是通过跨国并购确立了全球领先地位。在韦尔奇任CEO的近20年中，通用完成了993次兼并，市值从130亿美元一路攀升到最高时的5600亿美元，并连续9年保持增长率超过10%。

如今，中国大企业兼并重组的浪潮方兴未艾。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中，154家大企业共并购重组了1111家企业，并购重组活动持续活跃；钢铁、煤炭、建材、医药等行业的企业整合风生水起。中国企业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作为大企业时代的后来者，中国企业面临的形势又是严峻的。国外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凭借知识、技术、原料、市场的垄断，利用卓越的战略与职能管理能力，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开展并购攻势。

为应对这一挑战，推行大企业战略是后发国家的不二选择。韩国和日本正是依靠电子、汽车等现代制造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迅速崛起的。以韩国为例，2011年，三星集团一家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就超过本国GDP的1/5。在全球竞争中，我国制造业市场大，开放时间较长而限制较少，早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觊觎的主要领域。中国企业要想立足本土、冲出国门，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速扩大规模，提高战略和职能管理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更新的技术、更快的速度进行超赶。

根治“虚胖” 做精做强做优

大并不等于强。中国企业从“大而不强”走向真正的强大，依然任重道远。

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大企业，在总资产收益率（ROA）与资本收益率（ROE）上，大都低于国际大企业的平均水平，品牌竞争力较弱，全球化水平较低。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大企业的形成机制、国际竞争力与国际其他国家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正是中国大企业大而不强的原因。

中国有许多大企业患上了“虚胖症”。虚胖是企业“亚健康”的表现。大企业时代，我们要锻造的是真正筋强骨健的“金刚”型、巨无霸型企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分析大企业虚胖症产生的背景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放缓，我国大企业长期高速成长所依赖的基本条件也正在改变，不少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

企业“虚胖”有哪些症状？最突出的是，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带来效益的增长。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收入利润率为4.7%，比上年下降1.07个百分点，低于美国企业500强2.3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1.6%，比上年下降了0.32个百分点。从净利润看，虽然世界企业500强的净利润增速也明显回落，但仍比中国企业500强快1.88个百分点。

虚胖还意味着企业免疫力低，不能有效地抵御世界经济的寒冬。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增速整体下滑，中国许多大企业也跌入了行业低谷。分析原因，由于过于依赖政府资源和政策，过于依赖大规模固定投资拉动，创新能力不足，企业管理粗放——这些都是导致中国大企业应对环境变化能力不足的原因。

如何切实有效地根治“大企业虚胖症”？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开出了药方：“简单的合并、把盘子做大并不意味着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企业要真正做强，必须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注重质量和品牌，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对大企业的研究颇有心得，他结合自己做企业的实际，提出了“大企业虚胖症”根治之道：“通过走市场化经营的道路，和民营企业融合在一起，我们共同形成中国的组团，来参与国际竞争，把自己做强做优。”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做优做强的步伐，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摆在我国大企业面前的首要任务。

海外博弈 呼吁公平公正

随着世界经济地图上的那抹中国红越来越惹眼，西方的戒备与日俱增。2012年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下降到132家，日本企业也减少至68家。中国内地入围企业数量为70家，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二大来源地，其中，国有企业66家。这充分证明，中国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已经并且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

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并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深深地刺激了一些经济大国的神经，尤其是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警觉。任正非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海外拓疆之始，恐怕不会想到美国国会发表的一份报告，已引发全球多国对华为的猜疑。

所以，当中海油希望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时候，美国政府拒绝的理由是：中海油作为央企是中国的国家代理人；当华为公司试图收购美国3COM公司时，美国政府表示：华为的创始人是退伍军人，和中国军方“关系密切”；当和政府、军方都不沾边的三一重工收购4个美国风电场项目时，奥巴马发布命令称：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阻止收购，并要求剥夺其所有权。显然，所谓“国家安全”，只是一个外界难以考证的幌子，是美国政府用来打击中国大企业的“万能”理由，暴露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大企业的恐惧、对立与阻击。

美国对中国海外企业的政治背景审查，触及到中国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抱怨话题：中国国有企业在西方投资时，经常遭遇不公正的歧视对待。尽管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管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免，但这些公司都是独立的商业体，根据商业原则决策，不受执政党或政府的指令。手握重金的中国企业即将在未来数年内向海外投资数百亿美元，国有企业的地位及它们与执政党的关系将持续受到关注。即便是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也在美国遭到是否与共产党存在联系的审查。

华为因“安全问题”所遭遇的傲慢与偏见，代表了中国优秀企业在国际化道路过程中最直接的问题和困难。或许，这些问题和困难不能依靠华为自己解决，而是需要中国政府来撑腰。2012年12月19日，参加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的王岐山对美国代表明确表示，中国投资者经常被美国政府审查同中国政府的政治关联，这毫无理由。中美双方应攻坚克难，兑现彼此的承诺。中方最关切并希望取得进展的是，美方应该公平对待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如在高技术对中国出口上解禁，对中国投资安全审查的透明、公正。

国企主导 与民企携手共进

中国正在经受大企业时代孕育的阵痛。随着大企业时代的到来，以大型国企为主体，不同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携手共进成为突破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

在大企业时代，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构成了国际范围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大企业通过向贸易、物流、服务等领域的扩张，通过合作、外包等多种形式，带动中小企业的加工、出口、创新和成长，是国际寡头竞争时代的普遍模式。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工业化历程都表明，后发国家制造业做大做强，离不开大企业集团。像我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赶超的后发国家，大型国有企业理应成为积极的竞争者和合作者，成为联合、带动各种所有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火车头。

一些人主张，国企应从营利性领域（不仅是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这是错误的，改革的方向不是依靠政府干预让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更不是排斥企业规模化，而是要创造条件，让国企与民企更加公平地竞争。国企数量减少了，但剩下的却做大做强了，这样的“进”理直气壮；大批中小民营企业在严酷的市场筛选中消失了，这样的“退”也是理所当然的。“双方”都“有进有退”。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融合，国企与民企已形成了共生共赢的状态。

大企业时代，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大企业作为现代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形态，是各国制定重大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它们影响着国家内部和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和福利分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承担了广泛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维护国内经济社会稳定、缓解就业压力、应对重大灾难和金融危机、开展国际战略合作等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优越性。

大企业时代要求国企与民企进一步携手并进。通过联合重组、控制权革命、股权多元化和招聘市场化等措施，国企的产权结构、管理方式、经营绩效已发生实质性变革。许多国企已经或正在实现国企控股的社会所有制，管理的现代化程度总体上远远超过家族化经营的民企。中国国企的改革实践以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念，比分股到民、管理层收购等“私有化”的主张和“零和思维”要高明得多。

大企业时代下的中国企业仍任重道远，需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携手，共同实现由大到强、由虚胖到做精做优、由海外受制于人到先发制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