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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为现阶段我们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一个新信号，非常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离党和人民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反腐倡廉不但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而且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历史的宽广眼界博取精华，以时代的反腐诉求为导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廉政制度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

中国历代国家政权在探索治国理政之道、强化政权自我约束方面，都付出了各种努力，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历代封建王朝并未建立公然名曰“廉政制度”的廉政制度，而仅仅是通过制度化的规定，规范官吏的政治行为，调整国家政权的统治政策，实行某种意义上的廉政建设。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廉政监督体制发展最为完善的时期。古代的廉政监督体制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御史制度，一是给谏制度。其中御史制度是监督制约皇帝以下百官的，御史只对皇帝负责，可以直接行使弹劾权，不受行政长官和上级长官的指挥、命令的约束。给谏制度又称谏官制度，谏官也可称为给事中，负责匡正皇帝的言行得失，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监督皇帝的制度。给事中通常是通过批评皇帝言行的方式，来纠正时政的违失和皇帝的过失。

封建皇权专制社会的廉政监督体制作为剥削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在根本上是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有着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但是，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首先，形成了上下结合的监督网络，即对下监督的御史制度和对上监督的给谏制度。其次，具有独立性强的监督主体。古代负责监督监察任务的官员虽然受着皇权的制约，但是在和监督对象的关系上一般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而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以自体监督为主导，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浑然一体。在领导体制上，同级首长领导同级监察机构，使监察机关失去了对同级首长的监督制约作用，也严重妨碍了对下级公务人员的监督和查处工作。再次，具有权力强大的监督功能。古代的监察制度坚持贯彻“以卑察尊”的原则，即监察官员一般官品都比较低，但有很大的监察权力，实行独立行使职权不受牵制的原则、职权所及无远不届的原则、位卑权重禄薄赏重的原则、依法断狱先斩后奏的原则。反观我国现行的监察制度，则有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权力弱化、权力空位、权力单一等弊端，面对着监督对象手中的强大权力不仅无力实行监督，反而还往往受其牵制和约束。

古代的廉政制度还多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礼法结合，虽然其作用仍是服务封建政权，统护皇权至上的社会秩序，但是，在廉政制度得到好的执行的时期，其对政治安定、社会发展的作用却不容忽视。贪污的横行必然使财富过分集中于一些不法官吏手中，只有进行廉政建设，才能使整个国家财力分布均匀，从而增加国家实力，有利于社会进步。现阶段，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包括党纪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党纪监督的特殊性，使其往往容易代替其他两种监督的处罚性，这不利于促进党员的廉洁和公正。历代统治集团中不注重本身廉洁而被迫放弃统治的教训，也为我们现阶段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一些有益经验，没有强有力的监察体系，对官员的监督便无从谈起，若监察体系不廉洁，这种社会监察环境便无法得到保证。

以文化的力量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弘扬廉政思想，倡导廉政道德，营造出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对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扎实的开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培养官员道德、加强个人修养方面，形成了一套为统治阶层和社会群众普遍认同的廉政文化思想体系。“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早在《尚书·吕刑》中就出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名言。孔子则集前人大成，创立了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要求官员以天下为己任，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使诸多廉政的官员形成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忠于国家、恪尽职守的价值取向，有效地遏制了官员以权谋私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发挥了倡廉肃贪、体恤民情的重要作用。“为政以德”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它要求为政者公正无私、光明磊落。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把历代针对官吏的道德规范概括为六条：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为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在这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下，产生了包拯、海瑞等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的典型，他们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判断政府官员职业道德的试金石，也是当代公务员廉洁自律的文化渊源。“重义轻利”也是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特色，在承认追求个人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强调“不义不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要求人们在个人私利与国家大义产生矛盾冲突时舍私取义，成就国家利益。“重义轻利”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影响至深。

虽然廉政文化不可能是“一药可医天下疾”的灵丹妙药，但是，在当前举国上下大力惩治腐败的情况下，廉政文化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将是巨大的、广泛的、长远的，具有辐射性的。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将在感受到廉政文化氛围的人们中间产生潜在的廉政效能——约束和自我约束。相对于明确具体的规则制度而言，廉政文化表面看来笼统宽泛，实质上却意义深远。当前腐败现象高发、多发、易发的原因有很多，文化缺失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一些封建残余沉渣泛起，导致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滑坡，道德沦丧，以致腐化堕落。因此，抓“文化反腐”与抓“制度反腐”同样重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