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艳［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6； 新疆职业大学科研处， 乌鲁木齐 830012］

空间是最近重新兴起的一个热门的跨学科的概念。空间与时间是对立统一体，在以往的人文学科研究当中，多数研究者从时间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空间概念受到西方思想界的漠视。直到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逐渐开始重视这门学科，空间作为一门新的研究理论也因此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本文从“空间”的维度来解读帕蒂古丽的《混血的村庄》，以空间为理论基点，紧扣新疆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这个小小的村庄，通过空间这一认知范式来对《混血的村庄》进行重新解读。

布朗肖强调指出，是文学空间真正抵达人类生存深度的体验空间，而不再单纯是物理空间的再现和心理空间的意识表现，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建了文本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具体来看，主体肉身的存在、感受与体验是无法脱离空间性的。因此，要真正研究空间的状态，除了从自然空间的角度去观察，还要从心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层面去理解。

一、自然空间

自然空间指的是人们共同居住与生活的领域，是人们来来往往、展示人物形象的舞台。不同的水土养着不同的人群，也会构成不同的生产方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同的自然环境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空间，赋予人物独特且浓厚的文化与人文气息。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当然会赋予那里村庄的人们不同的文化特征。

帕蒂古丽《混血的村庄》里的自然空间中描述了在新疆沙湾县老沙湾镇的一个叫大梁坡村的村庄。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大梁坡村是一个蛋形的村庄，村庄最东面蛋肚子的位置，鼓得最胖的是新庄子，它坐落在维吾尔族庄子的外围。新庄子里住着从河南和甘肃来的十几户人家。村里的小学校就在新庄子中间，那里面最特别的声音是哨子声”①。

帕蒂古丽少年时代生活的大梁坡村是一个由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柯尔克孜族等多民族共同居住的村庄。像很多小村庄一样，这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着的小地方，很多时候，它们因为区域狭小而被忽略，或者，如同大树上最细弱的树梢尽头，被简单粗暴地同等理解和对待。但是这一次，一个叫帕蒂古丽的女子，以细腻的文字牵引了很多人的视线，让诸多目光停驻在这个叫大梁坡村的小地方，细细打量着它在树尖的姿态和样貌。更为弥足珍贵的是，她的文字细锐如刀，切开树枝，让生鲜的横切片逼真呈现，瞬间溢出的汁液的味道和稠度，也都那么直观。

村庄里的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务农的，有放牧的，有做生意的，不同的生产方式联结成了一条纽带，将各个民族的人们联结到一起，这正是当前新疆村庄的存在现状。务农的村民们的土地都连在一起，有时候会互相交换劳动果实。“回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菜地，都在村子中间的大坑里，你家种豇豆，他家种茄子，我家种辣子，谁家的先成熟了就摘一些下锅，你今天摘我的辣子，明天我摘你的茄子，一家种一样东西，十几家的菜合在一起，就能做出一桌像样的菜来了。”

不同民族的人们杂居在一起，但是同民族的村民会一小撮一小撮地聚在一处，保持着自身生活的特点。“从缓坡上下来，再上往北，就是维吾尔族庄子，其实中间也夹了几户哈萨克族人家和两户姓苏的回族人家。维吾尔族人家一家离另一家靠得不近，他们都喜欢在院子里辟出地来，搭上葡萄架和瓜棚子，维吾尔族庄子被大大小小的葡萄架拉成了长条形的，长长地弯过来，几乎包围了半个村子。”

但是大家的生活紧密相连，难以分割。村子很小，人们相互认识，相互熟悉，知道别人家的长长短短、方方面面。“维吾尔族庄子一直从村子的北面，延伸到了村子东面朝南拐弯的地方，两户哈萨克人家的羊圈插在维吾尔族庄子的边上，像是在一串玛瑙珠子末梢拴了两颗银坠子，沉甸甸的。”“从维吾尔庄子这两户哈萨克人家，一路上半人高的荒草被踩出的一条路直通羊圈，这两座羊圈里有大梁坡村每户人家代放的羊只。到了下午羊回圈的时候，维吾尔庄子的姑娘们都揣着大碗、大缸子去羊圈里挤奶。”帕蒂古丽所述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小村庄里。

二、心理空间

心理空间是将叙述过程中人物的思想用一种深刻的记忆形式倾诉，使得空间与某一空间中人们的生命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表现出生命的喜悦与悲伤、体验与感动，充分展示人的思想活动，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次内涵。

《混血的村庄》则是在江南已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帕蒂古丽对故乡大梁坡的回望。她说，江南是她托付终身的家园，她却时时怀念“黄沙下深埋着她的胎衣”的大梁坡，她对故乡一情一景、一水一人的情感，被书写在一篇篇非虚构散文中，虽然因为避嫌，书中一些主人公的名字都是虚构的，但这些散文，仍然吹开了时间的浮尘，真实丰富地揭开了一座村庄的尘封记忆。

帕蒂古丽是一个对生命有着真诚的感悟的人，她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但生活并不总是顺应人意的，所以，她的文字里也常常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撕碎的痛感。和通常那种表达情感的文字不同，帕蒂古丽的痛感是建立在理解生命的基础之上的，探寻生命的神秘是痛感里的主色调，这就让她的述说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情感包围之中。

如刘亮程所说，不是每个村庄的生活，都有人记录，不是每个人的记录都有意义。优秀的文字都在拨开尘土，让沉睡的事物重见天日。优秀的文字也是将某一片土地上的一代人的内心感受诉诸笔端，传达给他人。

在《混血的村庄》里，帕蒂古丽写出自己对生命的散失有着深刻的痛彻心扉的感受，她感受到所有的东西都会在生命里散失，无一幸免。从父亲离家多年从未回过故乡再见家人，到大弟弟去广东打工一去二十年，小弟弟被迫由小姨领养，姑姑被外婆赶出家门一生都未再相见……所有人相会都是为了别离，一个个相聚的都一个个消散，父母孩子与其他的亲人们都是这样，小弟弟在父亲去世后写给姐姐唯一的信里说出了他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家人四散，你们一个个越走越远，我想在老家盖一间大大的房子，把你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大家一排睡在大炕上，就像小时候那样……”

在帕蒂古丽的笔下，有各个不同民族的故事，最后都化作同一个地球上同样的生命感受的故事。在生命的记忆碎片中，有的靠近、有的远离，有的朦胧、有的清晰，人的回忆成像是蝶的翅膀，忽闪着穿越时光，努力回到那个化蛹为蝶的地方。帕蒂古丽就是一只蝶，从新疆到江南，经历了一场华丽的蜕变，但她念念不忘家乡，不忘大梁坡，在记忆之初的地方，有许多隐秘的事情，她寻找着自我的根。

她这样解释自己的书写：人心底都有古老的家园意识，它被尖锐的生存遮盖和模糊，现实的物欲消解着传统的力量，但在物质上的营居，却无法弥补精神漂泊带来的缺失，多亏有记忆引领自己深入。

三、文化空间

文化与空间是相辅相成的，空间是文化产生的客观基础，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空间，从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十三个主体民族。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形成了各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的不同，也就形成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空间。帕蒂古丽表现的大梁坡村就是存在于一个这样的文化空间中的。

文化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与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化脉络。大梁坡村也像千千万万个新疆其他的村庄一样，生活着多个民族，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帕蒂古丽的父亲是来自新疆喀什的维吾尔族，母亲是来自甘肃天水的回族，当帕蒂古丽向父亲倾诉他们兄妹被取笑为“二转子”（混血儿）时，父亲说：“一个村里四五个民族，来自四五个省份，有几个二转子、三转子一点也不稀奇，一只老母鸡身子底下孵的，还不全是自己的蛋呢。我跟你妈不是同一个民族，不是照样在一个锅里搅了一辈子勺子。”

所以各民族在一起生活久了，逐渐也相互融合、和谐相处。“大梁坡村是一个混血的村庄，各地、各族的人说着各自的话，吃各自的饭，几十年下来，发现你能听懂我说的，我也能听懂你说的。爹爹说：‘麻雀跟燕子呆久了，也能听懂对方的歌呢。’”

民族文化习俗在模仿中是具有传承性的。对此，帕蒂古丽写道：“一个民族生存的依据，或许就是基于对先人生活的模仿，这种模仿延续着一种民族记忆，就是这种持久的记忆支撑了他们的传统信念。他们模仿着自己，不能掉换模仿的对象，那样将意味着自我的磨灭。”由此可以看出，模仿对于文化习俗传承的重要性，一个民族的根恰恰是从对祖先的模仿中保留下来的。而快速的模仿模式，是替代不了传统的，在模仿其他文明的高速发展中，很容易导致文化断裂。

帕蒂古丽对于民族文化冲突的感触是强烈的，她的经历为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触发点”。乡村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跨越地域的不同习俗的生活，常常使她陷入两难的境地中。因为父母分属不同的民族，“为难了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当着爹爹说维吾尔语，跟母亲要说回族话，出门近邻都是哈萨克族，又要会说哈萨克语，我们同时学会了三种语言。”

奥尔罕·帕慕克也擅长表现民族文化冲突，他重点表现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和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立。奥尔罕·帕慕克是忧郁的，他的灵魂里有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热爱常常使得他头脑里的圆月弯刀和短斧互相厮杀，对抗尖锐而激烈。而帕蒂古丽是平静的，她的冲突感来自于她天生的敏感，不管是哪种文化，她都擅长学习，并且努力融入其中。但在融合的过程中会产生疑惑，会觉得丢失了自己，搞不清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她在困惑和纠结中为自己把脉，诊断自己的病因所在，剖析生活现象，也剖析自己的灵魂，在寻根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① 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帕蒂古丽：《混血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下不另注。

[1]王玉章.文化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2]王飒.中国传统聚落空间层次结构解析 [R].天津大学，2012.

[3]黄继刚.爱德华·索雅的空间文化理论研究[R].山东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