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星天［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哈尼夫·库雷西是最杰出的亚裔英语小说家之一。他的戏剧、电影剧本、短篇故事和小说重新界定了英语小说的特质。他的父亲是巴基斯坦裔，母亲是英国人，库雷西作为第一代“新联邦”家庭的后代在英国诞生，遭遇到了当时少数族裔在英国受到的强大敌意。他写作生涯的头十五年大多围绕生平遭受的种族主义所展开。哈雷西凭借对伦敦不同族裔间的文化交流、碰撞的了解，在小说中通常探讨移民群体的身份问题、巴基斯坦裔/印度裔流散民对新环境的适应，分析文化杂交，或是“间隙性”（in-betweenness)。

库雷西的首部小说《郊区佛爷》出版于1990年，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外界对这本小说的关注经历了几个阶段：从种族主义到男性研究再到成年人人际关系的困境。笔者认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探讨了亚裔移民的二代身份问题。主人公克里姆追寻身份的过程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而中心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困扰。他一度忽视身份上的郊区性和印度性的举动使他在中心迷失了自我。在小说的结尾，克里姆终于确认了身份，变得更有自信、更有归属感。克里姆的混杂性身份的形成受到英国多元社会的影响，即由家庭、社区、学校、朋友共同推动而成。

一、影响个人身份形成的因素

1.身份的定义Kath Woodward认为，身份和个性在很多方面不同，两个人有可能个性在某些方面相似，但如果身份要相似则需主动的努力。她认为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特定身份。“身份的特点是和我们的同类人相似，而和不同类的人区别开来。”①身份是个人和世界联结的纽带，是自我认可和他人认可的综合，因此是一种社会认可。她同时指出，个人的身份意识有可能与他/她的社会认可身份有出入。这些不同的、充满矛盾的身份间冲突重重，“物质、社会和有形的束缚制约了我们成功地表现出自我的身份”②。虽然社会结构有可能限制人们的身份形成，但社会变革也会影响社会结构，从而为人们形成新的或是混合的身份提供了可能。

George Herbert Mead是美国的一位社会学家，他认为身份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也与个人的主体选择有关，可以用符号来表明，“我们通过着装、行为方式来显现自己在他人眼中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③。

2.后殖民时期英国个人身份受到的影响A.Singh Ghuman指出，南亚裔青年在身份构建中面临严重挑战。他们的父母受到本国宗教、文化、语言的影响，身份通常已经确定，“相反，年轻一代在西方国家的身份探究和形成是一个巨大挑战，受到双重文化和种族歧视的制约”④。尽管第二代移民比他们的父母享有更多的优势，比如完善的制度、社交圈和更好的基础设施，但二代移民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一个是家庭的，另一个是学校和社会的。“家庭强调来自‘本土社会’(sending society)的宗教、文化、传统，而学校侧重‘接收社会’（receiving society)的准则、价值观和立场态度”⑤，这两者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差异，给年轻一代带来困扰。

Jean Phinney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他根据埃里克森的身份构建理论⑥提出，年轻一代的亚裔在身份形成的过程中首先经历身份扩展阶段，此阶段的特征是不关注自己的种族性；第二阶段，在早闭型统合阶段，他们的族裔观受到父母和其他重要的人的影响，比如说同龄人等；在延缓阶段，青年亚裔会自觉地去探索、理解自己的族裔观；在最后一阶段，身份达成阶段里，他们能够自信地树立一种清晰的族裔观。

二代移民出生、成长于西方，与父辈、祖父辈相比，他们的性别观大不相同。上世纪60年代以来，妇女受到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她们想在学术成就方面超过男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西方的南亚裔家庭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在这方面的改变上显得比较缓慢”⑦。Singh Guhman指出，在西方的南亚裔家庭对待男孩更放任，如果男孩打破社会规则、着装要求、约会或是饮酒的限制，父母通常不加管束。Singh Ghuman还指出，南亚裔家庭更侧重“集体意识”，即帮助和扶持亲朋好友，为子女包办婚姻。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他们觉得没有义务去扶持“来自本土”的亲朋，或是给住在别地的父母和亲戚寄钱。

二、近亲和社区对克里姆身份形成的影响

1.父母的影响克里姆的父亲出生于印度的贵族阶层，他的父母送他来英国，希望他学法律，然后回国做一名“英国绅士律师”，但他留在了英国，成为了一名薪水低廉的公务员。“爸爸于1950年来到英国，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最近这十五年间他住在伦敦南郊。”⑧可以说克里姆的父亲一直过着单调乏味的日子，直到他开始表演“神秘的”瑜伽仪式，成为了精神导师之后，才找寻到了生命的意义。克里姆对父亲身份的改变感到困扰，当他听到父亲用印度腔来练习演讲时，他困惑地说，“他花了很多年想要更像个英国人，尽量少抛头露面，以免引人嘲笑，但他现在走了回头路，这是为什么？”克里姆的父亲花了半生时间想要融入英国社会，但他终于意识到“白人永远不会提拔我们，只要地球上还剩一个白人，就没印度人的份”。最后，他采取了英国人认可的印度身份，这种身份给了他更大的自由。

克里姆母亲的生活就是在鞋店的工作和家庭事务两点一线之间。对她来说，“生活根本就是个地狱，你会瞎掉，人们忘了你的生日，尼克森选上总统，你的丈夫和贝克汉姆区的金发女郎私奔，然后你变老，你走不动了就死掉”。长久以来，她的生活一直陷于自我怜悯、自怨自艾的悲惨境地，她也从未试图对此改变。丈夫哈龙的离去给她带来了致命打击。

克里姆在文章开篇说：“我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南郊长大，正准备走向某个地方。”这时的他处于身份扩展阶段，他没有过多质疑自己的族裔。但父亲“回归”印度的行为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改变，他开始模糊地质疑自己的身份。而母亲精神压抑的生活也使克里姆一家笼罩在不愉快的阴影下，是他们家家庭破裂的导火索，也是促使克里姆离开郊区寻找新身份的原因之一。

2.家庭的影响可以说，克里姆一家处于一成不变的情感压抑中，“在我们家，精神崩溃听上去就跟奥尔良一样充满异国情调”。尤其是母亲玛格丽特，她的身份总是在工作和家务琐事间穿梭，当哈龙离开她后，她花了很久才从婚变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采取新的身份。克里姆曾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离婚，但父亲深受郊区思维的影响，从未考虑过这点。“其实他们不会离婚。在郊区，人们很少梦想为追求自己的快乐而去改变生活。大家都很熟悉，能够相互忍让，过这种单调乏味的日子的奖赏便是平安和有保障。”

克里姆的父亲哈龙后来和伊娃私奔，离开了玛格丽特。他的家庭破碎了，没人愿意再谈论它。克里姆和父亲一道和伊娃与她的儿子查理住在了一起。他觉得自己背叛了母亲，为母亲和弟弟阿里的生活担忧。克里姆此时面临着一个新的家庭身份，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向伦敦的中心靠近。他渐渐忘了自己在郊区的身份，“我有一个新的家庭等我融入”。

然而，克里姆没有意识到新的环境并不意味着新的身份，表面不同，实质不变：第二代移民的杂交身份通常处于“居中状态”，在他们穿越辖区、国界的旅途中，他们通常会失去方向，倒退或是停滞不前。当克里姆和父亲来到伦敦后，他觉得自己就快到宇宙的中心了，这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伦敦就像一所有五千个房间的大宅，每间都不一样；最刺激之处在于去发现它们是如何连通的，最后走遍所有房间。”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像布罗姆利一样，“西肯星顿的情形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这里是向上爬的人们暂时停脚的地方，或者说有人留下来是因为他们太困了”。起初，克里姆“在茫茫人海中感到了无方向，一片迷惘”，但随后他觉得要往上爬。他在一出戏中饰演一个角色，为了符合导演的要求，他必须以一种想象的身份来演出，也就是出卖了自己被假想的印度性来获得成功和认可。

3.社区的影响克里姆成长于南伦敦的郊区，虽然周围有很多有色人种，但当他在戏剧表演中被要求扮演一名“黑人”时，他很困扰，他觉得自己不认识多少黑人。克里姆缺少父亲生活在两种文化中的经历，他其实可以算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克里姆迫切地想要清除自己身上的郊区性，但郊区性已成为他身份的不可割裂的一部分。“我知道，提醒自己有多么讨厌郊区对我是有好处的，这样我就得继续一段进入伦敦的旅程，继续去开启我的新生活，才能够确保我离眼前的人和街道远远的。”但克里姆试图逃脱郊区生活的尝试变得异常艰难。一个例子是当导演沙德维尔要求他像个印度人一样好好扮演来自印度的莫格利时，他觉得自己简直受到了政治歧视，“我想跑出这房间，回南伦敦去，我属于那里。从那里出来是我错误而自大地迈出的一步。”克里姆开始质疑自己是否能够适应新生活，他混杂的、不确定的身份其实不仅仅是由他的印英混血所决定，也受到区域限制。

三、朋友和学校教育对身份形成的影响

1.朋友的影响青年人在身份的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朋友的影响。首先影响了克里姆身份形成的人是他的儿时伙伴杰米拉。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与斗士杰米拉相比，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墙头草和胆小鬼”。杰米拉的父亲迫使她答应包办的婚姻，但她婚后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在她的心目中，嫁给钱格兹将成为对反叛的再反叛，此举是一种新颖的创造。她生活里的一切将变得分崩离析，她由此可进行一番实验。她声称她只是为了琪塔才这么做，但我猜测，其中也含有真实的任性反抗的缘由”。杰米拉在种族主义、身份认同方面很有自己的想法，在看完克里姆的《丛林之书》的彩排后，其他人都对克里姆的演出大加赞赏，只有杰米拉泼他的冷水，“毫无疑问，这出戏是不折不扣的新法西斯……而且，你的口音，还有你涂满全身的狗屎令人恶心，你只是在迎合偏见……还有关于印度人的陈词滥调，那口音——我的上帝，你怎么能干这些？我希望你感到羞耻，是这样吗？”杰米拉一针见血地指出克里姆是在迎合英国人种族歧视的偏见，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否认自己的既定身份上的。这时候，克里姆处于身份形成的早闭型统合阶段，他第一次自主地选择印度身份来达成自己成功的目的。

克里姆后来去美国碰到了成为摇滚巨星的查理，这次旅行帮助他形成了新的身份。查理照顾克里姆，并希望他能够留在纽约。起先，克里姆对这个提议很满意，但渐渐地，克里姆发觉自己和查理渐行渐远。查理采用贩卖英国时尚的方式来谋求成功，似乎和克里姆在《丛林之书》中选择印度身份的行为如出一辙。但他骨子里很歧视英国人，身在纽约的查理把自己当成是大都市的有钱人，而英国显得边缘化了。他指责克里姆像个英国人，而他认为英国人“那么大惊小怪，那么自以为是道貌岸然，那么无情无爱，舞都不会跳。英国人，他们太狭隘。大英帝国，那是偏见帝国”。这时候，克里姆说，“我意识到，我不再爱查理了。我不喜欢他，也不关心他，他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已经走在了他的前头，通过我拒绝的东西发现了我自己。对我而言，他似乎是愚蠢的”。有意思的是，克里姆在回到伦敦后得到了一个新角色：一个饱受种族主义攻击的印度店主的儿子。可以说，他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接近自我，这也是他的身份形成达到最后一个阶段的象征。

2.学校的影响

对克里姆来说，学校教育不是很重要，学校更像是一个战场，老师和同学们深深威胁着自己的存在。“每天从学校回家，身上没负重伤，我就觉得自己够幸运了。”克里姆在学校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份，老师、同学歧视他，“我们在学校里得做这么多木工活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没法对付书本。”克里姆对学业也不抱什么希望，他只是完成人们眼中他这个来自中下层移民家庭，家住郊区的孩子应该去做的事情。对克里姆来说，学校不是引领他去发现新事物，过上更好生活的平台。他得通过别的途径来获取这些机会。克里姆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克里姆有自己的打算。后来在伊娃的鼓励下，克里姆成为了一名演员。克里姆在演艺生涯中得到了两位导演和其他演员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他经历了身份形成阶段的第三层——延缓阶段，自觉地去探索、形成自己的身份。可以说，演艺生涯是他学校教育的外延，在这里他实实在在地得到了社会教育。他意识到自己被两位导演利用了，他们让他扮演可怜、滑稽的印度角色来取悦英国主流社会，克里姆成为了种族主义的帮凶。最后克里姆和导演派克和其他一些演员打了一架，算作是对过去无知的告别。

四、结论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身份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对克里姆来说，身份危机是他不断质疑当下、未来的源泉。在双重族裔的背景下，克里姆尝试打破既定规则，虽然有时显得离经叛道，但也是他追寻自我价值、追寻个人自由的努力尝试。小说有力地描述了有双重族裔背景的年轻人追寻自我身份的历程，不仅是印度性和英国性的对立，还有郊区和大都市的二元对立。克里姆最终接受了他的混杂性身份，像父亲那样的印度人，像母亲一样的英国人；郊区主义和世界主义在他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①② Kath Woodward.Questioning Identity:Gender,Class,Nation[M].London:Routled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2004:7，12.

③ Mead,George Herbert.Mind,Self and Society: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34:14.

④⑤⑦ Paul A.Singh Guhman.Asian Adolescents in the West[J].Leicester: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1999:35，32，33.

⑥ 埃克里森是德裔美国心理学家，他认为个人的发展由不同阶段构成，每一阶段都包括心理冲突。身份构建阶段包括：1.身份扩展（identity diffusion）；2.早闭型统合（foreclosure）；3.延缓（moratorium）；4.身份达成（identity achievement）。 Erikson，H.E.Identity:Youth and Crisis.London:Faber&Faber，1968.

⑧[英]哈尼夫·库雷西:《郊区佛爷》，师康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文中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