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村

非常感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主办方，这个中国几乎唯一的影响最大的民间文学奖项，已经在重建中国文学独立评价体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人重拾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信心，这对我的鼓舞比我获奖来得重要得多。知识分子的标志之一，就是独立的思想立场以及言说的责任，他需要回应，这个奖就是最重要的回应之一。我非常感谢各位评委，他们当中好些是我多年的老师和挚友，从二十年前教导我写作至今，二十年前他们评价我，二十年后他们再度评价我。实在说来，奖并不重要，但这种评价却是生命的宝贵礼物，这些老师的勉励使我确信：二十年前文学的荣耀是真实可信的。斗转星移，展抚前尘，真让人悲辛交集。

《我和上帝有个约》这部小说是我一次最奇怪的写作经验，我称为“不由自主的写作”。它有一个通俗廉价的故事外壳，要通过它达到对真实的描述，是货真价实的冒险。东和西有多遥远，它们的距离就有多遥远。但对托尔斯泰的一句评价使我重获信心：这位最不具备文学家气质的文学家，最终走向了伟大。我想，也许最不具备小说气质的小说可能是好小说，填平这道鸿沟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经验的层面上升到超验的层面，就像我制作的两个杯子，你要一个杯子说清楚另一个杯子的事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告诉它。在这种重要的转折之后，所有的艺术甚至技术才得以整合，成为统一的知识。

这种统一的知识是何等迷人！它不再仅仅作为思想的重担存在，而是生命的安慰。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没有安慰的人，能写出打动人灵魂的作品。抱怨和诅咒为主调的作品，不符合生命幸福的原则，我怀疑它的价值，因为它是反人类的。从这几年的写作开始，我决定在我未获得充分信心达到喜乐和平安时，绝不轻率地描述不得不描述的绝望。因为我相信：幸福的重要内容是自由，当我相信的时候，我便轻易得到它，可是当我思想它的时候，却失去了它。从相信到怀疑，就在一念之间，从此天各一方，统一的知识成为割裂的知识，在我们的彼岸，一个景观出现了，有人把它称为乌托邦，有人叫做桃花源。其实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乌托邦是必须实现的，桃花源是不必实现的；乌托邦是用来居住的，桃花源是用来逃避的；乌托邦用相信达到，桃花源用怀疑描述；乌托邦是回忆，桃花源是幻觉。我从未像今天一样感到作家的宿命，就是我们无法走通第三条路，它就像中西医结合一样荒唐和必然招致失败。因为作为人的作家是多么微小，他并不参与这种关键而隐密的选择，又要承受选择的重担，它昭示了作家最为尴尬和苦楚的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依靠。《我和上帝有个约》就是这样的作品。

我曾经写过三个梦：第一个梦，在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光射在天空上没有反射，它消失了。有人说，宇宙是无限的，我无法理解，无限居然等同于消失，这应该是最怪诞的结论。于是我飞到天上，我获得了我想要的自由，我看到了我最想看到的景象，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东西，但我同时拥有了恐惧，我要回家。我终于回到了家，母亲为我点上蜡烛，一切多么温暖。我要问的是，天上和地上，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家？第二个梦，我落水了，马上就要死了，有人把我救上了船，我又冷又饿，他们给我吃的，我满足了，却非常惊慌，因为我身无分文，他们告诉我，你不用担心，这一切是白白赐予的。我释怀了。我要问的是，我的得救和后一种我的释怀，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幸福？第三个梦，我背负重担，力不能当，有人帮我搭上了一辆车，可是我上了车，仍然挑着担子，他们问我，你既然上了车，为什么不放下担子呢？我要问的是，上车和放下担子，哪一个动作是真正的智慧？

我想，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对这三个梦的模仿。

加缪说过：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今天，我们不但分不清文学与传奇，甚至无法分辨生活和传奇了。当核心价值遭遇挑战后，要描述人性的复杂面貌变得空前困难，因为文学的道德和技术边界变得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描述传奇呢？又如何描述文学呢？只有一个办法，把传奇写成另一种东西：就是奇迹。

《我和上帝有个约》就是这样一次幼稚的尝试。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