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秀 /辑

●胡弦认为谷禾在着力恢复一种汉语的原生态质地的写作，在质朴这个概念里，他已走得很远，不但文字洗尽铅华，所述之事，也在看似“核而实”中，制造出“现实主义”的幻觉。在当下，有无数这类题材的作品，但许多只是有题材而已。谷禾却能以极其客观的表述，直接操控我们的感情，其价值和感召力，远较许多奇妙的想象之歌高得多。

（《自我就在那里——谷禾近作阅读札记》，《诗歌月刊》2012年第12期）

●王学东认为正是校园诗歌中的这些心灵、青春、生命和人间主题，对当下诗歌及文化的发展都是极有启示意义的。在当代诗歌的演进过程中，修辞的联系和诗艺的冒险成为了当下诗歌挺进的主旋律。戏拟、对话、独白、叙事、戏剧、反讽等修辞在当代诗歌中不断涌现，词语的断裂、对接、错位、变形等诗歌技巧在诗歌中屡屡成为当代诗学话语的主要形式。但诗歌的几个基点，如心灵、青春、生命、人间，却一再被忽视、拖延和遗忘，而在诗歌创作中，我们必须表达出人的心灵、展示出人的生命、思考出人的命运，才能创作出好的诗歌。由此，远离繁复的技艺和貌似深邃的思想，从人的心灵、青春、生命等基本感受开始，从一个个体的、真实的、现实的人重新出发，这才是诗歌应首先思考的问题。

（《校园诗歌带来了什么？——读〈书香满芳径（校园篇）〉》，《星星》2012年第12期）

●汪剑钊认为品读阿古拉泰的诗歌，无法不把他与那片广袤的草原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因为他脉管里原本就流淌着成吉思汗一族的血液，更是缘于其作品所挟带的那股无处不在掺和着奶香晨雾的青草味儿。在阿古拉泰的整个诗歌创作中，“青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诗人自认是故乡“胸膛上萌生的小草”。他始终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在歌咏着倔强而易被别人忽略的存在。诗人清晰地知道，青草是一种奇特的植物，它在城市里是不能随便生长的，至于偶尔的现身，不过是人们应付差事的“点缀”，一旦越出铁定的“规划”，就会被无情地铲除；在田地里，它也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是无用的，只会影响庄稼的成长和收获，破坏“一个农人内心的风景”；而只有在草原，青草才是真正的主人，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在那里，城市不过是“若有若无”的一粒“砾石”。表面看来，青草是卑微而渺小的，但它是坚韧而骄傲的，拥有与时间共存的历史。因此，阿古拉泰期盼自己能“像一颗草一样行走”，“用自己的瘦”、“用自己的小”、“用深绿色的骨头”、无所畏惧地走“在戈壁”、“在草原”、“在城市的水泥缝隙间”，倘若不能在泥土里扎根，就在石头缝里“跋涉”，最后，就“走成了时光的样子”。

（《诗意地漫游“纸上的草原”——浅说阿古拉泰的诗歌》，《诗林》2012年第 6期）

●李犁认为诗歌不是俚语和游戏。俚语和游戏是诗歌文字游戏的另一种形式，也是口语诗歌出位的表现，其实真正优秀的口语诗和叙事性诗歌写作更难，因为看似平淡和随意，其实是有情节即事件的发轫与转折蕴含其中，也有一种节奏和意义在与叙事相呼应。口语诗歌一定要坚持它最初的粗粝、鲜活、有趣和反讽，还有叙事中的机巧与暗藏杀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突然的亮剑击中，否则口语就变成了口水，叙事就变成了废话。朱光潜论诗歌三个起源的其中一个起源就是谐，或曰诙谐和调侃，这可能是口语和叙事诗歌的理论根源。但是既然是笑话和诙谐就要有玄机，就要有抖的包袱，就要有事件背后的起承转合。这类似流行的小品，口语和叙事的诗歌就是诗歌小品。在这类诗歌写作中更重要的是要有锋芒，就是尖锐的思想，这就像炸药，在看似稀松平常的表述中突然有炸药点燃。没有这些坚硬的东西支撑，一切俚语和口语游戏都不能以诗歌命名。

（《新世纪诗歌：第三次回归》，《诗刊》2012年11月号上半月刊）

●姜超认为赵亚东的诗歌发生了极大转变，注重收聚锐利、不示雪刃，显得耐心备至、沉着备至，文字看似河面冰封，而水底的激流如地壳下的岩浆在蕴蓄着喷发的能量。赵亚东在保持灵魂炽热的同时，十分苛求技术，强迫自己的诗句超越事实，把握灵魂的瞬间，并试图用诗歌解除因熟视而忽略的惰性，使平凡的事物回复到它新奇的初生状态。

（姜超评论赵亚东《走在路上的雪（组诗）》，《诗潮》2012年第12期）

●诗人写意说：一首诗的好坏，首先在于内容，其他所有技术手段都是为内容服务的。打动人心，让人肉体和心灵震颤的作品无疑是好的。诗歌的在场感也是我看重的，我倾向于一首好诗应该有小说一样的内容或者情节，这样才情感饱满，场景强烈，才能让一首诗有超大的容量，有不同寻常的内涵和外延。还有一个就是视角。诗歌是陌生化的语言艺术，陌生化，不是指文字新奇、生僻，而应该是指视角独特、新颖，能挖掘并使之良好呈现的一种构架。关于诗歌的意象，我更倾向于把它比作调味品，该不该放，放多少，什么时间放，那就要看“厨子”的手艺了。

（《诗人论诗》， 《诗选刊》 2012年10月号上半月刊）

●张执浩认为蓝蓝是当代诗人中极富创造活力的一位，她的写作并无刻意的性别意识，始终将自我放置在一个天然的精神祭台上，在自我审视中保持着对艺术忘我的激情。她用一种确凿的语言反复与飘忽的现实过招，以混乱无序的日常抵抗着汹涌的人性困境，一如她所引用的赫塔·米勒的话：“语言并不完全覆盖故乡”，但诗人终归有指认并靠近“故乡”的可能。

（《诗空间》卷首语，《长江文艺》2012年第12期）

●许多余说：一个真正具有智慧和远见的诗人，不会加入任何流派，不会认同任何纲领，不会局限于任何单一的创作模式，不会屈从于任何权威的“诗歌律法”。诗人是时代的见证，也是时代的声音。诗人理应成为时代的领航者，而不应成为时代的消费品和牺牲品。任何有预谋的宣言都是卑微和下流的，君子群而不党。任何贴标签的做法都是愚蠢的，当诗人走在大街上，被一眼认出，那才是可悲的。诗人必须对一个时代提出要求。“这种要求要对新时代而言是无法实现的，这种精神的痛苦才能被创作的快乐抵消。”从而达到超越时代的高度，以指引人们走向光明——这是诗人存在的惟一价值。现在还来得及，否定或者修饰，从而重塑我们自己独立的精神和人格。诗人必须具有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的自我境界，“在一分钟里还有时间，决定和修改决定，过一分钟又推翻决定。”

（《我的状态主义观》，《北京文学》2012年第12期）

●王幸认为：未来新世纪诗歌的发展，依然会呈现这样一系列的情形：一、乱象还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存在，这种存在将会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各个阶段而有所不同。这种诗歌乱象的存在，将会在中国社会转型成功后逐渐地变得稳定，但稳定后的新世纪诗歌不会是单一的，而必定是多元的，这是由中国社会价值多元化所决定的。二、在乱象的背后，新世纪诗歌实际上一直在一个正常的层面上发展。三、民刊和网络将仍然是新世纪诗歌的强大推动力量，资本的进入和微博时代的到来，使诗歌进入人们视线的频率会更高，但是，“诗歌重返人类生活”的道路仍然不会平坦。

（《新世纪诗歌的现实和未来》，《当代文坛》2012年第2期）

●张未民说：诗构成一种生活。其实当我们天真地以为诗可以超越生活，固执己见地说着诸如诗歌写作是我们的生命形式、生存方式，诗歌语言是人类生存之屋之类的话的时候，就已经从诗歌的背面认定诗歌是一种“生活”了。所有的超越都不过是生活中的超越，而“生活”是我们的共同体和世界语。在此生活意识之上，新世纪的诗生活和更广阔无边的人类生活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如此而已。

（《假如“生活”已经来临》，《作家》2012年第11期）

●王晓静认为：在宁夏的诗歌阵营里，马占祥不仅仅拥有回族这个特定的民族身份，同时是一名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和内心指认的青年诗人。给人的感觉是，诗人似乎至今都走不出“半个城”，他的诸多诗行，以一种视频般的镜像摄入方式，审视自己至今仍然居住和生活着的土地上的每一个村庄，以及村庄的每一个角落，不断寻觅看似不起眼的美的事物，发现万物无间隔无距离的美，然后着墨成诗，于传统旋律中融入现代节奏，不粉饰，不奢华，不浮躁。也因此，他的诗歌大都短小精干，高度浓缩，甚至给人以惜字如金的感觉。

（《源自生活流动的韵律——读马占祥诗集 〈半个城〉》，《朔方》 2012年第5—6期）

●陈先发说：当下中国的诗人群体整体上很浮躁。一方面，那些对汉诗传统持极端否定立场的人，事实上，其中的多数人或许不懂汉诗的本土基因。网络时代的即生即灭即兴写作样式庇护了他们“以不懂而快速新生”的状态。他们举着反对的旗号却不知要反对的是什么。这种过度感性的革命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出现过多次了。从方法的角度观察，许多诗人用的即便不是东方人自己的旧东西，也难免是西方诗人的旧东西。所以他们的新生状态，是可疑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本土文化基因在当代汉诗写作中（节选）》，《名作欣赏》2012年第12期）

●诗人甲戈说：诗歌不管是什么形式、流派，到头来拼的是生活，是心灵，是德行修养。说实话，我写每一首诗都是艰难的，我从来不轻松，尽管我从来没有刻意强加给自己什么，但我又总是力图从我的诗中传达出生命的愉悦。

（《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创作谈）》，《时代文学》2012年11月号上半月刊）

●杨四平认为诗歌的形而上学，诗歌语言本体论，诗歌写作的方法论，强调诗歌语言的自律性，与西方“纯诗”的提法比较接近。一直以来，受到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的持续影响，我们总喜欢分出“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诗歌的外部问题与诗歌的内部问题，把活生生的一个艺术有机整体割裂开来，从而造成了对诗歌的偏识或误识。所以，张枣直言不讳地强调诗歌“抒情动作本身”就是诗歌的“主题”，而非我们以往所说的形式。其实，在我看来，张枣提出的“元诗”有两层意义。第一是从诗歌本体论的角度命名诗歌，就像有的人所说的诗歌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诗不是散文”；第二层意思是要清除各种强加给诗歌的错误认识，还诗歌一个本来面目。

（《新传统：新诗技艺的普遍真理性规则》，《清明》2012年第6期）

●诗人沈奇说：我断断续续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一直是一种随缘而遇式的即兴记录，较少有确切方向和目的性，或者说一直处于一种“业余状态”，虽真诚而乏创造。直到《天生丽质》的“不期而遇”，才真正找到了一点“实现自我”也不乏诗学探求的感觉。我在《天生丽质》的创作笔记中坦言：“半生追随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历程，亦步亦趋、如履薄冰而虔诚有加。近年忽而反思之下，实验《天生丽质》，小有所得：内化现代，外师古典，汲古润今，融会中西而再造传统，以求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找回一点汉语诗性的根本之美——或可为只顾造势赶路的新诗之众提个醒。”

（《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11月号）

●陈祖君认为从诗歌地理的角度来看，沈苇所歌唱的新疆，与昌耀诗歌中的青海、于坚笔下的云南，都是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中具有地理意义的写作实践。他们的探索，常常通过个人的观察和体认，使特殊的地域性与存在的日常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可贵的异质性。相对于全球化、都市化所带来的同质化写作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沈苇：自觉扩张诗之疆域的当代诗人》，《扬子江诗刊》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