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

《康德著作全集》，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56.00元。

1784年秋天，从未走出哥尼斯贝格这个普鲁士边远城市的康德，回答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什么是启蒙？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康德的这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在康德众多晦涩而冗长的著作中，这是相对易读且简短的）

时，反观现实社会，发现思考启蒙的问题仍是多么必要，思考启蒙的问题仍有极大的必要。

康德开门见山地说：“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P39-46，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引均来自此文，不再标注）。康德明确地指明了启蒙的问题在于从一个状态中走出来，而这个状态就是“受监护”的状态。康德带着责备的口气说，这状态是“咎由自取”的。因为在康德看来，这种状态并不是由于人本身缺乏理智思考的能力，而在于人缺乏勇气和决心来运用自己的理智。康德大声疾呼：“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

康德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呼吁，源于康德对理性本身进行了严肃而深刻的研究。康德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思考，写成《纯粹理性批判》，对理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康德回答了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康德虽然指出了物自体本身的不可知性，但是物自体之外的表象却是可以认识的，从理性的认识能力上讲这是可能的。虽然有人批评康德是不可知论，但康德至少明确了理性可以认识的空间仍然是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