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纬

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的摄影作品在当今世界极负盛名。作为纪实摄影大师，萨尔加多在他40年职业生涯里从未停止过对全球性问题的关注。他游历过120多个国家，作品被视为最重要的摄影史文献之一。他的照片不仅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有着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其作品的销售金额，曾占到马格南图片社年收入的一半。

虽然萨尔加多与他在马格南图片社的前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等人有一脉相承之处，比如相信直觉，将“自我”搁置一旁，但他的摄影实践有独到方式。他觉得走马观花拍出的照片浮光掠影，缺乏深度，走进所要拍摄的人群和环境里，与其共处一段时期，才能使照片更具质感。

从1986年被誉为“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视觉版”的第一本影集《别样美洲》开始，到1993年的《劳动者：工业时代即将消逝的形象》和2000年的《迁徙：转变的人性》，萨尔加多最显著的风格特点一直都没有改变，就是不论面对什么样的主题和对象，他都坚守着人道主义精神的视野。在乌克兰的钢铁厂、印度的煤矿、古巴的甘蔗田、卢旺达的茶园、意大利的渔场、玻利维亚的锡矿厂、美国的屠宰场、巴西的金矿厂、中国的自行车工厂，都曾留下萨尔加多的身影。1986年，当他到达巴西佩拉达山露天金矿时，他看到了艰苦危险的宏大劳动场面：5万多个淘金者挤在一个巨大的土坑里面，背负着沉甸甸的矿土，靠摇摇晃晃的木梯攀上爬下，随时都有摔死的危险。萨尔加多认为：“他们虽然衣衫褴褛，甚至赤身裸体，但仍然具有人的尊严。我深感世界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良心驱使我把这些拍出来。”

1993年至1999年，萨尔加多在40多个国家拍摄的照片，汇集成了史诗般的《迁徙：转变的人性》。他由此体验到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使用日益创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同时，也进行着从传统的、固定的生活方式向不断移动的生活方式的转变。由于人是生产和生活的主人公，因此，人的迁徙成为这个世界日益增强的移动性的直接表现。

良好的经济学素养、丰富的经历，使得萨尔加多能够挖掘出影像背后一些隐蔽的内容，诸如当代性、国家神话、对历史的理解与叙述、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考察这些内容有助于解释世界的面目。《迁徙》系列涉及了国际迁徙、难民、非洲悲剧、离乡背井的人口城市化、当今世界的儿童成长等问题。萨尔加多自述道：“我希望人们看过这些照片以后，能够用一种带有尊重的、全新的眼光看待身边的移民。希望坐在美国某个餐厅里的年轻人看到墨西哥裔侍者时，能够想到他或他的父辈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充满勇气地推进生活，为了工作和尊严打拼。这样的精神，存在于我的每张照片之中。”

萨尔加多的座右铭是：“摄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用信念去摄影是我生活的准则。”对于一个追求舒坦生活的人来说，阅读萨尔加多的照片不是一种愉悦的享受，而会留下对遭受打击的深刻体验。当类似遭受不幸的感觉使我们置身于回荡着苦难呻吟的苍穹下，我们就像参观地狱的但丁一样不知所措，而摄影大师正以凛然的姿态，悲悯着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们。

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是不是纪实摄影特别擅长体验苦难？真正优秀的摄影师从来不会无动于衷地将目光滑过人间疾苦。所以，卑微的乞丐远比趾高气扬的富翁更易于打动他们，民粹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天然的倾向。穷人和底层是摄影不断光顾的领域，纪实摄影师将这个传统不断引向高峰。然而，摄影仅仅是历史结构内部的一种微弱的声音，在许多重要时刻，摄影对芸芸众生的同情之泪起不了什么作用。在设计未来历史方案的时候，摄影的作用远远不如史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家的运筹帷幄。在这个意义上，萨尔加多怎么可能撼动哈耶克们的市场？全球范围内，市场机制及其运作依然如日中天。齐泽克引用詹姆逊的话说：“现在已经没有人严肃认真地考虑可能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了。”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承认，萨尔加多的不安和质疑并没有丧失意义。首先，纪实摄影师还是有机会有效地卷入而不是退出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进而，摄影语言形式被提炼为一种有力的叙述—这种叙述可能击穿意识形态的强大结构。当市场或者消费者拥有的意识形态试图将一切解释得理所当然的时候，摄影可能揭示出问题内部隐藏的复杂维度。在资金、利润和权力的驱遣下，大众传媒往往按照意识形态的口径报道社会现状。这时，摄影的拍摄对象可能恰恰是意识形态遮盖的内容。一个信息如此丰富的时代，摄影还能如此尖锐地甚至令人嫌恶地存在，这是幸运，也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