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恒 郎 玫

我国外向型经济本质是出口导向型，理论隐喻是新古典经济学，①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从其诞生至今仍主宰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即自由贸易能够产生财富的集聚。但对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的我国经济而言，国家、社会、经济变迁已有了自身的演化逻辑，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架构的经济政策的重估和调整已势在必行。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进一步发酵，外向型经济瓶颈日益凸显的今天，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成为理论和实践中争相讨论的焦点。本文试图借助熊彼特创新理论，②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以 “创新理论”系统论证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死亡，最终被社会主义自然代替。其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对经济社会学的探索是经济学乃至管理学的重要遗产，其 “创新”学说成为21世纪的主流思潮。通过对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演化进程的分析，诠释我国外向型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和路径抉择。

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 “熊彼特”周期

熊彼特概括出了工业经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长、中、短三种周期。第一种是非常短期的，出现频率为平均40个月（3年半左右）一次，即所谓短周期或短波。③又称为 “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由美国人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以存货变动为基础。第二种出现的频率为7-11年，④又称为 “尤格拉周期”（Juglar Cycle），由法国人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第三种则50年左右出现一次，它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发明的出现有关，⑤又称为 “康德拉捷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由俄国人尼古拉·D·康德拉捷夫于1926年提出。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从l780年到1842年是以 “产业技术革命”为主的第一个长波，1842-l897年是以 “蒸汽和钢铁”为主的第二个长波，1897年到20世纪上半叶是以 “电气、化学和汽车”为主要创新内容的第三个长波。以此类推，接下来便是当代经历的以 “新能源、新材料和微电子”为主要创新内容的第四个长波和以 “信息、通讯以及网络技术”为主要创新内容的第五个长波。①熊彼特指出，当所有三种周期都同时处于下降阶段时，就会造成累积性的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负面预期，从而发生萧条。也就是说每一个长波的结束都有相应的经济萧条和衰退。

从改革开放确立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策略30余年间，我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增长率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加入WTO后，出口更是以每年超过20%的高增长率持续扩张，创造了经济增长的 “中国奇迹”，我国一跃成为GDP的 “世界第二”，并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出口最多的国家。纵览我国30余年的经济增长，始终遵循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借鉴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②1939年，熊彼特的《经济周期》出版，这是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具体运用。可以分为三个中周期（中波）。

第一个中周期：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我们主要是通过制度创新，确立了市场的地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这一时期最好描述。这一周期的创新不是技术层面，主要来源于制度层面，制度层面的创新培育了市场经济的雏形——商品经济。实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外国投资者纷纷涌入，他们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成为我们最初的拷贝样品。在这个阶段，乡镇企业和个体经营成为改革的先行者，成为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微观单位，商品经济的培育和私营企业的活跃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准备。

第二个中周期：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我们于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制，将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完全剥离，使得国有企业多年积重难返的痼疾得到了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市场进一步的完善，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主要以沿海的来料加工为主要模式开展起来。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值第四长波时期，低端产业转移浪潮的形成恰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端产业纷纷移向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这一人口红利，我国迅速成为了 “世界工厂”，并以跨越式发展的“中国速度”几乎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走了一个多世纪的以 “蒸汽和钢铁”为主要创新内容的第二个长波，和以 “电气、化学和汽车”为主要创新内容的第三个长波。

第三个中周期：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面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我国虽能独善其身，却也步履维艰，也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弊端和积疾，不得不反思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及高耗能的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这一时期，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正处于以 “新能源、新材料和微电子”为主要创新内容的第四个长波和以 “信息、通讯以及网络技术”为主要创新内容的第五个长波的过渡期。第四长波的 “长中短”三种周期都同时处于下降趋势，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累积性的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负面预期开始显现，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开始引发经济的萧条和衰退，“中国制造”的传奇已经无法铸造明天的辉煌。

二、外向型经济发展环境的重新评估

通过三个中周期的改革发展，我国外向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同时又是新一轮改革的起点。重新评估与解读外向型经济发展宏观到微观的环境的变化，是重塑外向型经济改革框架的前提条件。

（一）外向型经济宏观环境变化的反思

1.国际环境复杂化带来的挑战

如果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是席卷了中国开放最前沿的区域，那么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深入腹地，成为各级政府决策与政策推行的重要影响因素。世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市场竞争的区域越来越小，所有的竞争对手都似乎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在政治影响日益紧密、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并存、区域争端不断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西方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西方产业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不但通过虚拟经营和跨国经营完成了产业链的改造，还通过知识经济完成了对产业的重塑，不断开发新的产品，通过产品塑造需求。在新一轮的产业格局变化中，依赖于创新的产业链已经将老牌的制造商淘汰，一切不再围绕产品生产为核心，而是围绕产品的创造过程及其能够塑造出的需求展开。西方国家已经通过产业格局的重塑重新拥有了先发优势，而追赶这一优势的方式不能再是通过制造、市场换技术或是模仿来完成，而是需要积极地融入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大潮中。

2.国内环境多元化所面临的问题

从外贸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越来越大，尤其是出口贸易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递增，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①据海关总署统计，我国外贸依存度2006年到达67%的高点后逐年下降，但都在50%以上，2011年为50.1%。极易遭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再加上过高外贸依存度与国内经济高度内生性，外贸企业与国内商品生产消费的不对称现象，使外向型经济成了获取外汇的机器，而国内居民消费却与外贸关联度越来越小，这一结构性问题导致外向型经济综合效益低、对国民经济复合贡献小。

金融危机又一次警示我们，高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以产品加工和资源出口为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行将就木。2008年至今，我国出口数据急转直下，大量工厂因为没有订单而停业甚至倒闭。②参见孙丹、张炳政：《中国外贸日益艰难》，《中国海关》2012第9期。该文指出：2012年7月底，海关总署对全国1852家出口企业问卷调查显示，52.8%的企业表示订单减少，48.2%的企业经理人对未来出口前景持 “不乐观”态度。中央政府不得不重启财政政策，以巨大的公共支出项目来保障经济增长数据，这种典型的 “逆风行驶”的凯恩斯主义调控带来了2010、2011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并进一步破坏了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公共支出与公共项目的突然膨胀虽然挽救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却由于资源分配重新集中到央企，导致了民营企业在这轮经济危机中元气大伤，市场化改革出现回潮，中观层面的产业数据不容乐观。所以，2011年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来调整高通胀带来的伤害，通胀的预期还没有在调控中减低，新一轮经济减速又笼罩了中国经济，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经济调控在这场危机中显得十分乏力。这把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③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希腊文：，用来表示时刻存在的危险。成为宏观调控的梦魇。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改革路径的多元化已经让身在其中的主体步履维艰，多元所面临的不是持续的动力，而是不同的分力对改革产生的耗散。多元化的改革路径一方面反映了不同阶层的政治取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要开一副人人都适用的 “良方”已不再可能；金融危机后，中国以要素推动型的增长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经济结构转型已是箭在弦上，当务之急是淘汰和重组落后产能，将优势资源集中到产业培育、产业创新上来；从社会与经济的协同性来说，经济发展所塑造的阶层正在通过马太效应占领社会的资源，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性减弱使社会不平等加剧，转型改革路径在今天前所未有的扑朔迷离。

（二）外向型经济微观主体的重新定位

1.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度中的摩擦

沿用经典经济学对宏观、微观的区分，现在的微观经济产品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工业经济中，产品是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所有的需求在先有产品，并对产品不断改进的基础上形成。但在知识经济中，产品的创生过程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产品可能最先只是一个理念，所有的技术与产品都是围绕这一理念展开，最终创造需求。此时我们不是要回到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①萨伊定律是指在古典经济学中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思想，后来经过资本主义长期的经济危机，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供给不能创造需求，经济运行中更为重要的是有效需求。来探讨供给创造需求，而是要揭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新理念、新产品所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产业。新产品的创生完全可能创造出一系列新的需求而彻底改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和想象，甚至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苹果的成功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产业集聚效应与模式多元化的影响

产业集聚效应和模式多元化已经改变了传统产业整合与创新的模式，在我们热衷于将国有企业整合为巨型航母集体上市的时候，却忽略了在产业发展模式中不但有集聚的效应，可能还有分散的效应。大而全的企业能够做到的是规范的经营，而不是创新，只有小而灵活的企业才能够更多地创造分散知识。分散知识的创生造就了硅谷的奇迹，硅谷的成功在于其能够通过小而灵活的创新制造更多的分散知识，再通过不同的治理模式来与大公司联合。产业链的整合也不再单纯是对资源的整合，而是围绕创新、核心技术、物流和运营的高端整合。

3.知识经济创生制度基础的缺乏

技术与制度存在相互匹配性，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够创造价值，技术需要与之相互匹配的制度来发挥其价值。知识经济创生需要有相应制度基础的完善，一味强调知识创新而不注重相关制度环境、管理技术的发展是忽视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相互关系的错误认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但是所忽视的是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对某一项顶级技术的攻克与发明，而是需要将其转化为产品生产的能力；发展创新出与技术整合相关的知识与制度需要长时间的演化过程，没有知识整合能力的技术创新是无法对经济发展带来好处，有时甚至会造成大量的技术与现有体系的摩擦。所以，对技术创新的强调应该转向为对技术创新及其零散知识的整合能力上。例如，我们拥有世界先进的航天航空技术，却缺乏将这些技术运用到实际中的知识整合能力以及将其发展为一条完整产业链的能力。

三、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型的 “熊彼特”框架

从宏观到微观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建立的改革理念和架构已不再适用的今天，我国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之路充满了荆棘坑洼，如果不冲破理论支撑的重重迷雾，不破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融合、创新的难题，转型升级之路将更加泥泞不堪，我国外向型经济将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转型升级没有捷径可走，必须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才能重新找到中国外向型经济转型的 “熊彼特”之路，才能架构起适应经济关系、政治体制、社会变迁的系统性协同演化规律的整体性框架。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熊彼特创新理论比较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 “创新”，不是指发明或创造新的东西，而是指 “新东西”的应用或“旧东西重新组合”的新应用，以获得 “企业家利润”的经济过程。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介于技术与经济之间的中间环节”，“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商品技术开发”，“技术创新并非直接始于科学发现，而是技术发明”，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始于技术——经济构想，终于首次商业化应用”。“先有发明（invention），后有创新（innovation）：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discovery），创新则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实施（implementation）。”企业的创新过程，也是发明——创新之间的关系。创新源于发明而不包括发明，创新又不都是以发明为基础的。

据此，熊彼特提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 “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产品、工艺、市场、资源开发、体制管理等五方面的创新。创新的手段是 “毁灭”旧组合，产生“破坏旧的新力量”；其结果是 “创新”新组合，成功的创新将会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因此，熊彼特式创新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本身将 “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是“旧组合—分拆—新组合”的过程与规则，而不是单纯地强调其 “毁灭性创新”式的突破性结果。是一种 “创造性毁灭过程”（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又可称为 “产业变异”（industrial mutation）。①参见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从对创新理论的分析研究不难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与熊彼特创新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见表1）。从理论隐喻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为我们灌输了一个神话：市场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功能，它能够最终形成市场的出清状态，达到均衡。均衡状态是个完美状态，就像经典物理学中的静止和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完美而神秘。但它却犯了一个不加区别地对待所有的时间和地点的错误，这个错误引起熊彼特、卢卡斯（R·Lucas）、巴罗（R·Barro）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理查德·希克斯等众多学者的批评，他们从理论前提缺失、理性预期与菲利普斯曲线②菲利普斯曲线是经济学中用来表示失业率与货币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模型。失效、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关系的割裂、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等方面对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质疑。③张建刚：《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及其新的发展》，《经济问题》2010第3期。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更重视动态的研究视角，并将创新这个最具有突变性的元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虽然他承认存在均衡和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他认为更多的时候经济的发展是动态变化；从经济增长动力来看，熊彼特认为创新、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新古典经济学很早就阐释了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资本和劳动力的组合所能提供的增长动力已经衰竭，需要靠创新与制度的相互匹配以及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经济增长；从研究单位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源配置与交换作为研究单位，传统外向型经济就是以此为依据，通过自由贸易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而熊彼特则定睛于企业最为重要的原动力——创新，通过创新来推动财富的增长；从研究范围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经济领域，而熊彼特将经济与社会协同起来，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发展当中，充分考虑了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从制度作用来看，新古典经济学最为忽视的一个变量，即制度，被视为是外生的，而熊彼特的创新正是构建在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解释框架。

表1 新古典经济学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比较

（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路径抉择

在知识经济的汹涌大潮中，熊彼特的理论火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外向型经济的路径抉择，并重新找到经济发展的基点。在创新理论背景下的知识经济与新古典经济学背景下的工业经济关注焦点及产业循环链也有着明显的不同（见图1），外向型经济不再是关注外贸数据的增长，而是关注结构的变化，不再是关注经济环境的好坏，而是关注知识的融合和中观产业活力，不再是关心增长的投入，而是关心与增长相互匹配的制度效率。这种视角的转化不是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修修补补，而是彻底的重新审视这一发展路径，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

图1 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关注焦点及产业循环链

（三）外向型经济转型的 “熊彼特”框架

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在不同时空有不同需求任务。而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调，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低端化已成为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制约因素，加上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全球化红利的日益耗尽，外向型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已成为必由之路。关键在于占据理论制高点，找到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回归之路，以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战略、创新的思路和务实的措施实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让我国外向型经济走上一条产业创新、科学发展之路。

1.推进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升级

2009年，我国提出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一度成为我国走出经济低潮的巨大引擎。纵观调整振兴规划，“技术改造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兼并重组”等几乎是一致的关键词，可见决策层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视。但传统刺激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国有企业的整合重组的同时，我们却忽略了培植新的增长点，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当今世界，现代知识产业、服务产业的辐射功能逐渐强于传统制造业，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重心从熊彼特经济周期第四长波的中期早已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知识产业、服务产业的转移。目前，我国的知识产业、服务产业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也低于印度的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知识产业势在必行，外向型经济必须实现由高耗能、高成本的工业经济向低耗能、高效益的知识经济的转变，我们不能只做 “世界工厂”，更要做 “世界创新中心”和“世界服务提供商”，让知识经济成为未来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

2.推进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在熊彼特建立的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 “创新”的企业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①熊彼特认为，新的组合包括：（1）新的生产方法；（2）生产新产品；（3）打开新市场；（4）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5）产业的重新组织。外向型经济的调整和转型，亦可基于此进行：一方面，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技术创新培育和应用，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加快推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海关、工商、质检等部门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联合执法，改变我国企业因缺少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或贴牌、侵权产品多的现状。另一方面，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国际市场取得能源、资源勘探、开发权，以此带动地质勘探设备、资源开发设备和技术服务等新产品和知识产业走出国门。第三，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和转移，努力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能耗高的现状。促进加工贸易产品产地逐步由沿海加工为主向海外、内陆的转移；由受托型加工向自主型加工转型；由能耗加工向清洁化生产转型；由产品出口海外向内外市场销售并重转型。第四，培育新兴出口市场，实施多元化出口市场战略。在巩固欧、美、日等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全方位、多层次开拓非洲、南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

3.推进外向型经济要素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世界里，经济发展是由创新主导下的技术、生产、组织的 “创造性毁灭”，而不是古典经济学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结果。按照他的经济周期类推的第五长波，也就是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迫使我国经济必须从以往对生产要素的依赖中摆脱出来，走跨越式、“创造性毁灭”的经济发展之路，即以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打破既往的路径依赖，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一方面，要加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对依靠科技创新走出困境，提升发展需求十分迫切。抓住这个机会，鼓励和支持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小微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自主创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收购、兼并发达经济体高新企业和知名品牌。另一方面，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由政府主导实施创新鼓励政策和措施，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制，集聚创新因素，保护创新成果。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充实和完善支持自主创新的财政、金融、海关、税收和政府采购政策。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和科技创新奖励力度，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第三，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导致的西方国家产业、技术、人才等资源过剩的问题，用我国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抢抓机会、千方百计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高端人才。

4.推进外向型企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熊彼特将创新的主体称为 “企业家”，并把企业家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建立私人王国的梦想和意志；第二，在利润和金钱之上的对胜利的热情；第三，创造的喜悦；第四，坚强的意志。①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都是开拓者，他们进行创新的动机与进入资本家阶级的强烈愿望有关，创新者通过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为一个沉闷无生气的社会注入了生机。同时也指出，一旦他们获得了成功而进入资本家阶级队伍，通常就会失去其创新的开拓才能。因此，企业家似乎不是一个稳定和持续的阶层，继续创新的任务就要落在那些质疑既定经济生活实践的新企业身上。从此次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影响中我们不难发现，凡是自主创新能力强、产品结构好的外向型企业，都能应对得当、逆势而上。凡是固守老工艺、生产老产品或者靠仿造贴牌经营的外向型企业，大多遭受重创，步履维艰。为此，一方面，我们要针对目前不少外向型企业产品同化、低价恶性竞争的现实，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和同化低质产品，大力培育和开发市场需求，创新创造一些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含量高的品牌产品。另一方面，实行差异化产品发展战略，即根据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和市场需求变化，研发和生产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能在行业内独树一帜，用智力支持或服务特色来提高竞争力。第三，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前沿、创新型企业，向 “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转型。支持有优势的大型企业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兼并、重组，实现向跨国公司、全球企业的转型。探索大型企业与中小创新企业的协作共赢机制，将中小企业创新成果纳入大型企业生产运营体系，提高产业经济的社会化水平。

〔1〕代明，殷仪金，戴谢尔.创新理论：1912-2012——纪念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首版100周年 〔J〕.经济学动态，2012（4）：1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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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伟根，王然.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外向型经济产业转型——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J〕.学术研究，2010（1）：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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