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校长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教育运动，已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当下的教育实践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借鉴。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俞庆棠等一些主流教育人物，还有一大批乡村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形成了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而这其中，刘百川先生就是一位从基层的乡村教育开始沉潜和研究的理论家和践行者。

乡村教育实践

他在江苏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工作的经验基础上，完成了《乡村教育论集》、《乡村教育的经验》、《乡村教育实施记》等一系列著作，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刘百川先生从事乡村教育的历程、经验和他对乡村教育发展的全部理解。这是了解中国乡村教育的宝贵资料。

在“乡村教育运动”的践行中，刘百川主张利用有限的资源广设学校，使之成为社会的中心。“以学校的力量去推动一切的社会事业”，也就是要乡村学校社会化，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责校内的儿童教育，还要负责校外的儿童、青年、成人的教育；学校不仅仅要传授知识、训练技能，更要指导社会生活、改善风俗习惯，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学校还要负责倡导各种社会事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以上三种理想的实现都是以学校为中心，实施儿童、成人、青年的教育，改良社会风俗和文化，举办各种社会事业并是依托学校办理各项事业。学校、图书等设备基本是由祠堂、庙宇、民房等改建而成，仅有车碾乡村学校是新建的，但经费也是乡村人士捐助的。值得一提的是，刘百川利用现代传播设备进行公民教育，他给每一所学校配备了一台直流四灯收音机，目的是用以收听时事新闻，能够使乡村的儿童和青年关心国家时事，并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也使得闭塞的乡村，有了些活泼的生气，各种信息传播得更快捷一些。

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觉得相当的空虚，非常的危险，要挽救这衰落的乡村，自然不是少数人的力量能奏效的。一定要大家都能够到乡村里来，那才有希望”；“乡村里的种种，绝不是在城市里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有许多问题，一定要实地到乡村里来工作，才会发现，有许多事情，也一定要到乡村里来工作，才感觉有兴趣”；“困难问题是伴着工作而来的，工作发生了困难，便是对于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困难解决了，便是工作有了进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在乡村里工作，最不容易看出成绩来，因此我们不希望在形式上有什么成绩表现出来。”

关于乡村教育实施计划与办法，他说：“我们平时所订的计划和办法，都是由各学校去实施，究竟行得通行不通，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现在去实地参加工作，一切的计划和办法，我们都可以实地去体验一下，如果行不通，马上便可以修正了。”在《乡村教育实施记》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刘百川与乡民和儿童交往，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玩游戏，与他们书信来往，一起挖渠，一起栽树，一起改厕，一起防盗，一起禁赌。当然，更多的是他与同仁们共同探讨，共同研究，共同实践，他在大港乡组建了教育研究团体，办起了教育刊物。他主张：“事情怎样做，文章便怎样写，文章怎样写，事情便怎样改进，无论如何不离开事实做文章，更不因了做文章而耽误了本身的职务，至于见解是否特殊，那与各人的眼光有关，我们也无用惭愧了。”

《乡村教育实施记》中还比较翔实地记载了大港试验区兴办合作社的情况。

1936 年11 月，试验区的合作社已经初具规模：聂家滩菜麦生产合作社，社员29 人，社股158 股，股金632 元，开垦熟地31.8 亩；车碾口白石生产合作社，社员28 人，社股52 股，股金245 元；岱河桥白石生产合作社，社员40 人，社股128 股，股金236 元；赵家庄养鱼生产合作社已筹备成立，社员51 人，社股69 股，已缴股金138 元，共计有鱼塘17 处，已经放养鱼苗9385尾；姜湾白石公司改组为白石生产合作社，预计社股100 股，股金能收足500元；田家存桃鱼生产合作社，社员55 人，已认股55 股，预计收足股金110 元，并选择荒地20 亩作为种桃园地；祝家港养鱼生产合作社股金正在筹集，已放下鱼苗930 尾……

刘百川之子刘古平先生说，大港乡合作社的指导思想是：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中大力推行生计教育，提倡组织合作社，把各种副业经营都纳入合作社中经营，并争取通过救灾委员会拨款，由试验区经办兴修水利；由实验区各个学校推动乡村合作社的建立，这也是解决乡村农民贫困的根本办法。大港实验区合作社，就是乡村教育社会化的标志。

乡村教育的思想

在实践过程中，他提出“乡村学校社会化”和“四大教育——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和康乐教育”，以及对如何寻求乡村教师发展的自主性问题的探究，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刘百川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方面。

《乡村教育的经验》，刘百川编著

乡村学校社会化。简而言之，就是将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并办理，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在乡村学校内分设儿童班、妇女班、成人班，并在乡村学校以外办各种社会教育事业。所有校内工作与校外工作都列在学校计划以内。学校的教师不仅是学校的主持人，而且是一切社会事业的领导者。其核心目标可以归结为：“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以学校的力量去推动一切社会事业。” 根据刘百川对乡村社会内涵以及具体标准的阐述，乡村学校社会化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对象的扩大化。从教育对象上看，乡村学校社会化是希望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责教导学校以内的儿童，还要负起责任来教导学校以外的儿童、青年、成人，以及儿童的家长。

其次，学校职责的大大增多。学校职能的社会化是乡村学校社会化的最突出表现。简而言之，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起教育的责任，传播知识，训练技能，同时还要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指导社会生活，促进风俗、习惯的改善，使学校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

如何使学校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呢？刘百川思考后认为，一方面“学校对于社会的状况，要彻底明了”，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学校的社会教化职责，要密切联系当地的乡村，要善于解决矛盾，要高效和智慧地利用好学校的设施，等等。

乡村教育的四大内容。刘百川通过对乡村社会细致入微地观察，认为要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就必须举办“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和康乐教育”这四大教育。这四项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为前提，所以必须合并办理。学校不仅要成为儿童教育和失学民众教育的场所，还要负起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责任。总而言之，学校举办的这四种教育，从各个方面促进民众及其乡村社会的进步。但这四项教育的全部内容都要同时完成，在有限的经费和师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分步完成。于是，刘百川综合考虑了经费、师资、教育规律、乡村情况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每一种教育分期完成的标准，可以说，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对于解决乡村教育难题，是很重要的策略。

刘百川认为，要实现四项教育的普及，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语文教育，首先要学龄儿童都入学，且每户除了学龄儿童外还要有一人能读书识字；第二步要三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妇女及成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能读书识字，一般民众都有普通演说的能力；第三步，全民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要达到读书识字的标准。

公民教育，刘百川认为首先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能参加团体生活，且能“准时出席各种集会、指导遵守公共集会之秩序、服从团体之决议、热心为团体服务”；第二步是参加组织，了解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并能尽自己的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利；第三步，所有公民都能运用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推动地方自治。

生计教育，首先是每户都要有一人有正当的职业，并能够维持生活；第二步，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民众都能有正当的职业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般民众普遍受过职业训练或职业辅导教育。十八岁以上的成人，不论男女、贫富，都愿意从事生产劳动工作，自食其力；第三步，就要实现生产事业科学化，能够组织合作社来解决民众的需求。成年的民众每人都愿意参加合作社，用合作的方法经营生产事业。

康乐教育，首先家庭都能注意卫生清洁，每一个人都能戒除不良的习惯，锻炼身体。第二步，每个人都能有适应自己的娱乐和运动，且能养成公共卫生的习惯。创办乡镇卫生所、运动场、俱乐部等，使得每一个民众至少有一种以上的娱乐及运动。第三步，要有健全的组织、永久的实施保障民众的公共卫生与娱乐的设施，并逐步降低疾病死亡率，提高民众的平均寿命，健全卫生所、运动场、俱乐部等组织，充实设备，能够服务于全体民众。

乡村教育的关键，在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刘百川本人是深谙教师成长之道的，他是一块研究成功教师的“活化石”。丰富的教学、行政经验，赋予他教师教育精准而独特的深刻见解。一所学校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刘百川指出：“做教师的要有健康的身体，要有丰富的智识，要有高尚的品格，要有科学的头脑，要有办事的才能，要有劳动的身手。要做教师，这些条件都得备具，才能愉快胜任！”

怎样做好教师，首先是相互切磋、琢磨，其次是方法采用。刘百川采用的方法中最为重要的是自我教育法——自学、记日记、反省。教师自我教育的方法是指教师自觉主动地通过阅读、交流、日记等方式，提高自身的教育专业水平；其核心是教师通过各种活动，能够主动、自觉而不是被强迫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刘百川将教师看成是一件充满乐趣的工作，教师为了个人的专业成长，也为了增进教育科学，需要兴趣熏陶、进修实习、研究讨论等，他成立了中国教育研究社、教师工作日记展览会、读书经验交流会、教育经验交流会，后期还创办、编辑杂志，刊发教师心得。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总结心得，坚持每天记日记，几十年从不间断。

最后，报刊宣传同样重要。刘百川鼓励教师写工作日记，广泛开展读书心得报告会或教育研究会，并将记录辑录成章、成册，在创办的《乡村教育》月刊，在《新江苏报》、《苏报》、《通讯研究》、《中央日报》等报刊上选编发表。刊发心得与问题，供同人参考，与他人商讨，青年教师亦很乐意及拥护，找问题，做教育研究，通过报刊实现交流，深化教师专业自主性，教师自主发展与互动发展成为可能。

另外，刘百川还将提高教师水平的重点放在了教师在职进修方面。“教师工作很忙，怎样抓紧时间进修，而且能持之以恒，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提倡采取自我教育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培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再结合教育视导，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在乡村实践中，他找到了三种简单而有趣的进修方法：“星期研究会”——利用星期日，集合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同事或朋友，不限地点地组织星期研究会、“教学批判会”—— 轮流定期举行公开的教学，让大家来公开地批评；“巡回通讯研究”——利用集体通讯研究的方式进行研修。

结束语

透过历史的烟尘，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作为民国最后的乡村教育的实践者——刘百川或许不是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以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铸就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给后世乃至当代的乡村教育改革发展十分深刻的启迪。作为一个时代末端的中国教育家，刘百川能够走上乡村建设之路，走进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表明了他本人对于中国乡村建设的内在自觉。他通过极力发挥教育的作用，实现整个乡村社会的改良，在试验区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学校社会化”的理论、“四大教育”以及三步走的实施途径，并在寻找教师发展的主动性方面做了不少创造性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可以用来借鉴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