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伟

前言

职业竞技体育是以职业俱乐部为实体，职业联赛为载体，以职业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竞赛为基本商品，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经营体系，并以追求良好的经济收益，使资本在运作过程中不断增值作为运作目标［2］。中国男子足球在步入职业化进程后并没有达成上述有关职业竞技体育的实质及目标。作为职业化载体的联赛在18年的变迁中一直处在一种产权归属模糊、发展方向不明的状态，即便甲A联赛转型升级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也未能发生根本改变。针对当前我国男子足球职业化所面临的困境，有观点提出，应当脱离市场化而回归到原有体制下管理运作。也有研究认为，应当将官方管理机构彻底从联赛中剥离，参照职业竞技体育发达国家的模式成立由社会资本主导运营的“职业联盟”。但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应当是我国男子足球项目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前者不适应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一种倒退。后者则忽视了我国男子足球职业化实质是“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职业化”，难以摆脱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影响［3］。2012年中超联赛“管办分离”措施的提出，是我国男子足球职业化走出困境的最好契机，但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即管办分离是要分离什么？怎么分离？能否切实解决联赛收益低下且分配不合理这个职业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本研究将中国足球超级联赛视为实行股份公司化运营的国有控股企业，而不是私企或社团法人进行研究，提出中超联赛“管办分离”的重点应当是解决联赛股权结构中的资本权力错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