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集中度、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2013-07-08邹毅苏莉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

商业经济研究 2013年32期

■ 邹毅苏莉（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30）

引言

在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正经历着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大变革，如何调整和优化银行业结构，提高金融机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大量的理论研究显示，银行业的结构体系对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国内外学术界存在明显分歧。与此同时，资本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重要影响。实际上，资本流动意味着资本及其所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空间移动可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在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银行集中度、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系统地把握银行业结构变迁、资本流动对资源配置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使决策机构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

研究设计

为了考察银行集中度、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在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同时，在模型中引入银行集中度和资本流动等变量，然后根据样本性质进行实证研究。

（一）银行集中度变量

鉴于各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数据可得性和统计指标口径变化等问题的约束，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对银行集中度指标部分年度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技术处理，可能产生的误差对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二）资本流动变量

王小鲁和樊纲（2004）认为在对我国区域间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进行考察时，误差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跨地区资本流动的构成主要包括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银行信贷转移、外商投资以及其他渠道的资本流动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lntrans）、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lnfdi）和银行信贷转移（bankcre）三个指标来衡量区域资本流动。银行信贷转移按照各地的信贷资本流入和流出进行衡量，具体计算方法为各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年末贷款余额减去存款余额。

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另外，由于个别银行数据统计不完整，本文还参考了部分地方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资料，并进行了谨慎的估算。

（三）经济增长变量

衡量各地某年经济增长的常用指标是GDP增长率（GROWTH）和人均GDP（AVERAGE）。人均GDP去除了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可以反映区域GDP增长的相对趋势，因此，本文选择人均G D P（ln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中国各地区GDP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为剔除价格因素，以1997年的不变价计算得到。

（四）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了下列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开放程度（lnexin），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度量；人力资本存量（lnhuman），Romer（1986）用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数量来表示人力资本存量，Lucas（1988）则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来表示。本文借鉴Lucas（1988）和王小鲁等（2004）的做法，以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存量；市场化程度（lninves），以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表示；腐败程度变量（lncor），以每万人腐败案件数作为度量指标，计算方法为各地区人民检察院每年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数与年底总人口数之比；基础设施建设（lnhm），以每万人拥有的公路里程度量（Cheng et al, 2000）。以上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中各地区的“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由于2010年的各地区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部分省份数据不完整，通过线性估计的方式予以补齐。

表1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

表3 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

根据研究目的，构建以下模型进行检验：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j表示年份，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组，αi表示截面单位省域特征，β、r为待估系数，εij表示随机扰动项。另外，为消除异方差，所有变量数据取对数进入面板回归模型（银行信贷转移除外，原因在于银行信贷转移的计算结果多为负数，故无法取对数）。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30个省份（不包含西藏）的跨年度（1997-2010年）数据作为样本，主要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面板回归，F检验结果表明应选用不变系数模型，同时考虑到样本数据的时期个数小于截面个数，本文在使用不变系数模型进行回归时将采用截面加权估计（cross-section weights），以消除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的影响。基于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研究结论，本文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地区层面，具体采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沿海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1个省市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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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集中度变量、资本流动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银行集中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银行信贷转移西部地区流入最多，其次是中部地区，只有东部地区少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部地区最多，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少；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人均GDP两个指标均以东部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控制变量方面，东部地区的HUMAN、EXIN和INVES指标在各区域的均值最高，说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优于中西部地区，Sanchez（2006）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在吸引外国资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东部地区FDI的均值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结果也印证了Sanchez的观点。而东部地区的HM指标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Cai and Treisman（2005）证明了在资本可流动情况下，当地区之间的初始条件差距足够大的时候，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差距将越来越大，也就是落后地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远小于发达地区。这一点与统计的结果看似矛盾，实际上，结合TRANS数据可以发现，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说明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平均投入力度较大。另外，西部地区的COR指标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的腐败程度较为严重，制度环境相对恶劣，刘英（2009）认为较差的制度环境容易引起投机性的资本流动并会造成经济的振荡和低增长，这也与西部地区人均GDP最低的状况相符合。

（二）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

表2是关于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分区域的结果看，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西部地区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结合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银行集中度越高，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这一点不仅为SCP范式的主要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与部分学者（Freixas et al，1997；Berger et al, 1989；Hannan,1991；林毅夫等，2009；贾春新等，2008；谈儒勇等，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说明改善银行业结构，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但这一结果没有考虑到资本流动（主要包括银行信贷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因素，因而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下文还将在控制资本流动变量的情况下进一步考察银行集中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对两种情况进行比较。

（三）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

表3列示了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结果。从全国来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从区域来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最明显，其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相对最小。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则最小。由于银行信贷转移数据无法取对数，其系数均为负，但对研究结果并不产生实质影响，因为贷款余额减去存款余额的大致估算，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衡量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间接的从银行信贷转移对区域经济影响差异的角度考察商业银行贷款资金区域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银行信贷转移对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只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原因可能与西部地区信贷资金的投资效果不佳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西部经济的影响较大等因素有关。王小鲁和樊纲（2004）在研究我国20世纪90年代地区间资本流动问题时发现，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本文指FDI）和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本文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信贷转移）呈现不同的方向，前者在利润引导下主要流向东部，利于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但也扩大了地区差距，后者则主要着眼于缩小地区差距，较多照顾西部地区，这一点与本文的回归结果较为一致。从结果可知银行信贷资金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力度最大，东部其次，中部最弱，这一方面反映了西部地区银行集中度相对较高，银行信贷资金更多地服从政府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资本回报率，进而对消除地区差距发挥的作用有限。但从另一个方面看，随着资金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及不良信贷的减少，银行信贷资金在地区间的转移会对缩小地区差距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表4 银行集中度、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综合回归结果

（四）银行集中度、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综合回归结果

表4是银行集中度、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综合回归结果。在控制了资本流动变量以后，全国和各区域的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有两点变化值得注意：第一，从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来看，在没有控制资本流动变量时，区域银行集中度越高，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而表4中，东部地区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于中部地区，这说明在考虑了资本流动的因素以后，中部地区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有所减弱。第二，从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情况看，在没有控制资本流动变量时，全国和区域的相关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西部地区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而表4显示中部地区银行集中度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在控制了资本流动变量以后，中部地区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得难以判定。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银行信贷资金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力度是最弱的，更多地表现为信贷资金的净流出，二是FDI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大于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基于投资环境和投资效率的考量。西部地区银行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程度在控制了资本流动变量以后得到明显提高，幅度显著大于东部地区，这可能是受到政府西部大开发和缩小地区差异等政策目标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信贷转移对西部的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