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 雪（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1120）

引言

1795年一部鲜有问津的法令和1944年时仍尚未止息的一场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们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呢？卡尔·波兰尼写于1944年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就以这样的进路反思了19世纪的人类文明史。在其宏大的人文关怀中，自发调节的市场被视为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这是由于一直以来，经济关系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19世纪以来试图创造一个“脱嵌”的自发调节市场社会的期待，实际上却使其落入一种双向运动（市场的不断扩张及其它所遭遇的社会自保的反向运动）的支配，以至于此种无法消弭的持续紧张最终演化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而19世纪由“社会市场”向“市场社会”的大转型中，斯品汉姆兰法令可谓为转型动力机制形成的起始点。那么，如何理解斯品汉姆兰法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塑造”？它与波兰尼的思想体系关系如何？这一论说及其对它的批判的提出，对于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思索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波兰尼《大转型》的思想体系梳理

波兰尼对规制全球经济的制度的关注，是直接与他多国流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而自1920年以来，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其中心理论关切。同时，他极力反对第二国际的信条：前进的道路被视为是历史发展预先决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