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黎阳

解放色彩—解读野兽主义

文/李黎阳

国王的悲伤布 混合材料 292×386cm1952年 亨利·马蒂斯蓬皮杜艺术中心藏

蓝色的裸妇布 油彩92.1×140.4cm1907年亨利·马蒂斯巴尔的摩美术馆藏

19世纪90年代，官方、教堂与艺术家之间的传统的庇护关系已经开始让位于画商、经纪人与艺术家之间的更加松弛、更加自由的新型供需关系。与此同时，官方大型年度沙龙展严格的审查制度也逐渐放宽了尺度。由于官方的首肯与否不再能够主宰艺术家的命运，艺术家创作的主题不再受限制，对形式语言的探索也有了更多的自由，艺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表现……表现，在我看来，并不是由人的面部表情或一个强烈的动态所反映的激情组成。表现存在于我的画面的整个安排之中：人像或物体所占据的位置、它们四周的空白以及其比例，这一切都起着作用。

—马蒂斯

马蒂斯像布 油彩 46×35cm 1905年 安德烈·德兰 泰特美术馆藏

在西方现代艺术革新中，色彩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熟悉艺术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在相当漫长的古典主义时期，色彩是被视为素描的仆从而存在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对色彩的从属地位做了具有代表性的表述：“在绘画和雕塑中，构图是关键……给草图增辉的色彩是构图的一部分。色彩以它自己的方式给我们观察的画面增添一种生气，但色彩自身绝不能使画变美。”这种将色彩视为素描的补充的观点长期盘踞在人们的心中，以至于艺术史上重视色彩的艺术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受到代表官方立场的学院派的轻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