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对当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2013-06-28冯月季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2期
冯月季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
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Peirce),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不是“之一”,生前仅出版了其著作的一小部分(大约10 000页手稿),艾柯称皮尔斯为“我们这个时代未公开出版著作中最伟大的学者。……皮尔斯很多著作未公开出版,很可能的原因是他写了太多东西”[1]1457。皮尔斯在学术上的贡献涉及数学、逻辑学、哲学、符号学等诸多领域,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至今还鲜有人从人类交流或传播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回溯皮尔斯学说中有关认知、交流等问题的论述,并将皮尔斯的思想与美国后来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方法进行比较,试图说明或许皮尔斯才是“美国传播学的鼻祖”。
一、科学方法的认知论
毫无疑问,“科学”的观念在皮尔斯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皮尔斯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与笛卡尔思想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因此,皮尔斯要做的,就是反对笛卡尔提出的科学的定义。笛卡尔认为,通过自明性的直觉以及必然性的演绎,人类可以获得确定性和明晰性的知识,而“确定性和明晰性的知识”在笛卡尔看来就是科学的全部概念。皮尔斯反对这种科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科学主要关注的不是“确定的知识”,也不是“系统的知识”,更不具有某种工具性目的。“对于皮尔士(斯)而言,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的真理,而是它的不懈追求真理的奋斗。”[2]46科学探究的唯一动机在于内心所怀有的那个确定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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