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吕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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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新城市化的机遇与隐忧
——记第一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

第一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围绕“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机遇与隐忧”这一主题，试图发现并剖析城镇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

□ 本刊记者 吕天玲

6月6日下午，由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主办，广州市容大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一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第一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围绕“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机遇与隐忧”这一主题，试图发现并剖析城镇化进程中的各项民生隐忧，如耕地减少带来的粮食危机、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社会保障不完善带来的城市居民危机感等诸多问题。

论坛依托期间发布的《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的研究成果，邀请高层领导、民生领域权威学者、地方官员和重视民生的企业代表共同探讨相关议题，提出对策建议。

四大民生隐忧

参加论坛的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隐忧。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强调，以“新城市化”作为契机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和改善民生，思路正确，措施可行，但“好经”怕被歪嘴和尚念歪。

在他看来，“新型城市化”如果搞成“人为城市化”、“房地产化”，不但起不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改善民生的作用，而且可能适得其反，违背中央决策者的初衷，产生极大的民生隐忧。

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表示出对上述问题的担忧：“新型城镇化再来搞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非常值得忧虑，用房地产来推动GDP的增长危险性非常大。”

他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去年中央提出城镇化是今后发展的最大潜力，这个提法的后果是各地政府开始蜂拥而动，提出了千亿、万亿计划。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掀起了比以前更大的城镇化投资计划。

“扩大财政和依靠土地财政大搞房地产，这个趋势在许多地方是非常明显的，甚至有的学者提出未来十年要拉动40万亿的投资计划，令人非常担心。”贺铿强调，新型城镇化如果再通过“推动扩大投资，扩大房地产化”进行，有可能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崩溃。

唐任伍很赞同贺铿的说法，他表示：“今年的民生发展报告以新城镇化进程中的民生隐忧为主题，如果中央政府决策者和实施者不解决，继续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推行新型城镇化，就有可能存在四大隐忧。”

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共同为《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揭幕。

第一大隐忧是耕地减少，粮食危机；第二大隐忧是资源恶化，环境破坏；第三大隐忧是新型城镇化形成以后，人口的生活质量在下降，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造成城市拥挤、交通拥堵、噪音严重、空气污染过程增加、垃圾多，生活质量下降；第四大隐忧是“被城市化”。尽管农民进入了城市、上了楼，但他们的心没有皈依城市，这是“被城市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勇在论坛上表示：“城镇化不仅是人口、土地的城市化，而且还是农村居民点变成城镇居民点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进城打工，为城市化做了很大贡献，但以每年的春运为例，巨大的人口流动称得上“世界奇观”。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对整个中国的发展将十分不利。

“今年我们的民生发展报告里面提出了四大民生隐忧，目的就是给决策者一些提醒。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用新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把新型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但是一定要注意发展过程中的隐忧。” 唐任伍说。

避开城市化迷途

论坛上，多位专家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热衷的“造城运动”提出了质疑。贺铿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城市化一定要统筹规划，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不能像过去一味地由政府包办、造城，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

在他看来，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规划，而城市化是要靠市场来做的。“过去有一个很错误的提法叫做‘经营城市’，这一理念使得我们在以往的城市化当中出现了很多误区。本来没有多少资源，也没有多少产业，硬是把房地产作为发展的支柱，最后成了‘鬼城’。”贺铿表示，这不是一个城市发生的问题，这样的造城运动坚决不能继续下去。

《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指出，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在经济上，“一刀切”式的土地征用和“迁村并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导致农民失地失业失养，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甚至沦为“城市贫民”。

其二，在情感上，由于传统社会网络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消解与断裂，使新市民感到“新孤岛”式生存，难有幸福可言。

其三，在居民身份与政治权利模糊上，角色转换与身份认定在客观环境条件和主观认同等方面都存在着现实障碍。

其四，在农民“被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民进城后生活缺少保障，情感缺乏归属，从而可能催生“无产流民”，影响社会稳定。

除农民的“被城市化”问题外，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也在困扰着民生发展。食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服装质量危机屡现，房价狂飙不止，交通拥堵更是家常便饭……这些现象加重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不幸福感。

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保障严重不足，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缺位的问题逐渐显露；医疗资源不足和分配不均导致的“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居民心中第一位的社会问题；上中学难、上小学难、上幼儿园更难，种种上学问题也成为横亘在市民面前的一道坎；流动人口的教育公平问题更是把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

报告指出，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分化和相对贫困导致的被剥削感、社会保障不完善导致的危机感、环境污染和破坏导致的无奈感、人际关系疏远产生的孤独感以及价值观转型导致的堕落感，在城市生活中如影随形，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判断。

“今年我们的民生发展报告里面提出了四大民生隐忧，目的就是给决策者一些提醒。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用新城镇化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一定要注意发展过程中的隐忧。”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则强调：“对城镇化的妖魔化、误解化非常严重。坦率说，对城镇化思考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是对中国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饭煮着煮着感觉有糊的可能性。”

易鹏强调，自己跑过了太多城市，隐约感觉到城镇化理论如何落地仍是个问题。“中央提出新城镇化，到地方怎么执行是一个问题，企业能不能配合还是一个问题，企业、农民或者市民的想法能不能融合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就需要具体的路径、方法、制度来推进落实，否则城镇化也会变成虚化。”易鹏表示。

民生改善之路

第一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上，很多专家谈到了城镇化发展的具体路径、方法和制度。

农民进城后做什么，在民生论坛上被广泛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要用产业发展城市化，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里找到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不仅如此，城市还要通过自身发展来容纳这些进城的农民。

2013年6月6日，第一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就“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机遇与隐忧”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贺铿认为，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人口消肿，城市功能要加强，要发展成为比较有质量的城市，“只有这样，新型城镇化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否则就会成为动摇我们国民经济的不利因素。”

贺铿还表示，土地制度不改革，不让农民有处分权，就实行不了城市化。只有让农民能够自愿把土地转让出去得到一些回报，他才会有更好的资本在城市里就业、创业。

《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指出，新时期城市化发展要谨防走伤害民生的老路子，要改变传统的增长导向型模式，要以人为核心、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推进现代城镇化进程。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有效保护耕地，充分保障粮食安全；建立节水型城市，缓解水资源紧张；打开城市“顶盖”，减污与治理并重；从规划到执行，打造城市生态型绿地；循环利用开掘“城市矿山”，开源节流与绿色能源让城市动力继航；走出困境，创新规划与绿色出行；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和法制建设，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帮助外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及其子女实现“工作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破解“被城市化”隐忧。

唐任伍在论坛上强调，《201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针对城市化进程中新环境下的各项民生隐忧，开拓了民生发展的新道路。在价值取向上，着眼于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权利、促进社会公正、加强人文关怀；在框架上，提倡以“政府主导，精英推动，上下结合，共建共享”为行动模式；在发展路径上，倡导以经济驱动、社会调节、法律支持、文化滋养等切入和落实。“沿着这条新的民生发展道路，《报告》也适时提出了新城镇化环境下各项民生隐忧的具体化解之策。”

这些建议与对策在政策层面起到了对国家和省域民生发展的战略导向作用，以满足中国新城市化进程中的政策需求。

□ 编辑 郭铁 □ 美编 徐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