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华玉 孙亚宜（东台市档案局，江苏东台，224200）

黄逸峰（1906-1988年）出生于东台城。少年时期他就满怀报国之志。青年时期，他为救国救民，选择并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东台籍第一位中共党员。从此，他把自己的一切，同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黄逸峰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经七次被敌人抓捕入狱，始终坚贞不屈；在党内他多次蒙受委屈，三次被迫退党又入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他彻底平反；革命的烈火将本是一介书生的他煅造成叱咤风云的司令，历史的长河又将他浇灌成著名的学者；1939年蒋介石授予他中将军衔，1940年又下令全国通缉他；1946年他又被中共中央首批授为将军，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的主要创始人。

一、热血青年

5 岁时，黄逸峰入私塾读书，师承清代秀才蔡召猷先生。他聪明好学，练就了一手好字，10 岁时就能写出颇有见地的作文。1918年冬，黄逸峰渴望求知，了解世界。他随表哥陈虚舟赴南通求学，用三年半时间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以优异成绩毕业。1922年黄逸峰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主编和出版《合作周刊》，宣传进步思想，在学生中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1924年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一学期后转入复旦大学就读。在复旦大学期间，黄逸峰经常到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创办的上海大学去听课、听共产党员教授的演讲，在那里他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1925年 8月，他在上海大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10月 转为中共党员，成为第一个东台籍共产党员。他兼任复旦大学团支部书记，成为该校出色的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黄逸峰与全市学生一起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积极声援工人斗争。1926年，黄逸峰因组织同学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被复旦大学校方开除出校。之后，他转入暨南商科大学继续就读，并被选为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成为上海大学生中的带头人。

二、播火东台

黄逸峰是东台人民的儿子，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介绍给家乡，将革命的烈火在家乡点燃。

黄逸峰关注着东台革命斗争，源源不断地向东台青年邮寄《红旗》杂志、马列著作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宣传国际形势和国内大事。1927年1月，根据黄逸峰的指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东台县的第一个组织——东台母里师范联合支部正式诞生。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江苏省委为开辟苏北的工作，先后抽调数名党员到东台开展活动，时任省农委外埠工作部秘书长的黄逸峰受命回东台。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东台县委于1928年1月成立，宣益东任县委书记，陈雪生、沈方中任县委委员，时有党员20 多人。1928年3月，黄逸峰受王若飞的指令，以中共南通特委书记的身份来到东台组织农民暴动，当时化名张文彩。1928年5月，因坏人告密，黄逸峰和县委领导人不幸被捕。在受审时，黄逸峰用铁的事实揭露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真相。

黄逸峰、陈雪生、沈方中等同志被敌人用重兵押赴南京国民党特别法庭受审，临行时，黄逸峰对送别的乡亲们大声说：“东台是我的家乡，我人死，魂亦回！”黄逸峰被国民党政府抓走了，但他播下的革命火种继续在古老的东台大地上燃烧着……

三、营救周恩来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黄逸峰日渐成熟起来。不管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党内极“左”势力的迫害，还是被迫流亡到国外，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特别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使他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他只身从国民党军队的虎口中营救出周恩来，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一大贡献。

1 926年10月4日 至1927年4月，黄逸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在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当天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被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扣押。时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的罗亦农，指令黄逸峰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周恩来救出来。黄逸峰与二十六军党代表赵抒，直闯二师师部——上海宝山路天主教堂，经过反复做工作，国民党二十六军二师终于放出周恩来。黄逸峰从“虎口”中救出周恩来，深得中央嘉许，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为此专门接见并表扬了他。在黄逸峰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肖岗的《周恩来、黄逸峰在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都详细叙述了当时营救周恩来的情况。

四、联抗司令

1937年底，黄逸峰在广西认识了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二人一见如故，对抗战大计所见略同，李济深委任黄逸峰为国民党少将设计委员。黄逸峰接受任命后主动要求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大得蒋介石赏识，蒋将黄逸峰升任为鲁苏战区党政分会中将委员。黄逸峰凭着蒋介石的委任状，单枪匹马活动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苏北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之间，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并以自己的“处事公正”和“不爱钱”树立了不同于国民党高官的良好形象。韩德勤不得不主动到东台黄逸峰府拜访。

1937年12月，黄逸峰在泰州李明扬家中会见了陈毅。二人相互早有了解，相见恨晚。黄逸峰当即表示：“敝人愿成为陈指挥麾下的一员抗日士兵。”黄逸峰与陈毅会见后不久，借去重庆述职为名，找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叶剑英明确要求他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以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黄逸峰历经艰辛，终于重新和党建立了联系。1940年9月27日，黄逸峰在姜堰镇曲江楼主持召开了苏北军民代表会议，这是旨在“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的重要会议，苏北新四军代表陈毅在会上阐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中，新四军以五千兵力对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的三万人马，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陈毅要求黄逸峰务必争取李、陈二部中立。黄逸峰运用一切方法动员说服李、陈，晓以大义、陈述利害，李、陈也明白自己的处境，最终做出中立的承诺。在黄桥决战的四天四夜里，黄逸峰和朱克靖、季方、李俊民寸步不离地守在李明扬的身边，监视他的部队行动，以防李、陈突然变卦。由于李、陈的中立，新四军黄桥决战大胜，在苏中、苏北站稳了脚跟。黄逸峰为我党创建苏中根据地、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受到陈毅的器重。黄桥决战中新四军歼灭韩勤德部11000 人，苏北抗日新局面由此打开。

1940年10月31日，黄逸峰以“联抗”部队司令员和战地党政委员会鲁苏战区分会委员的双重身份，在曲塘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史称“曲塘和会”。这次会议使得蒋介石震惊。1940年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县中山堂召开，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安、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4 个县的代表共388人出席会议。胡服（刘少奇）、陈毅、管文蔚、韩国钧（韩紫石）、黄逸峰、朱履先、朱克靖等在主席台就坐。黄逸峰被选为参政会议长。痛定思痛的蒋介石对黄逸峰发出了全国通缉令。

黄桥决战后，黄逸峰受党的指令，担任“联抗”部队司令（任职时间为1940年10月—1944年10月）。该部队全称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是国民党军队的番号。1941年3月，陈毅介绍黄逸峰重新入党。黄逸峰带领“联抗”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兵组织，反击日伪顽敌。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粟裕等新四军首长多次为部队作形势报告，关心“联抗”部队建设。黄逸峰的“联抗”部队先后参加了西征讨伐李长江、北上保卫新四军军部、策动国民党胥金城部起义和多次对日伪军的反“扫荡”作战，为苏中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屡建功勋，被誉为党领导下的统战武装。1944年10月，“联抗”部队完成了党赋予的特殊历史使命，奉令撤销。黄逸峰将自己创建的部队交给了党，出任苏中一分区司令员，并担任中共苏中区党委委员。1945年8月16日，黄逸峰率部包围被日伪盘踞多年的宝应县城，歼俘日伪军两千多名，收复了宝应县城。

五、铁道元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逸峰奉命赴北平，在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担任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处长。黄逸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震惊华北的由美国和国民党军队策划的“安平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揭露了美方“公证人”的真面目，平息了事态，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

1947年初，党中央急调黄逸峰赴东北铁路总局任副局长，主管铁路的修复工作。在交通相对发达的东北，铁路是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在他的领导下，到1948年，解放区控制并修复通车的铁路里程达到9818 公里，占东北通车里程的98%。1948年7月，辽沈战役在即，军用物资调运问题突出。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支铁道兵部队，黄逸峰受命担任铁道纵队的首任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在辽沈战役中，他率部顶着敌机的轰炸，日夜抢修铁道500 公里，桥梁总长3500 米，为整个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交通保证。在被敌人炸瘫的、经铁道纵队指战员抢修好的东北松花江大桥上举行通车典礼，陈云、吕正操、黄逸峰等出席。辽沈战役硝烟未散，黄逸峰奉命率部队抢修沈阳到山海关的铁路，保证解放大军出敌意料地迅速投入平津战役，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任命黄逸峰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又于1950年3月任命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委书记。

六、理论尖兵

1956年8月，黄逸峰奉命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从政界步入社会科学领域。黄逸峰以上海为典型实例，努力探索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的历程。195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和改造》等书相继出版，引起国内外经济史学界的高度瞩目，《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评论文章。此后，《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荣家企业史料》等一批有影响的书陆续问世。

1958年，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抛出了《供给制万岁》的文章，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军事共产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黄逸峰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坚决进行抵制，公开批驳张春桥的谬论，阐明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的看法。20 世纪60年代，对洋务运动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在国内学术理论界的一片否定声中，黄逸峰独树一帜，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对洋务运动的作用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予了肯定。

“文革”中，黄逸峰坎坷的革命经历使他再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累遭批判，被开除党籍，关进牛棚。1978年11月，黄逸峰以73 岁的高龄复出，肩负起重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艰巨任务。他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奠定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基础，成绩斐然。1980年9月，黄逸峰由于过度疲劳，在做学术报告时突然中风，晕倒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坛上。

黄逸峰在病中除了放心不下工作外，希望组织上能公正地处理他的党籍问题。198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此作出批复，同意黄逸峰党龄从1925年10月起连续计算，参加革命时间从1925年8月参加共青团时算起。

黄逸峰与病魔抗争了8年，终因医治无效，于1988年11月27日下午3 时40 分心脏停止跳动。黄逸峰病逝后，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中共江苏省委、中共南京市委、中共东台市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送了花圈。中央和上海市在一线和退居二线的党政领导干部江泽民、朱镕基、陈丕显、彭冲、张爱萍、宋时轮、谷牧、张劲夫、吕正操、黄华、胡绳、于光远、王光美、陈昊苏等数百人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上海市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陈国栋、胡立教、夏征农、汪道涵、赵启正、王一平、杨堤、杨士法、张仲礼、严瑾、姚锡棠等，以及上海社科院和其他方面的人士近500 人参加了黄逸峰遗体告别仪式。《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对黄逸峰的病逝发了消息和悼念文章。黄逸峰的骨灰安葬在“联抗”烈士陵园。1989年上海市决定以黄逸峰名字命名科研出版基金。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黄逸峰》。2006年黄逸峰诞辰100 周年时，上海、东台两地举行了悼念活动。

黄逸峰的生命之树是长青的，其魅力是悠久的、永恒的。他的英名将永载史册。正如戴为然在东台市“黄逸峰同志生平业绩展览” 的序中所说：“逸峰同志的一生是波澜壮阔、辉煌壮丽和不断奋进的一生，也是艰苦战斗、曲折坎坷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从书生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学者的全部革命生涯，是同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紧密相联的。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崇高的思想品德、高尚的革命情操、优良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