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申

中国的石佛造像，早年流失海外者甚多，内中不乏精品，有些代表性的作品，在王昶《金石萃编》、罗振玉《海外贞珉录》、阮元《山左金石志》、端方《陶斋藏石记》等亦有著录。流落到日本的佛像，在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和松原三郎著《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水野清一著《中国的佛教美术》等书中亦多有图版揭载。虽然国内石佛像遗存尚多，但这些流失海外的石像有些颇具学术价值，今择其重要的数尊介绍如下。

较早期的石佛像有北魏太安元年（455年）张永造石佛坐像，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此像为砂岩质，高35.5厘米，出土地不明，光背后有发愿文“太安元年乙酉二月佛弟子张永敬造”。又有“弟子张秉”“弟子张保”“弟子张昌”等多人刻名，可知此像为张氏家族集资施刻供养（图1）。

释迦佛螺发，袒右肩式大衣，禅定印，趺坐于四方台座。台座正面为3个火焰形龛楣的小龛，正中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两侧为二禅定佛，及4位供养人，台座两侧为二狮子。光背呈大椭圆形，纹饰分为5层，外缘为卷草纹，依次为千佛、飞天、千佛、佛养天人。佛像两侧又有二思维菩萨，一手支颐，一腿跷起。此像高度虽不甚高，但造型上具有许多早期石雕佛像的特征，内容颇为丰富，很值得探讨。

早期的铜石佛像经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灭佛运动，所见甚稀。此像为太安元年所造，系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于兴安元年（452年）宣布恢复佛法后不久所造，故很重要。

此佛像有几点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是佛的螺发。十六国时期的佛像多为磨光肉髻，肉髻浑圆如丸，光润圆滑；或者是如汉式的束发状发髻，刻纹清晰。此像发髻如果没经后世修改，应可说是初期所见较早的螺发样式，此点在造像学上颇有意义，例如晚于此像大约5年雕造的云冈20窟大佛仍作磨光肉髻，云冈的北魏初期的佛像也多数为磨光肉髻，或者是受犍陀罗影响的涡卷状发髻及浅水波状发髻。在云冈石窟最早开凿的昙曜5窟中，佛像的螺发型几乎没有见到。这种螺发应是发源于马土腊地方的佛像样式，在晚期犍陀罗造像上也偶然可见，体现出马土腊地方佛像的一些特点对犍陀罗佛像的影响。

中国早期佛像主要受犍陀罗佛像的影响，张永造像在公元455年早于云冈即出现了螺发，说明此像还带有马土腊佛像的因素（图2）。与此尊造像风格相似的还有一尊现被日本私人收藏、高41.5厘米的北魏太安三年宋德兴造石佛像（图3），其构图和衣纹样式均与张永造像极近似，值得注意的是佛像也为螺发，可见这不是偶然现象。从这两尊造像的风格判断，应是同一地区所制造。

张永造像为袒右肩式大衣，内着僧祗支。衣纹形式为扁圆状隆起，上刻阴线一道。左上臂部分的衣纹往往分二叉如燕尾状。这种衣纹是十六国至北魏初期石窟造像中常见的衣纹形式（图4）。此种衣纹起源甚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后西亚一带的希腊化雕刻上，如叙利亚的巴尔米拉（palmyra）出土的飨宴图（2～3世纪）石雕像上即可看到（图5）。犍陀罗的样式被中国加以归纳后的装饰性衣纹，在敦煌石窟早期的雕刻和云冈20窟大佛身上均看得很清楚。这也是宿白先生所谓云冈早期造像溯自凉州的特征之一。张永造像的出土地不明，但从各方面风格分析，此像与敦煌早期雕塑和云冈20窟大佛仍属同一系统的造像，可能是河北地区所造。

台座的正面开小龛，内有二坐佛。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题材，在单尊石雕上出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云冈石窟中的二佛并坐像在昙曜5窟中即已出现，但多见于云冈第二期太和年间（477～499年）。此外，佛坐像两侧的二思维菩萨，应是表现释迦佛出家前的太子思维像。思维像作左右对称状，可见于云冈第5窟南壁下层西侧佛龛内，时代相当于云冈中期（图6）。

大椭圆形光背，最外缘为三叉叶状的卷草纹，这种三叉形草叶纹是犍陀罗柱头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含有希腊和波斯的因素。

此像作于5世纪中叶，属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的容纳与改造阶段，特别是犍陀罗样式仍有意无意地占有较大比重，虽然有些因素较为含蓄模糊，但仔细溯源，不能不认为，张永造像是带有较多犍陀罗因素的早期佛造像，且有明确纪年，可作为研究此期石窟造像和单尊造像的标准器。

此像光背后浮雕“睒子本生”和“舍身饲虎”故事，也是同类题材在石雕上较早出现的例子。

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馆的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比丘僧欣造弥勒三尊立像，是北魏中晚期有代表性的石坐像（图7）。像后有发愿文云：

大代太和廿三年岁次己卯十二月壬申朔九日庚辰，比丘僧欣为生缘父母并眷属、师僧造弥勒石像一区。愿生西方无量寿佛国，龙华树下三会说法，下生人间侯王子孙，与大菩萨同生一处，愿一切众生普同斯福，所愿如是。

像为石灰岩，高94.6厘米。高肉髻，上有浅水波纹，面相丰颐适中。通肩式大衣，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叉腰，持大衣一角。双腿突显，大衣下露出内着之裙，如重叠的水波状。

此像胸前和上臂部之衣纹呈U形平行分布，臂部衣纹与前述张永造像相同，分两叉，如燕尾。衣纹为扁平状，上刻阴线一道。值得注意的是，其双腿突显，两腿间衣纹呈U形，层层分布如水波涟漪。膝盖骨亦极力刻划，突起呈圆球形。

此种衣纹之结构一眼看去，无疑还是从犍陀罗佛像衣纹演化来的。但犍陀罗造像衣纹立体感很强，是较写实性的大起大落式，质感厚重；腿部也是自然的隆起。而僧欣造像大衣有如湿衣，呈出水状，尤其是双腿膝部，极力雕琢突显，可见作者是有范本依据并特意强调这种出水特征的。

虽然此像的犍陀罗痕迹浓厚，但这种出水大衣的处理手法应看到是有马土腊的薄透大衣样式的影响在内的。尤其是双膝盖极力雕琢成球形，与马土腊造像颇有相似之处。但马土腊的衣纹有如圆绳般缠绕于身，分布颇有规律，带有浓厚的装饰性，与僧欣立像的衣纹样式还不相同，可以认为僧欣像是在犍陀罗造像样式的基础上改造为符合中国人审美习惯的佛像。同时马土腊石佛像的出水式大衣也是当时艺匠感兴趣的样式，极力模仿。此立像据云出自房山，北京地区有如此巨像出土尚属稀见。

与僧欣像造型极相似的是桓氏一族供养石佛立像（日本大仓集古馆藏，砂岩，高363.3厘米），像身高大，据传为河北涿县永乐村东禅寺之物（图8）。石像背石刻有“清信士桓俭之侍佛时”“桓囗囗为父母菩萨一区侍佛”“清信士桓保胜侍佛”等文字。发愿人多为桓姓，可知为桓氏宗族集资供养之佛像。据《魏书》“官氏志”，桓姓是鸟丸（又作鸟桓）族内附于魏后改称的姓。鸟丸为东胡族一支，魏建国前亦将诸方杂姓总谓之鸟丸。可推测河北涿县永乐村一带当年为北方游牧民族定居后的村落。

此像造型颇为古朴，高肉髻，浅水波纹，眉高挑，杏眼，尚有十六国时佛像的脸形及五官特征。通肩式大衣，大衣紧贴躯干，呈湿衣塌陷状。双腿极突显，膝关节刻意突起成圆球形。小腿部露出内着的裙，边缘如重叠的水波纹，裙摆向两侧飘出。

佛立像一手叉腰，一手施无畏印，双腿叉开，站立的姿势颇为雄健有力，其原形使人想起印度萨尔那特地方雕刻的最早的一尊菩萨像（时代为迦腻色迦王三年。迦腻色迦王是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左手叉腰的佛造像极为少见，它的原形应与印度初期的佛立像颇有关连（图9）。其衣饰特别是腿部努力表现出水状的衣饰也颇引人注意，可推测当时应有外来的范本。

此像直观甚为古朴，国外有学者认为系十六国北燕之物。但若与前述太和二十三年比丘僧欣造像相比较，即可看出二者的相近之处，尤其是双腿突起，膝部呈球形，大衣塌陷的处理手法极为相似。又从光背看，光背纹饰分为5层，中心为莲花，依次为千佛、连珠和柿蒂纹，最上端为禅定佛与飞天，外缘为火焰纹。其光背纹饰与云冈20窟大佛多有近似之处。

再者，鸟桓改姓桓应是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下诏改鲜卑及所统部落复姓而改姓桓的，故此像应作于太和二十年之后不久。

太和时期的佛像普遍极为精美，形体端庄，雕镂既细致又不失雄健之风。尹受国造石佛坐像可堪称此期石雕造像的代表作。此像现藏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博物馆，高54厘米，砂岩质，出土地不明。为太和十八年所造（图10）。光背后有发愿文云：

夫至道虚寂，理不自兴。然众像不建，则真容无以明；群言不叙，则宗极无以朗。由是释迦能人，见生王宫，应权方便，广设津渡。清信士尹受国，为亡考造释迦文石像一区，作功以就，谨发微愿，上愿七世父母，未来见世，常与三宝共会。又愿亡考，生生之处，遇佛闻法。自识宿命，永不退转。此愿一切运途有生之类，离诸有结，地狱众苦，咸皆休息。缘少微福，普同斯愿。

维大代太和十八年岁，次甲戍四月已巳朔八日壬子敬造讫。

此像为高肉髻，浅水波状发纹，宽额，面形丰颐适中。袒右肩式大衣，衣领作折带纹，左手持大衣一角，右手作施无畏印，趺坐于束腰四方台座上。束腰中部为二供养人持供物，二蛟龙衔供盘，盘中有供物。两侧为二狮子。大火焰纹光背，外缘为火焰纹，内缘有坐佛，正中部为火焰及莲花。

整体观之，此像造型端庄凝重，纹饰精美，光背比例舒展，是太和时期的代表作。与此尊造像形式相似的有多尊太和年间的金铜佛像，如原为日本新田氏旧藏的太和元年（477年）阳氏造释迦佛坐像、太和八年杨僧昌造佛坐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太和八年比丘僧安造佛坐像（内蒙古博物馆藏）、大代某年铜佛坐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上述几尊虽为铜佛坐像，然均为同一格式，即都是释迦佛说法像，袒右肩式大衣，衣领为折带纹，内着僧祗支；束腰形四足方座，方座上饰卷草纹及供养人，束腰部有二狮子；大舟形火焰纹光背，都是太和期间佛坐像的流行样式，尤其大型的金铜像很为典型。此种样式之溯源，仍应推太安元年张永造像为发端，历经和平年间（460～465年）至太和期间而达到顶峰。太和以后，此种刚健雄浑的佛像样式逐渐向别的风格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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