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王

2010年底，在法国巴黎一家拍卖行出现了一件奇特的清朝大型紫檀木百宝大壁柜门（图1）。因为当时是一场小型拍卖，所以拍卖方几乎未作说明﹐只写是百宝镶嵌的木门。

关于大壁柜门

这件大壁柜门高198厘米、宽147厘米，为双门对开式。四外围框固定部分为黄花梨百宝镶嵌花鸟图开光。百宝螺钿精美镶嵌的芙蓉、樱桃、玉兰、竹、菊等等四季花卉枝叶，还有蜂、蝶、鸟、鹊等等禽雀飞虫﹐均形态生动逼真，色彩丰富鲜艳。中间活门部分为紫檀木鎏金铜篆书镶嵌唐朝张蕴古《大宝箴》全文。两侧各有两个铜鎏金夔龙纹折页﹐中心有一个铜鎏金夔龙纹大锁扣。边框四周和两个活门四周都雕刻有精美的牡丹缠枝纹。

大壁柜门上有“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录张蕴古大宝箴”款，应当是1697年阴历四月十五日抄录制作。从其材质、工艺、纹案、修饰、形制等方面看是康熙本朝的无疑。

2011年4月8日，这件大壁柜门再现于香港苏富比拍卖场“皇苑天工——中国艺术菁华”专场中。拍卖会的图录说明摘录如下：

康熙三十六年 紫檀木杂宝花鸟图开光式嵌鎏金铜篆《大宝箴》仿柜式大屏。“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录张蕴古大宝箴”款，198×147厘米。

仿柜屏纪年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1697年）孟夏（四月）。或曾置于圆明园内。据编纂于乾隆初年的《清世宗诗文集》﹐雍正帝曾于圆明园内勤政殿作诗《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其中有“殿壁书悬大宝箴”一句﹐似与本物吻合。或缺实证指明雍正御制诗中提及的《大宝箴》即为本品﹐但雍正帝除有《大宝箴》挂殿壁﹐更有御玺“为君难”﹐文句取自《大宝箴》中的“为君实难”。由此可见中国皇帝对该文的重视。

暂未见有同类硕大屏风著录于书﹐较相近例子可见御制加漆紫檀木贴青金石百福图插屏。售于香港苏富比2008年4月11日，编号2856。另有相类17世纪嵌宝石花鸟图柜，可资比较。见赛克勒旧例子，售于纽约佳士得1994年12月1日﹐编号181。

以上是香港苏富比拍卖场的图录说明中的一些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硕大屏风”定名是不正确的。它只是因为单独放置而被误认为是一个大屏，其实它是一个大壁柜的完整的柜门。笔者曾在随附的拍卖来源资料中见到它在欧洲收藏家家中壁柜上开门和关门的两张照片（图2）。

非康熙盛世不敢为之

正因为它是大壁柜的柜门，嵌于墙壁之上，镶嵌《大宝箴》全文，有了“殿壁书悬”的感觉，所以笔者认为它符合清世宗雍正皇帝一首御制诗中描述的圆明园勤政殿内“殿壁书悬”的意境。《四库全书》收录的《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九·诗·四宜堂集》中有《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独揽万机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

再说说唐人张蕴古和其作《大宝箴》。“大宝”二字就是皇权帝位，“箴”是劝戒规谏之意，“大宝箴”就是对皇帝的劝戒规谏﹐也就是对皇帝的约律警示。这样的文字，上下数千年，几人能为，又几人敢为？只有在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和张蕴古这样的诤臣同存的朝代才会有《大宝箴》这样的千古一文出现。然而即便如此﹐张蕴古之被诛也难说不是种祸于此。张蕴古之后再无此类文章，非后人不能为，乃后人不敢为也。

劝戒规谏或许能被容忍，但是如果有了危害帝王威权尊严之嫌﹐离斩之于市可就不远了。《大宝箴》中一些文字难免有危害帝王威权尊严之嫌。譬如“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邪僻”一词加之君上﹐难道不有辱尊严，没有大不敬之嫌吗？又譬如﹐《大宝箴》中一连十几个“勿”字。受命于天、英明睿智的皇上﹐被教训得勿这勿那，君威何在？再有中国自先秦以来无不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的皇权观念，《大宝箴》的“不以天下奉一人”这一句﹐更是难被一统天下的皇帝容忍，这岂非大逆之罪！

中国历史上因文获罪的事屡屡发生，株连颇广，刑罚甚酷。专制统治者为了消除异端，箝制思想，禁锢民智，维护皇家的神圣形象和威信尊严，对于一切文字著述，只要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大逆不道，必兴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多人。文字狱历朝历代时有发生，而以清代为最，据说“文字狱”一词就出于清代。清代的文字狱始于康熙朝，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登峰造极。这里的“文字”包括对文字的撰写、抄写、收藏，文字狱罗列的罪状往往是“疑似影响之词”“抗愤不平之语”“异端”“悖逆”等等模糊词语。在清代文字狱高压下，谁又敢张扬《大宝箴》这样的警谏帝王的文字呢？

清初诸帝念着祖宗创业艰难，是有克勤克守、兢兢谨谨自律的，也都努力塑造自己正大光明和儒雅渊博的形象。只有康熙皇帝这样的盛世雄帝而且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勤谨克守自律自警精神的帝王才会有这样的博大胸魄，才敢张扬《大宝箴》这样的警诫帝王之文。若非命出皇帝本人，谁敢提它，谁敢写它，谁敢刻它，谁又敢悬挂它？即便皇帝本人，若非皇位稳定，胸魄博大，兢谨克守，又何敢如此？

笔者认为在康熙时代，除了皇家以外，甚至是除了皇帝本人以外，或许有人敢于秘密收藏写有《大宝箴》的书籍或字纸，但是应没有人敢于这样堂而皇之地制作陈设含有《大宝箴》全文的大柜门。也就是说此物必是皇家之物无疑。

《大宝箴》与张蕴古被诛

正如前文述及，关于张蕴古和《大宝箴》，就笔者知见，注意到张蕴古之被诛，难说不是种祸于《大宝箴》，根据如下。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记载，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十二月，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这里的“上”，实际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因武德九年十二月实际上是贞观之初，太宗刚登基，正在赦天下﹐“广求贤人”“择天下贤才”，当然要容忍张蕴古的《大宝箴》，更不会因此而罪咎张蕴古。

从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五年，《资治通鉴》没有了关于张蕴古的记载，也就是说﹐张蕴古没什么大事。贞观五年（631年），一件由小事变大事的事发生了。《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记载：贞观五年秋八月，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上怒，命斩之于市。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一个大理寺丞审一个“得心疾，妄为妖言”的案子，不过是他的日常工作，可是因此而被斩之于市﹐可就是大事了。出了大事可是并非因为什么大罪。一个大理寺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好赖也是中央大员）为了“阿谀”一个刺史（相当于省长，再大也是个地方官员），放纵一个刺史之弟，就被招贤纳谏、英明慎刑的唐太宗斩之于市了，这件事背后的原因值得推敲。由此我想，张蕴古之被诛是否种祸于《大宝箴》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件大壁柜门是康熙朝皇家之物无疑。康熙三十六年圆明园尚未建成﹐推测可能原来在宫中某处﹐圆明园建成后﹐移至圆明园勤政亲贤殿。后来﹐1860年庚申之变﹐英法联军进占北京﹐这件大壁柜门可能就是这时被掠至欧洲的。 责编 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