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卡佳 敖 钰

语言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社会因素导致语言的变化，这是语言变化的外部机制。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分散、隐蔽、靠山”是当时国家对三线建设选址的原则，为此三线建设的时代特殊性和企业的封闭性导致西部山区形成了一个个方言岛性质的封闭的言语社区，很多三线建设的大型厂矿社区演变为集镇，乃至城市，从而形成其特殊的社会领域的语言生活。语言生活的质量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人的生活质量，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吴方言区、粤方言区、赣方言区等地的外来人口整体随迁而进入西部地区，使各个厂矿社区的语言生活在与当地语言接触过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其变异过程，与厂矿社区人群的语言优越感、语言认同、语言选择密切相关。贵州省和重庆市是受三线建设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受吴语的影响尤其严重。本文以贵州省绥阳县风华镇言语社区为个案进行调查研究。

一、贵州省绥阳县风华镇(厂矿社区)概况

贵州省绥阳县风华镇成立于1992年7月，地处县城西南部，与洋川、蒲场、郑场、枧坝等镇相邻，镇政府的驻地风华村，距县城9公里，总面积117平方公里。选择风华镇作为“三线建设”内迁厂矿形成的言语社区调查点，是因为风华镇(厂矿社区)的前身061基地国营3531厂所在地的兴衰发展有很强的代表性。

贵州是国家“三线建设”政策内迁厂矿的主要基地之一。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贵州省曾有大量的内迁厂矿集群，如011基地、061基地、083基地。这几个基地的下属厂矿几乎遍布贵州省的大部分山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以厂矿社区为封闭单元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厂矿社区)的形成多半是源于国营军工企业的隐蔽性。绥阳县风华镇(厂矿社区)的前身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061基地所属3531军工厂。这是一家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大型军工企业，1965年由上海整体内迁至绥阳县今风华镇，内迁时周边还有3534厂、3535厂与之形成三角位势。国营3531军工厂和贵州省大量的三线建设内迁厂矿一样，对国家和贵州省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国营3531军工厂的主要人口来源是上海人，属上海内迁厂，1970年建成投产。为建设需要，厂矿职工除了来自上海外，该厂1970年、1971年、1972年曾经在遵义县的团溪镇，绥阳县等地招收了三批本地职工，1972年还从上海招进了一批上海职工，并在上海培训后直接内迁到该厂工作。在上个世纪的国防需要发展过程中，该厂无论是军用成品总装还是民用产品风华电冰箱，都成为一个时代的品牌和佼佼者。当年发展中的国营3531厂由一个厂区发展成了一个城镇社区，工厂的效益决定厂区城镇化的发展与繁荣，由于厂矿效益好，国营3531厂完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集镇(厂矿社区)。记得当年很多061基地培养的中专和技校学生都想分配到该厂，061基地内部的职工也想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该厂。一直以来，该厂的教育也很受重视，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应俱全，而且教学质量在绥阳县乃至遵义市都名列前茅。厂区的经济文化也很发达，厂区城镇化带动地方周边村镇的发展，周边的农作物也应上海人的生活习惯而发生种植上的变化，当然当地的语言也随厂矿的繁荣而发生变异。如:上海人的“鸡毛菜”“塔菇菜”“不搭届”“乡下人”等上海方言词汇也在当地农民间流行。2007年8月，该厂整体迁移至贵阳市小河经济开发区。从1992年起，笔者就曾经跟踪调查该厂的四个家庭的语言变异，这种变异能够代表“三线建设”内迁厂矿语言变异的一般情况。虽然今天风华镇往日的繁华景象不再，但是，今天的风华镇(原厂区)，还遗留以往厂区城镇的一些语言状况和生活方式。今天的风华镇(厂矿社区)已经划归地方，厂区只有部分车间和重要地域有工人在值班;同时，又得知国营3531贵阳厂区的部分职工又回迁到了这里，有些产品又回到这里来生产，这是否又是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二、贵州省绥阳县风华镇(厂矿社区)语言生活

(一)风华镇(厂矿社区)语言生活格局的形成

社会语言学认为，使用中的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会相互作用并产生社会效应。“三线建设”内迁厂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系统。在一定的时间内，厂矿的保密性和内迁厂矿内部语言的独立性使得厂矿本身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除了生活所需，一般情况厂区职工与周边居民隔绝。随大多数厂矿职工语言交际的需求，厂矿职工的交际环境由单一的内迁地语言(吴方言)逐步向多元化发生变异。他们的社会生活交际圈一分为三:厂矿职工家庭内部交际圈(一种或两种方言，或者是厂矿普通话)、厂矿职工与其他厂矿职工交际圈(同一方言圈，以厂矿内迁时方言区来源方言为主要交际语言)、厂矿职工与当地居民(厂矿所在地方言)交际圈。

调查发现，厂矿内曾经长期使用单一家乡话进行交际的厂矿职工，在厂矿社区(初期)相对封闭又相对多元化的语言环境中，他们会因为频繁的语言接触而发生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的转变，进而导致自身语言的变异抑或是下一代没有“母语方言”的结果;抑或是形成一种新的交际语言，即带有极强语言特征的“厂矿普通话”(上海厂矿普通话)。内迁时的家乡话、内迁厂矿地域方言和厂矿普通话三者在这一特殊群体中长期互通，相互影响与融合，从而成为当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言语社区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调查风华镇(厂矿社区)这一特殊言语社区城镇化进程职工语言的变异过程中，我们用四个家庭的语言生活格局，来探讨其发展与变异。

家庭甲

家庭乙

家庭丙

家庭丁

(二)风华镇(厂矿社区)语言生活格局的变异

1、风华镇(厂矿社区)的双语型和多语型现象

风华镇(厂矿社区)职工的语言能力双语型比例极高，部分厂矿职工之家甚至是多语型。在3531内迁厂矿生活30年以上的家庭中，不少厂矿职工对于厂矿方言(上海话)只是家乡话单语人或是潜在的“家—普”双语人。部分职工虽然已有一定的普通话基础，但由于在厂矿的大部分社交场合都使用厂矿方言(上海话)，厂矿方言使用机会较多，听和说的能力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听的能力较强，说的能力较弱。如家庭甲中的父亲，由于从上海内迁到此，家乡话(上海话)在厂区的强势方言地位，所以一直说上海话。虽然娶妻重庆人，但是两人的家庭内部交流一直是各说各的方言，上海话和重庆话成为这个家庭几十年不变的交际语言，偶尔彼此也说一下对方常用的方言词汇。即便是女儿出生后，他们仍然用各自的方言与女儿说话，女儿也自然成为多语者。女儿一开始说话，也就自然地与父亲说上海话，与母亲说重庆话;当三人家庭交流时，女儿则使用母亲的重庆话。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女儿的重庆话已经没有母亲的地道，而是说带有重庆话与绥阳风华镇地方方言的“混合语”。这一语言格局的变异，可以看出女儿在家庭中的语言态度与对父母关系的亲疏有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女儿可以听、说上海话，但说得少;女儿可以听重庆话，但是使用的是绥阳风华镇地方方言。而作为家庭外社会交流，女儿则通常使用风华镇厂矿普通话，或者与不同的交际对象说对方的方言。女儿显然成为没有确定“母语”归属的一代。

2、以强势方言(上海话)作为风华镇(厂矿社区)日常交际语言

由于国营3531厂属于上海内迁厂矿，在建厂初期至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厂矿方言(上海话)成为该社区的强势方言。很多职工本身虽然不是厂矿方言(上海话)方言区的，但是还是尽量学习上海话以适应厂矿社区交际的需要。如家庭乙、家庭丙中的父亲、母亲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在厂矿社区内甚至整个061基地系统内，为了交际的需要，抑或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交际地位，也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上海话，虽然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因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厂矿社区乃至整个内迁基地系统都以自己是厂矿社区内的人而自豪。交际地位上，社区内部内迁职工优于本地职工，因而人们对社区强势方言(上海话)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就高于社区普通话和地方话。因此，人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本地人身份，都以厂矿强势方言(上海话)作为风华镇(厂矿社区)日常交际语言，这也是一种自我封闭的隐性社会地位和语用层次带来的方言强势和语言认同。

3、厂矿社区普通话逐渐成为风华镇(厂矿社区)交际语言

随着交际面的扩展，原有的厂矿社区内迁人员家庭的重组，家庭下一代的出生和交际的需要，强势方言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后期)也在发生变异。先是有的职工在特别熟悉的交际环境中，各说各的方言，也间插厂矿方言(上海话)，彼此都能够进行交流，也逐渐没有了亲疏之分，如家庭丁中的父母亲。家庭丁中的父母亲是60年代出生的，属于后期进入风华镇(厂矿社区)的，而且文化层次相对前两个家庭要高一些。这一阶段，由于新进厂的不再是技术工人，而大多是技术人才和高层管理人员，风华镇(厂矿社区)原来的社区人群优越感由内迁地人群优越感向受教育层次和工作岗位优越感过渡。原有上海人的社区优越感也逐渐减弱，开始逐渐融入到当地方言和社区厂矿普通话中。甚至有的上海人在本地人多的环境中，转而使用当地地方方言。这一变化，明显看出风华镇(厂矿社区)不同层次人群的社会地位的改变促使社区人群语言认同和语言选择的变化。

作为家庭的下一代，由于他们的学习环境从幼儿园到高中，厂矿普通话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交际语言，所以他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大大增加。为了适应孩子的教育和交流需要，有的家庭的父母(家庭乙、家庭丁)与孩子交流时使用普通话。他们在与孩子使用普通话交流的同时，不自觉地提升了自己的普通话水平，从不会说变为会说，从说得不好变为说得越来越好，成为了现实的多语人。普通话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异，成为厂矿社区第一交际语言，强势方言的语言地位被打破。可见，厂矿职工的交际行为在促使厂矿社区人群实现语言选择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调查厂矿职工的语言使用类型时，我们提供了家乡话、普通话、上海话和其他地区方言四个选项(可多选)供选择。结果显示，双语型的厂矿职工比例很高，占了总人数的78.5%，绝大部分人在3531厂工作时都同时掌握了厂矿的强势方言(上海话)，也同时使用自己的家乡话和普通话(厂矿普通话)三种语言变体。有21.5%的厂矿职工甚至是多语者，在掌握家乡话和普通话的基础上，还能使用上海话或其他方言交流。

三、风华镇(厂矿社区)语言生活格局变异的原因

从我们对风华镇(厂矿社区)语言生活格局的变异和发展调查看，导致风华镇(厂矿社区)语言变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风华镇(厂矿社区)社会成员的内部因素。即风华镇(厂矿社区)人员的流变，厂矿社区家庭成员的重组。根据语言交际调查的历时事实可见，风华镇(厂矿社区)语言格局的变异往往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促成风华镇(厂矿社区)语言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是操不同方言的风华镇(厂矿社区)成员的变动和人们语言态度的转变和语言认同，这是厂矿社区语言变异必须的内应机制。另一个是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风华镇(厂矿社区)的语言变异经历了强势方言期——强势方言、地域方言、厂矿社区普通话混用期——地域方言、厂矿普通话使用期。最终厂矿社区普通话上升为厂矿社区的第一语言。

徐大明总结言语社区理论时指出:“社区是第一位的，语言是第二位的。语言产生于社区之中。一个言语社区不一定就对应着一种语言;但是频繁的言语互动的结果往往是产生和保持一种语言变体的基本条件。”风华镇(厂矿社区)是一个(社区)语言的小社会，特定的语言交际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风华镇(厂矿社区)绝大多数职工都存在双语行为。这种行为甚至影响到风华镇(厂矿社区)以外的风华镇当地方言人群，当地的非风华镇(厂矿社区)成员也因此成为双语人(只会听不说)，这是因社会交际的语言需求而发生的变异。这体现语言的一种交互影响能力，而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个人的双语习得若不能进入社会(社区)双语圈，只能属于个人的双语能力而不会产生双语现象(风华镇非厂矿社区成员)。可见，厂矿社区普通话所以最终成为风华镇(厂矿社区)的社区语言，也是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