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东海，王守力，尚瑞花，凌丽平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广东广州510275）

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武东海，王守力，尚瑞花，凌丽平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广东广州510275）

我国众多的竞技体育文化迷失现象伴随着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而不断产生，主体懈怠、客体限制、环体局限与介体困扰成为竞技体育文化动员所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加强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组织引导，完善“体教结合”，建立体育事件应急处置平台，优化竞技体育的制度结构，是走出当前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困境和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竞技体育；文化动员；文化教育

“动员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动员主体通过各种形式的高强度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以促使特定对象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的过程”［1］。中国竞技体育现已成为国际体坛的重要力量，在增强民族自信和自豪感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作为文明与健康的文化运动，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出现了众多的文化迷失现象（本文中所讲的文化迷失现象，不仅指“假球”、“黑哨”、虚报年龄等诚信缺失事件，还包括体育官员价值观的功利化、竞技体育的制度不完善、运动员缺乏人文修养与教育背景、对西方优势竞技项目冲击的迷茫等诸多方面），所以，竞技体育文化动员势在必行。主体、客体、环体与介体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开展，因此，迫切需要为竞技体育文化动员找寻切合实际的发展路径。

1 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现实困境

竞技体育文化与竞技赛场上的竞争犹如竞技体育的“知”“行”两翼，在竞技体育系统内部结构层面应体现出“知”与“行”的内在统一。但与竞技赛场上我国运动健儿摘金拿银相比，竞技体育文化动员则面临着显而易见的现实困境，如果不能厘清这些问题，势必影响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以下阐述制约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开展的几个主要方面。

1.1 主体懈怠造成对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组织与引导不力

竞技体育文化动员主体是动员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包括个人、社会组织和政府，其在动员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担负着动员活动的设计、实施、总结、检查和重新引导新活动的职责。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效果不仅取决于组织者策略的实施，也受制于主体的素质和结构状况。

竞技体育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是通过影响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得以实现的［2］。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曾出现一切以夺得冠军为最高目标的局面。即使在目前各层次的比赛中获得的成绩也是衡量体育官员升迁的重要政绩标准，甚至以此来衡量体育项目和相关人员的存在价值，许多人把夺取奥运金牌当作终极目标，这显然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样浮躁且功利的思维方式下，从中央到地方和各级体育组织对竞技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对竞技体育文化的发展难以重视起来。长此以往，这种为了追逐金牌数量，竭泽而渔、功利主义、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做法，将给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后果。毋庸置疑，动员主体的懈怠势必造成对动员的引导与组织不力，导致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内生动力不足，从而缺乏应有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2 客体限制影响了动员的实效

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客体是动员活动的组成者或参与者，它在动员过程中接受指令并配合动员主体，这里主要指专业运动员，运动员的素质和结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成败。

1.2.1 体育和教育分离导致运动员缺乏相应的文化知识，出路受限

在现行的专业队体制下，运动员最大的问题，就是失去同龄人应有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权力，一些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可以以小学、初中的实际文化程度保送上大学，成为“运动员大学生”，但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修养仍然是不高的，而有幸入读大学只是众多运动员中的少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退役后的个人发展，因此才会有奥运冠军退役后做澡堂搓背工、前体操世界冠军沦落为地铁乞丐等事例。

其次，举国体制决定了进入体育圈的门槛相对较高，业余爱好者几乎难有机会进入职业的行列，而受到中国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通的运动员社会地位并不高，并且作为职业运动员，他们几乎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竞技体育，因为他们的生存技能有限，在退役后往往面临艰难的择业选择。面对这个没有后续保障的“职业”，也让很多父母和业余运动员望而却步，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竞技体育在基层的选材，也让竞技体育文化动员中明星的榜样作用大打折扣。

1.2.2 “三级训练网”呈现出的学训矛盾突出，导致成材率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后继乏人

我国在长期的训练实践中，形成了国家队、地方优秀运动队和业余训练“三级训练网”的模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模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忽视文化教育导致运动员片面发展，造成成材率低、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等诸多问题愈演愈烈，导致出口、入口都出现问题［3］。

所有这些客观现实表明，运动员缺乏人文修养、缺少教育背景的状况制约着动员作用的发挥，导致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缺乏应有的实效性。

1.3 介体困扰造成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缺乏安全与稳定性

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介体是动员客体配合动员主体开展动员活动时，动员主体所采用的手段或方式，其在动员过程中起着粘合剂的作用，是衔接动员主、客体之间的枢纽。安全且稳定的动员介体能增强“正能量”传递，进而促进动员活动的顺利开展。

目前，我国开展竞技体育文化动员主要采用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等方式，但新媒体只是一种载体、一种技术手段，它就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促进动员活动高效、便捷的开展。与此同时，虚拟的新媒体环境导致的价值观念冲突、认同危机等又能带来不确定的、甚至是负面的东西，给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进程带来不稳定性。对于一些体育现象、事件，诸如伦敦奥运会羽毛球消极比赛事件、刘翔退赛、国外媒体质疑叶诗文服用兴奋剂事件、费德勒上海大师赛遭遇“刺杀恐吓”等事件在网络上被传的沸沸扬扬、谣言四起，让人难辨真假，甚至一些别有用心者借此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由此看来，在新媒体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面临巨大的安全隐患和困扰。

1.4 环体局限导致竞技体育文化动员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

环体是指环绕在主体周围并给主体以某种影响的客观现实，动员活动发生的场所或环境是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环体，也可以说，环体是影响动员活动的外部因素。事务的内因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但是外因对事物的存在、变化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4］。当前，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来自内、外部两个方面。

1.4.1 内部环境压力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5］。目前，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首先，制度供给不足、规划间断。我国现阶段竞技体育制度不健全、供给不足，这涉及到运动员职业生涯权益、退役后保障、体育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体育专项资金使用与监督、竞技体育奖金分配与审计等诸多方面。例如“于芬案”折射出的我国竞技体育奖金分配与发放过程中的制度漏洞。“沈阳短命豪华体育场凸显形象工程泛滥”暴漏出规划缺乏长期性、科学性问题。赛场上大家看到的是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真正体现的是其背后的竞技体育制度、体制优劣。这些不足都会间接或直接的体现到赛场上、运动员训练中、国民对竞技体育的认识上，造成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环境的恶化。

其次，资源配置机制失灵。我国现行的竞技体育体制依然是以政府主管主办为主要特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办不分的运行体制严重影响着竞技体育资源的配置。这里仅以足球为例：和欧美发达的商业体育联赛不同，中国足球联赛的主导方是中国足协，足协不仅是政策制定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中国足协仅是个民间性质的团体，这种联赛组织方式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足协是一层外衣，里子却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6］。这种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造成了中国足协既办赛又管赛形成了管办不分的局面，这注定导致问题重生，已成为腐败的温床，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

再次，弄虚作假，赛场乱象丛生。在国内竞技赛场，各类运动会虽然归属不同部门，面向不同群体，但由于与地方政绩、选手奖金挂钩，因此赛风赛纪问题始终难以根本转变。同一名选手，挂上不同的“马甲”便能在各个运动会间成功穿越，时而学生、时而工人，造型百变。除了身份造假外，假年龄、假比赛、兴奋剂、黑哨等诚信缺失事件屡见不鲜，这些不惜扭曲竞赛规则、践踏公平竞技体育精神、玷污运动员职业操守的行为屡禁不绝。

1.4.2 外部环境的压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间体育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现在面临着西方优势竞技体育的压制与冲击，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传承和怎样发展的巨大考验。综合各方面的限制因素，势必导致我国竞技体育文化动员陷入内生动力不够、发展后劲不足、环境压力巨大与效率低下的现实困境之中。

2 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发展路径

“结构决定功能”，同样，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功能也由其结构得以体现，如图1所示。其结构的各组成部分是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协同发展的，在动员的过程中要逐步完善其结构、丰富其内在。下面就从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结构层面来探析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图1 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结构

2.1 修正观念、强化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组织与引导

只有在核心的领导和强有力的组织带领下，动员工作才能顺利开展，因此，亟需加强对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组织、领导，在这点上政府等相关部门责无旁贷。

首先，制度是流、价值是源。在动员过程中需修正各级体育官员的唯“金牌论”的价值观念，切实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竞技体育追求的是身心的和谐一致，展现的是力量与智慧的角逐，表现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归根到底是人挑战、超越自我从而实现全面发展。要深切认识到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竞技体育本质基础上的价值选择，而非功利性的、非理性的、阶段性的竞争过程。让他们真正意识到，满足社会体育需求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保持竞技体育内部系统及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则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其次，政府还要充分发挥其对竞技体育文化发展的主导作用。加大对基层竞技体育学校的投入，力争实现竞技体育事业筹资渠道的多元化，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介入，积极发展体育产业，提高竞技体育的造血、供血功能。“努力提高科研含金量，高度重视体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不断提高运动训练和体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提高现代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水平，培养合格的体育管理、训练、教育人才。［7］”

2.2 完善体教结合制度

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认为：体育运动只有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才能够实现它的宗旨，没有教育的体育会举步维艰。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指出：“失去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失去教育的体育将走向歧途。体教结合能使双方互补，何乐而不为？”因此，竞技体育更应注重它的根本价值，即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人以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外在和内在的统一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和开发，应在“科教兴体”目标的指引下，逐步的把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转移到提高运动员素质的轨道上来，从而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强大动力。

“体教结合”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活跃校园气氛、培养高素质竞技人才、提高学校知名度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对促进我国的教育和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有的体制下，推进与完善体教结合要本着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原则，把彼此的优势发挥出来。

在我国应试教育体制下，在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下，社会或家庭往往无暇顾及体育和教育的结合。这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转变传统的健康观念，切实落实相关政策，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另外，由于竞技项目都有一定的对抗性，这就存在安全风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多数学校不愿意承担的，而且目前并没有针对学校运动伤害的成熟保险制度，让学校在进行“体教结合”的动员和实施的过程中畏首畏尾。在这点上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险种，完善保险体系。

“乒乓皇后”邓亚萍堪称中国“体教结合”打造出的精英，如今，美国“体教结合”体制培养出了哈佛大学毕业生、NBA华裔球星林书豪，由此可见，“体教结合”是已经被证明了的正确的路径，但针对我国国情，在实施过程中相关细节和保障措施尚需进一步完善。

2.3 发挥介体在舆论导向上的积极作用，建立体育事件应急处置平台

网络的普及给民众带来了及时、快捷的资讯，也给大家提供了较好的沟通、交流平台。但如果影响面广、影响力大的体育事件和现象得不到权威部门及时的核实，相关体育法律、政策得不到准确、全面的阐述、传播，一定会带来消极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开展。

相关信息通过正面渠道发布的越多、越及时，流言、负作用的空间就越小。一方面要积极运用新媒体演变的逻辑，鼓励和支持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为民众在竞技体育文化动员领域有效参与和发展方面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应构建起一套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运作特点的传播机制，构建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做好竞技体育事件的发生、进展与公众知情间的良性互动工作，促进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介体更好的服务于动员过程。

2.4 优化竞技体育的制度结构

邓小平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竞技体育制度是竞技体育发展的载体和支撑，对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担负保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1）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促进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的有序开展，需要建立并完善相应的管理体制，如：推动真正意义上的“管办分开”、摆正政府在市场监督、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地位、厘清各方的责任与义务、理顺市场、社会、政府的关系。（2）丰富竞技体育奖惩机制。应建立督促检查和考核奖惩机制，把政策是否到位、措施是否有力、竞技体育内外部矛盾是否有效缓解，作为检验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实绩的重要指标，并纳入考核范围中。（3）巩固竞技体育的保障机制。只有加强对竞技体育工作的保障力度，解决相关人群的实际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促进竞技体育文化动员逐步顺利地开展。（4）建立科学、民主、透明的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赛的运动员选拔制度。（5）实现外来体育文化资源的本土转化，促进本土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

3 结语

竞技体育文化动员是个开放的系统，应该充分汲取其他学科理论以完善自身，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以丰富实践。“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竞技体育文化动员系统是渐进的、演变的，应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革创新。

［1］吴开松.危机动员在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3）：44-48.

［2］刘纯献.建设体育强国的风向标和助推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1）：1-5.

［3］刘纯献.体教结合论［J］.体育文化导刊，2010（3）：74-77.

［4］胡刚.系统论视阈下的文化动员探析［J］.唯实，2012（6）：56-60.

［5］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1）.

［6］林华维.管办分离别成了海市蜃楼［N］.新华日报，2012-02-02（2）.

［7］高炳申，夏德计，纪光辉，等.先进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J］.群文天地，2012（16）：32.

［8］曲鲁平.体育强国理念下全面化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思考［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2（3）：41-45.

［9］陈淑奇.竞技体育中人的异化与生命道德精神的缺失［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1（4）：1-4.

Troubles and Route Selec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 Culture Motivation in China

WU Dong-hai，WANG Shou-li，SHANG Rui-hua，LIN Li-ping
（Sport Dept.，Sun Yat-Sen Univ.，Guangzhou 510275，China）

The competitive sport culture loss has occurred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The competitive sport has to face the subject sluggishness，object restriction，annulus restriction and medium inter⁃ruption.The paper proposes to shake off the troubles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 in China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 motivation，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 training and education，establishing the sport emergency treatment platform and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 sport system structure.

competitive sport；culture motivation；cultural education

G80-05

A

1672-268X（2013）04-0020-04

2013-04-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TY031）。